第94届奥斯卡提名公布之前，热心关注电影行业动态的网友还看到了另外几则新闻：《洛杉矶时报》推出专题报导，揭露了历史悠久的金球奖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它的封闭，它的小圈子游戏，甚至存在贿赂的状况。整个好莱坞都对此表示失望，有的获奖者退回了奖座，今届的提名人很多事先已声明不会出席，合作多年的电视台放弃转播，最后金球奖在网络上公布了得奖名单，匆匆为2021年谢幕。 相比之下，最近这十年奥斯卡遭遇的批评都变得很“形而上”，提名“太白”，学院评审结构太守旧，这些争议都不像是太大的罪名。学院不断打公关牌，努力证明自己更贴近时代，奥斯卡看起来仍然是一个大品牌。 但曾经以“金球奖获奖/提名作品”为标记，顺着金球奖去探索电影的影迷会怎么想？谁和他们一起将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推上金字塔，为每一年的行业趋势添加变数？这让逻辑关系变得混乱起来。到底是一个奖的结果公正有品味，所以它的背书成为一种加持，还是因为一个奖的品牌形象是公正有品味，所以它点石成金？至少在很多前因后果之下，奥斯卡的所谓“选择”，细想起来并没有领先，不过是保守地反应着社会的一种缩影。 字幕电影？ Drive My Car的入围，让人想起92届奥斯卡时《寄生上流》的胜出，结合斯皮尔伯格（史匹堡）翻拍《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拒绝配上西班牙文字幕的事件，奥斯卡终于正经看待外语片了。学院在前几年为了掩盖自己的内疚，将这个类别更名为最佳国际电影。这本身已是一个移民国家的讽刺，谁是“外”？而奥斯卡多年来非但没有试着先行一步，去打开美国中心主义的偏见，反而巩固了这一切。 在《寄生上流》之前，只有十部非英语对白的电影入围过最佳影片，更多在影史留名的巨作连入围的机会都没有。对谈论奥斯卡的人来说，即便是那些非常熟悉电影史和电影批判理论的人，他们也总是以一种“不同游戏规则”的口吻，合理化这一事实——奥斯卡多年忽略非英文对白电影。这也是多年来美国影市的白描，美国观众不爱看字幕——多年累积起来的文化习惯，并不等于正常。电影工业和大众传媒从未想过要做点什么，直到一部按照好莱坞编剧教科书写出来的类型电影《寄生上流》打破纪录。与其说这是拥抱另一种文化，不如说是美国的文化扩张卓有成效，学生青出于蓝，能打败好莱坞的，只有好莱坞。 《寄生上流》活生生就是一部“美国电影”，只是以韩国社会为背景，人物的思维方式和戏剧动因，几乎都是对美国类型电影一种高明的总结。可若它真的是一部英文对白，美国演员担纲的电影，恐怕又只能变成一部票房胜利的商业片，未必可以变成奖项的宠儿。Drive My Car照此比对，“非我族类”。它完全不是按照好莱坞类型工业的习惯创作出来的电影，口味上更接近那些在奥斯卡败北过的“外语片”：聚焦在人物的细腻变化，以及东方人更容易理解的人际关系和自我探索议题。很难想像美国的发行公司如何推广这部片。在评审看不完提名作品，大众却又认为情有可原的当下，电影成了需要叫卖的产品。 Drive My Car与《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两部“外语片”可以入围剧本类奖项，的确堪称学院的“创举”，细想想又觉得很讽刺。剧本的好坏和语言无关，这不该是一个最浅显易懂的道理吗？为什么过去将海外电影引入美国市场的片商们，没有想过将剧本翻译之后报名竞逐奖项呢？这事实可能来自一种双向的轻视，片商觉得学院不会重视，又或者学院及片商与大众所想的无异，沉浸在“美国电影”的荣光里。 最佳国际电影的提名规则也值得商榷。学院让各个国家的政府文化机构选送影片，每个国家只有一个名额，想想是有万国来朝的气势。撇开高低的心态不说，国际电影的选送变成了各国建制力量比拼审美的舞台。这与奥斯卡所谓开放的风气也相违背，比如《时代革命》这样的电影明明可能是香港数一数二的重要作品，它却根本不可能被选送进奥斯卡的国际电影评选名单。而选进国际电影提名名单的作品，也往往是人间大爱或超级议题，非英语语种的大量作品，无法登上这个舞台，被美国电影工业边缘化。 翻拍的意义？ 十部最佳影片之中，有三部是翻拍电影。《沙丘》《西区故事》和《玉面情魔》完全是三种不同类型的电影，若不是奥斯卡把它们一起放进这个篮子里，听者未必有心。三位不同世代的导演，从不同的题材翻拍过去的话题之作，都被奥斯卡火眼金睛看在眼里。 “翻拍”这个动作本身没错，就看用什么方法去翻拍。恰好，这三部翻拍电影有迹可循，走的是同一条路。它们是这个时代对影院观影的最后呐喊，倾尽全力的布景，美术，和团队人数，张扬地展示着如今电影行业的技术顶峰。无独有偶，三位导演也几乎都完全忘记了文本和技术一样需要进步。《沙丘》似乎完全复制了近百年前白人对阿拉伯世界的无形傲慢，《西区故事》几乎完全参考的是旧时代的毗邻社区的族群关系，《玉面情魔》最荒唐，它竟然用了比1947年版本还要陈腐的善恶观念和人物性格来讲故事。 三部电影轻松入围多项大奖，不费功夫地证明了奥斯卡根本不在乎文本。只要用最新的视觉堆叠，加上好莱坞教材推崇的基本结构，奥斯卡就有可能垂青。反例很好举，独立电影Passing讲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城市非裔女性的困境，虽则故事说的也是100年前，其中剧本展现出来的细节和人物自我反省的弹性，都是现下人们的思考方式，而这部电影虽然收获无数好评，却没能拿下一项奥斯卡提名。这就与学院努力营造的贴近时代和改变陈腐结构的形象不符。 制作费提升了，细节变考究了，旧版一场戏五六个演员换成现在动辄数十个临演，学院在意的是这一套体系是否能传给后人，新瓶装旧酒就是他们最想要的。谁知道再过五十上百年，类型电影的拍法是否依然如此呢？学院或者好莱坞工业，本身就像《沙丘》男主角一样，幻想自己是救世主，要用这一系列不断传承的拍片理念拯救第三世界的观众。 工业与影展之争，奖项的没落？ 奥斯卡也好，金球奖也好，甚至欧洲的顶级影展也好，大家的局限和困境于细节上有差异，大体上却相同。几十年来，电影工业对观众来讲都是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力。他们创作，宣传，发行，几乎一手把控着观众可以观看的内容。有的奖项是巩固制度与权力，有的奖项是补充或反叛，无论是大卫还是哥利亚，如果巨人不存在，他们的故事也就不存在。 盗版与串流平台虽然帮助了电影工业统治大大小小的屏幕——尤其在疫情这个大环境之下，但工业的权力却在褪色。观众可以自行决定在什么时候看什么影剧，在哪看，怎么看。他们的片库远远超越了过去院线能够提供的数量，也超越了国家和地区的限制，电影奖的补充作用越来越弱。 或许对于海外影迷来说，奥斯卡或者欧洲影展这样的事件缩短了不同地域的时间差，可是对本土观众来讲，他们要么在公关的轰炸之下熟知一切，只是静待某些作品加冕；要么就是事不关己，毫不关心。Netflix显然是拓展了观影市场的分野。电影《红色通缉令》以超低的口碑评分，超高的收看指数为未来的分众观影呈现了一种可能。娱乐化的影剧内容将脱离“品质”这个指标，更倾向于变成一种消耗品。在这个趋势面前，奥斯卡的位置显然很尴尬。无论它的实际功能如何，学院奖对外的形象一直是代表整个行业观点，嘉许好电影的权威机构。《红色通缉令》的好成绩证明观众的主体对“好电影”的标准越来越松动，奥斯卡的存在就变成了一种行会属性。谁是这个行业最好口碑的员工，谁就能站上这个舞台。 巩固奥斯卡地位最主要的群体，一直是那些介于爆米花电影观众人群和掌握大量资讯的业者、影迷、传媒群体中间地带的人。他们希望看到被认可的好电影，又出于各种原因难以自行找到相关的资讯。这一群人的数量在显着减少。电影行业自己也清楚，他们现在要面对的竞争对手已经从电视变成了短视频，甚至对电影的评论方式都从文字转向了大量的网络图片迷因。电影奖项，尤其奥斯卡曾经是一种电影传播的方式，如今这种模式的权力也逐渐式微中。 但就如同大中华市场成为美国烂片的“抄底圣地”一样，华语地区似乎对奥斯卡的反应依然热烈，奥斯卡还有余威。奥斯卡提名公布时，微信公众号与脸书几乎不约而同地推出了大量文章与讨论，很难分辨到底是发行公司为了预热而进行的宣传，还是观众依然对奥斯卡抱有期待。对大陆地区来说，这种状况或许也不难理解。毕竟如今所有的文艺奖项都收归政府，民间的行业与传媒没有资质可以颁奖。这样的语境之下，摇摇欲坠的奥斯卡似乎有带着一些优点，遑论尽量以技艺为标准的影展奖项。无论从哪个角度讲，电影这种流行文化形式，都会继续与政治和话语权连系在一起，尽管很多人拒绝承认。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