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文章开首，先讲讲笔者一些亲身经历。
数年前，笔者在新加坡读博士班时，和一位“90后”的新加坡同学用英文聊天，我跟她说：我最近在修读新加坡华人史，她说：“其实，我不会叫自己做Singaporean Chinese, I am Singaporean”。这句说话，对我来说，是一言惊醒梦中人。
我们这些来自“大中华地区”（Greater China，即中港澳台四个社会）的人，对华人认同及特质特别执着，即使是抗拒，也是一种执着，所以也就特别关注新加坡华人的中华文化承传。但新加坡华人，尤其是新一代，未必人人都很注重这点，新加坡人就是新加坡人，华人不华人，已不是自己最在意的事。不过，到了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她突然在我的Facebook上，以简体中文留言（注：新加坡的华文教育采用简体字），十分质疑香港抗争者的激烈行动，立场可视为“浅蓝”。
新加坡华人都是“蓝丝”？
“回到新加坡，发现差不多人人都是蓝丝”，这是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一次访问中说的。杨荣文2019年在香港工作，亲历反送中抗争，知道什么是“黄蓝对立”。“新加坡人的政治倾向，较接近中国大陆而非香港”，杨荣文这样说。
的而且确，2019年笔者大部份时间都在新加坡，当地华人，尤其是比较年长的，说起香港的抗争者，不少真的是“暴徒”前“暴徒”后（用华语讲出来），这不但因为他们在政治上保守，也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其实还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例如有些人会说，“美国不想中国强大，所以搞乱香港，搞乱中国”之类的说话。的确，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21年中所做的民意调查，在17个发达社会中（包括日本、南韩及台湾），只有新加坡的人民对中国的观感，是正面（64%）远远多于负面（34%）。
好了，进入正题。今年8月初，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一年一度的“国庆群众大会”华语直播演说中，清楚地说“新加坡的华族不再是落叶归根，而是落地生根。我们有自己的故事可以说，而且一定要把它说得精彩”。李显龙说，新加坡的华人文化，与“其他华人社会”不同，例如语言习惯、音乐等，而新加坡政府亦着力保育及发展新加坡华人文化，所以就在2017年成立“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一方面介绍“华族的传统文化”，一方面亦“展现了我国独特的文化面貌”。
其实，东南亚华人应该要“落叶归根”还是“落地生根”，一直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南亚各地纷纷独立建国时，当地华人一直在面对的问题。而李显龙的“落地生根”论，要从全篇国庆演说的上文下理去看，不能孤立地去解读。在讲华人文化承传之前的部份，他讲的是“地缘政治挑战”，这亦是全篇演说进入正题后的首部份。
“外部的环境越来越不稳定，感觉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和美国的分歧日渐加深”，李显龙一开首就这样说。然后他就解释政府为何在乌克兰战争中，跟随欧美国家立场，而不是和很多亚洲国家一样，表明中立。李显龙强调，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不同信息，有亲中俄的，有亲西方的，新加坡人都不应照单全收，“我们必须防范不良外国势力的干预，不论它来自哪一方，这样我们才能够保障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李续说，“大多数国人都支持政府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包括常用华文社交媒体的华社人士”，以上这句，究竟是陈述事实，还是正言若反，婉转地提醒新加坡华人，不要太受中文社交媒体的信息影响，就真是只有李显龙自己才知道了。
我们可以说，李的“落地生根”论，其实是要提醒本国华人，以至可能包括中国政府，新加坡虽然是华人佔公民人口多数（2020年就占75.9%，其馀人口为马来人、印度人及其他），但仍会在中俄美的斗争中，保持中立自主，亦呼吁国民不要因为“落叶归根”或“血浓于水”的观念而亲中，反对政府的中立方针。
从新加坡的建国看当地华人身份建构
近年，很多香港网民，都批评及取笑新加坡华人亲中拥共，甚至说这是他们故意为之，以令香港“死快啲”，消灭新加坡的头号竞争对手。正所谓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或恨，要了解新加坡华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其对新加坡地缘政治定位的影响，就必须先了解新加坡的地理特徵，以及其在冷战背景下的建国历程。
新加坡是世上唯一一个华人人口佔多数，而又受到国际、包括北京广泛承认的独立国家。可是，它在地理上，并不是中国的邻国。中、新两国隔着整个南中国海，由广州到新加坡的距离大概2,600公里，如果坐直航机去新加坡，最快也要三个半小时。这个远离中国的地方，之所以成为华人人口占多数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英帝国。
英国殖民统治马来半岛后，需要大量人力开发当地天然资源，于是吸引了大量华人移居当地，寻找谋生以至发达机会。在二次大战前夕，新加坡岛上的人口，已经是华人占多数，超过75%。二战期间，日本佔领整个马来半岛，新加坡的沦陷日，比香港稍迟，当日为华人农历新年大年初一。
战后英帝国重返星马，协助当地自治，并最终走向独立。英国先将新加坡从马来半岛划出来，成为单独的殖民地，并逐步将它发展成为自治邦，所以1950年代，新加坡的立法议会，有越来越多普选议席，直到1959年，更由立法议会中的多数党，产生出自治政府，这就是人民行动党政府，其领袖就是众所周知的李光耀。
人民行动党，以至李光耀本人，之所以能够靠选举上台执政，就是因为得到广大受到华文教育的新加坡华人支持，当时的华文学校学生是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中坚，而很多华校学生，包括南洋大学学生（大中华区以外唯一的华文大学，由星马华人众筹集资兴办），都有亲共倾向，所以当时美国政府，并不喜欢人民行动党的政权。
不过，由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政权，很快就洗脱亲共色彩。1961年，人民行动党分裂，党内左派退党，成立社会主义阵綫（社阵），以林清祥为领袖。当时的新加坡只是内部自治，主权仍属英国，英国的盘算，就是要令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否则就不让新加坡完全脱离英国。为使反共的马来政权愿意接纳新加坡，从而令英国人愿意放手，并确保人民行动党可以继续执政，李光耀政府就决定整肃新加坡岛内的亲共反对力量，所以就发生了1963年2月的“冷藏行动”，大批社阵成员及其他左翼人士被捕。数月后，新加坡脱离英国，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但不够两年，星马就“和平分手”，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1965年，新加坡共和国正式成立。
华人社会的亲中倾向是如何炼成的？
不过，李光耀政府在独立时即表明，新加坡不会成为“第三个中国”，更会严守中立，与世界各国做生意。新加坡独立后，虽然在法律上，华文是四种官方语言之一，但在实际上却越来越独尊英语，华文学校的发展越来越受限制。到了1979年，新加坡政府决定判华校体系死刑，以后所有中小学，除必修的各族“母语”外，全部改用全英语授课；1980年，南洋大学被强令关闭，併入新加坡国立大学。随着华校终结，以及新加坡社会越来越强制英语化，华校毕业生就生活得很辛苦，自然引发了很多不满，有些甚至视人民行动党政府为“二毛子”（洋人爪牙）。这种自身母语被打压的伤痛经历，再加上以往的反英殖记忆，刺激这群华人更加认同中华文化，进而更亲中国。
大中华区的人，很容易就了解“爱中华文化”不等如“爱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对于远离中土，未受过一日中国政权统治，只受过西方殖民（以及亲西方的本地人，如留学剑桥的李光耀）统治的海外华人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将文化上的中华与政治上的中国区别开来。既然源自故国的文化可爱，故国不论受什麽政党统治，都是可爱的，尤其是未经历过的，更加可爱，正所谓“距离产生美”。
虽然新加坡教育已经实行全面英语化近40年，英语已经实际上成为了新加坡的国语，年轻以至中年的新加坡华人，多数都是英语比华语好得多。但新加坡仍有很强的华人文化传承，例如农历新年时，华人商舖还是会休息，各家各户仍会拜年，即使父母已经英语化，但祖父母仍然是讲华语，以至其他“中国方言”，包括福建话、潮洲话、广东话等，再加上新加坡人越来越长寿，老人占人口比例越来越高，华人传统文化传承，更不会在可见的将来断绝。
即使中青年一代已经英语化，但一日生活在新加坡，讲的是“新加坡式英语”，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亦不会完全西化，肤色更不可能改变，同时，新加坡公民的身份证上，都会写上其种族（Race），华人就会写上Chinese，所以华人身份认同，是不可能完全消失的。
“血浓于水”之情，其实亦很自然，例如美国虽然与英国打过独立战争，但今日英美之间还是有一种“特殊关係”；在1982年的福克兰战争中，西班牙倾向支持同属西班牙语国家的阿根廷。新加坡华人远离中国，未受过中共一日统治，与中共无个人及家庭仇怨，因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好感，某程度上亦是人之常情。再者，每个人都不会只有单一的身分认同，认同自己是Chinese，与认同自己是新加坡人，本身并无矛盾，除非新加坡突然被迫成为中国一部份，或新加坡被中国军事攻击，但在现时，这些都只是天方夜谈。
新加坡华人社会这种亲中倾向，北京自然会充份利用。例如，不少老一辈的新加坡华人，还是有亲人在中国的祖籍地，彼此仍维持着联繫，有人更会“回乡”探亲。年前，纽约时报中文版一篇题为〈“祖国”的召唤？新加坡警惕中国向华人施加影响力〉的文章就报导过，福建厦门市翔安区统战部长洪国平，对一群与该地有联繫的新加坡人说：“乡亲们随时都可以给我拨打电话”。2020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名本地华人博士生，就被揭发在美国为中国做情报工作。
简而言之，不论人民行动党政府如何跟随西方路线，或如何严守中立，但由于地理及历史因素，民间的亲中倾向，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的。本来，新加坡这种特点，是新加坡这个“吃四方饭”的商业港口城邦一大优势——作为与中西沟通的桥樑。但随着中西关係日益恶化，这种特点，就会令新加坡在国际社会上的位置显得越来越尴尬，所以李显龙如此着紧，再三要求其华人国民要“落地生根”，建立新加坡独有的华人文化及认同，并以新加坡为最高效忠对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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