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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香港外国记者会前主席Steve Vines:离开香港的家,离开见证历史的34年

离港前的一段时间里,Steve Vines也收到过来自第三方的警告,提醒他要小心言行:“(对方以)非常间接的方式(提醒),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这到底是来自官方的警告,抑或是有人在找我麻烦(making trouble)。”
撰文 | 李雨梦
11/10/2021
本文共4307字,阅读时间约6分钟

“我从来没有想过会有离开香港的一天,绝对没有。”(I never thought I will leave Hong Kong, Never ever!)

 

在香港生活了34年的资深传媒人、香港外国记者会前主席韦安仕(Steve Vines),于《港版国安法》生效一年之后,匆匆告别这个他所深爱的城市,回到他出生与成长的英国。见证了香港三十多年来的风雨及历史变迁,走到传媒工作成为危险职业的今天,收到来自第三方的警告,Steve Vines最终选择离开香港:“我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有很多人比我勇敢,我不想当有一日回望香港的时候,我会有讨厌的感觉,我想珍视那些我曾拥有过的美好回忆。”

 

Steve Vines过去多年一直主持香港电台的英文时事节目《The Pulse》、晨早音乐节目《Morning Brew》。自香港电台广播处长李百全于今年3月1日上任后,港台多个节目遭到史无前例的整治。今年4月,港台发言人便因Steve Vines无法在《Morning Brew》节目中做到持平,故被调至另一时事节目《Backchat》担任客席主持;而曾经卷入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争议的《The Pulse》亦遭到停播的命运。Steve Vines于国安法实施一周年前夕,在《Backchat》的尾声向听众告别,宣布离开港台。

Vines在香港电台的英文时事节目《The Pulse》对观众道别
Vines在香港电台的英文时事节目《The Pulse》对观众道别(来源:香港电台截图 转载至美国之音)

 

一个月后,Steve Vines向友人发电邮,表示自己已离港卦英,在电邮中,他表示今次的决定并非由单一事件引致,而是连串令人担忧的个人及政治事件,离开香港的决定是“带着沉重心情、夹杂极大遗憾与解脱”。

 

Vines目前居于伦敦以北的小镇(摄:李雨梦)
Vines目前居于伦敦以北的小镇(摄:李雨梦)
 

 

初识香港:探索东南亚的据点

回到出身与成长的地方,目前Steve Vines居于伦敦以北的小镇St Albans,由于邻近伦敦,当地已成为不少香港人的落脚之处。习惯了香港急促生活节奏及方式的Steve Vines,回来英国之后,没料到所有事情都要从新适应,“真是灾难,我来自这里,我以为我会很熟悉这里,但原来不是。我需要重新去学习所有事物,因为我习惯了香港那种很快速的生活方式,回来之后,我想我需要学习耐性。”

 

离开家乡34年,这些年来,从来没有想过要回来,因他已把香港视作了另一个家园。那些时光,占了人生几乎一半的时间。

 

1987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三年,香港主权移交前十年,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年轻的Steve Vines以英国《观察家报》驻远东记者的身份,来到了香港。

 

“我记得,1987年所有人都在告诉我,香港的所有事情都已经被决定了,你还要写什么关于香港的?我很不好意思,但也必需承认,当时我或多或少是认同的。”对于香港,Steve Vines当时带着这样的想像,于是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以香港为基地,前往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东南亚国家采访报导,“那段时间,这些国度比香港有趣得多。”

 

早期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采访过香港的故事。Steve Vines还记得,他来到香港的第一个报导,是九龙寨城的清拆。1987年,港英政府与中国政府达成共识,宣布全面清拆居住区九龙寨城,这个因为历史租界条件原因,曾经为香港香港、英国、中国政府均不治理的“三不管”的特殊无政府地带,终也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当时清拆事宜惹来社会关注,也引发不少风波。

九龙寨城
清拆前的九龙寨城(网络图片)

 

“我想,对于一个刚刚抵达香港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完美的故事。因为你会从中学到很多跟香港有关的事情,你会知道有关九龙城寨的历史、在里面居住了非常贫穷的阶层,而且也会知道这里是如何成为一个如此特殊的地方。”

 

除此之外,有财经新闻背景出身的他,在初抵香港的时间,认为那段时间的财经新闻异常有趣。“有很多有趣的财经新闻,但不是政治新闻,如果你还记得,那时香港的四间交易所合并成为一间,香港的经济故事跟中国经济成长的故事相关,邓小平在1984年进一步向世界开放,那时有很多故事可以写,我也很喜欢这些新闻。”

 

1989年,约50万香港人民聚集声援北京广场学生
1989年,约50万香港人民聚集声援北京广场学生(图:AFP)

 

看见香港的1989:我对这个地方可以投入更多

1989年,亦即来港两年之后,Steve Vines的视野开始从东南亚地区,转移回到香港身上。

 

“1989年,一切都好像改变了。六四前的那段时间,所有人都在谈论。那是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很多人都到楼下,大家一起看着电视,你会感觉到人与人之间想有一种连结。”Steve Vines表示,在那之前,很多人告诉他,香港人对于政治没有兴趣,他打趣地道,“我想我是与错的人聊天了。”

 

身在香港的他,当年负责采访1989年5月28日香港声援北京广场学生的百万人大游行,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我还记得,那是很炎热的一天,我去到了皇后像广场,原本的方案是游行到维园,但由于太多人游行了,最后终点改了在跑马地。”他还记得,同年他采访香港艺人举办的、声援学生的、演出时间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的大型筹款演出“民主歌声献中华”,当时参演的,有谭咏麟也有成龙等艺人。“就好像全部人都站了出来支持民主运动。”

 

“因为这件事,令我觉得我应该需要对香港这个地方投放更多的关注。”他说。

 

八九事件极大影响了香港社会对中国的情绪,也改变了一些人的生活轨迹。也是在八九之后,Steve Vines做了一件他从未在英国做过的事情∶做生意。“首先是卖厨房用具的店铺,后来是做餐饮。”那时适逢《观察家报》要裁员,远在香港的他成了被裁的对象,那笔谴散费刚好是他当时需要做生意的资本,“那时我想,如果我要一生都去当一个记者,我不会赚到什么大钱。但好像所有人在香港都在做两份工作,于是我想,为什么我不能做两份工作呢?我是这样开始了我的生意。”

 

慢慢地,Steve Vines开始对这个城市增添多了一份家的感觉:“我很难答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将香港视作一个家,那是循序渐进的过程。但也没有很久,我想大约是来了五、六年之后的事。”以前Steve Vines经常要到东南亚国家采访,“每次飞机着陆回到香港之后,我都会觉得很高兴。例如我去菲律宾工作,那里是很贫穷的国度,但我回到香港之后,我知道不会有人因为饥饿而在街上死去。这是很鲜明的对比。”

 

1997年7月1日完成了香港交接仪式
1997年7月1日完成了香港交接仪式(图:AFP)

 

97之后的急速后退:变得太快了

因此,被裁员后,Steve Vines留在香港创业,同时仍继续为不同外国媒体进行采访工作,曾任职《卫报》、《BBC》、《每日邮报》、《独立报》、《亚洲时报》等媒体,多年来为香港电台主持节目,甚至1993年时曾一度进入过本地的东方报业集团创办的英文报章《东快讯》(Eastern Express),担任这份报纸的第一任主编,“但最后我被解雇了,在那里只做了不足一年。”

 

一留30多年,他见了过殖民地政府的最后岁月、九七主权移交、九七后的香港、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直到国安法来临。

 

“1997年之后,在主权移交的早期,香港仍然享有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如果你去法庭,你能够预期会有独立的司法程序。所有人都会问,香港变得可怕了吗?我当时的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有些事物是突然改变了,但我不认为是变得可怕。我真的不认为是。”

 

当时的香港彷似一切如常。“很多在89年因担忧而移民离开的人,在97的时候又回来了,那时的经济也很好,甚至如《苹果日报》这样的报章都在移交前一年创办,没有人阻止它的出版,那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他也提到,虽然有人会说,情况将会变得更糟糕,“但我认为你最少需要给予它疑点利益(benefit of doubt)。当然,现在他们是对的。”

 

Steve Vines承认,对于香港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的急速转变,他是感到吃惊的。“所有事情都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在变化,我是完全不能相信这样的速度,太可怕了。在国安法落实之后,事情变得更快了,好像每一日都有人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

 

但在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刚落实的时候,他原本还没有离开的打算。“我仍然以为会有空间。我知道这会迈向更差的情况,但我没有了解到会变得多差以及多急速。我还以为是可控的。”

 

直到今年,香港电台前广播处长梁家荣被换,由民政事务局副秘书长李百全出任处长一职,李百全一上任,港台成了被重点整顿的对象。“在工作场合我感觉到压力。自从管理层更换之后,所有节目立刻遭到审查,我甚至被通知不可穿什么衣物上电视。真是荒谬。”后来如上述,Steve Vines本人主持的节目也遭到停播及撤换。

 

今年6月,《苹果日报》多名高层被捕,作为资深传媒人,他过去也曾在《苹果》撰写专栏,而前《苹果》英文版执行总编、于离境时被捕的卢峯正是Steve Vines的编缉。离港前的一段时间里,Steve Vines也收到过来自第三方的警告,提醒他要小心言行:“(对方以)非常间接的方式(提醒),直到今天,我仍然不知道这到底是来自官方的警告,抑或是有人在找我麻烦(making trouble)。”

 

名字变得敏感,也使他不得不离开曾经有份创立的企业。“我的公司有很多事务都牵涉进公共机构里,我真的无法继续下去,因为这会威胁到公司的整个业务,因为我的名字,将会变得愈来愈困难,我感到如果我继续留下来,会把公司摧毁。”

 

1921年7月22日的香港机场充满了家人朋友离开香港的告别
1921年7月22日的香港机场充满了家人朋友离开香港的告别(图:AFP)

 

“离开”这个话题让我生气

当从事传媒工作在香港变得愈来愈有风险的时候,Steve Vines不得不思考将来的前路。在思考去与留的时间里,不停有人告诉他:“你得走了”。

 

“人们都在问,你要留下来吗?你要离开吗?我从来都不想去讨论这个问题,这令我感到郁闷。当所有人都叫我要走时,我感到很生气,那个时候,我心里想的是,这跟你无关,我会自己做决定。”

 

但最终决定要离开,对于Steve Vines来说,是一个异常艰难的决定。他回到出生的地方,但同时意味要在将生活了34年、早已视作为家的地方,连根拔起。“这是整个人生,表示你需要放弃自己的家,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离开香港的一天。”

 

目睹认识的人为了香港而身陷囹圄,也令他不得不直视自己的脆弱,“很多人比我勇敢,他们很坚定,我对于他们只有敬佩,也意识到自己的脆弱(weakness)”。选择离开,也因不想日后回望香港这个地方时,会令他生起讨厌的感觉,“我对香港只有美好的回忆,香港给了我很多的机会,我不想有日坐在那里,然后感到愈来愈苦涩(bitter),我不想有日看着香港的时候,然后会说,我讨厌这样,可能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留在那里,然后好好去珍惜那些曾经拥有过的美好回忆”。

 

7月20日, 《2021年入境(修订)条例》生效前夕,Steve Vines坐上了离开香港的航班,抵达英国之后,才向友好发电邮透露自己已经身在英国,在电邮中,他形容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决定,对此既遗憾又松一口气,电邮里面解释∶“白色恐怖横扫香港,对于事情在短期内好转的愿景并不存在”。望着深爱的城市走向崩坏的轨迹,Steve Vines说,“我之前对此感到很郁闷,现在我只是感到愤怒,那些来到掌控香港的人,对于香港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他们是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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