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年初，香港国安警拘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涉嫌“颠覆国家”。拘捕行动几乎波及香港所有具影响力的民主派人士，大批异见者陷入囹圄。在近年与香港关系日趋密切的台湾，一些评论将此事比作1979年的台湾“美丽岛事件”。 香港的社会运动中，“国际线”的概念近年常被提及。所谓“国际线”，可理解为发生在社会运动所在地之外的海外离岸运动，或流亡政治。而这个概念，对经历“美丽岛事件”的台湾人来说，并不陌生。 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是台湾走向民主的拐点。“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是指1979年12月10日台湾戒严时期，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主的非国民党籍人士在高雄集会游行，要求解除党禁及报禁，呼吁言论自由、政治民主。集会遭台湾当局激烈镇压，引发台湾自1947年“2·28事件”后最严重的警民冲突。 台湾政府随即展开全台大逮捕，抓捕党外人士。据台湾警备总部当年公布的涉案人数，总计156人；被送军事审判者，有黄信介、施明德、林弘宣、林义雄、姚嘉文、吕秀莲、张俊宏和陈菊八人。 美丽岛事件后，台湾海内外展开声势浩大的救援活动，蒋经国政府在“美丽岛大审”期间遭遇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国内外压力下，蒋经国于1987年病重之际宣布解严，同时结束一党专制的党禁体制。1988年，台湾结束“报禁”。1992年，台湾提出《刑法100条修正案》，正式宣告威权时代终结。 这在国际上，当然归功于国际组织、美国国会议员、西方学者和国际人士的长期助力，但海外台湾人对台湾民主化的持久抗争，也功不可没。施明德前妻艾琳达曾表示：“（美丽岛事件发生后），海外台湾人动员非常多，超过一千人，都向他们选区或有关系的国会议员游说，这才让美国国会和官方采取行动。” 跨越30年的“国际线” 台湾人经历长达43年的“白色恐怖时期”。1949至1992年，当时执政者国民党政府推行《惩治叛乱条例》，对批评或反对政府及国民党者，冠上意图颠覆政权之罪名，甚至扣上匪谍帽子，滥捕、殴打、没收财产，甚至滥杀。当时，党外人士常遭当局打压，沦为政治犯；相关消息则因“党禁”和“报禁”，难以向外界披露。 1960年代，政治救援是国际性的，一些国际人权组织长期关注人权案件，组织国际救援。在此背景下，为援助岛内政治犯，不少外籍学生、报社特派员与同情关注台湾局势的外籍人士，开始以个人为单位，透过秘密管道救援台湾政治犯，或向外传递台湾人权与民主运动讯息，建立和海外台湾人社团、人权组织的联系管道，令这条“国际线”初见雏形，并成功实施若干救援行动。较著名的包括1961年苏东启政治案。 至1970年末期，随打压增多，台湾人权迫害频发，国际网络进一步壮大。Rosemary Haddon、艾琳达（Linda Gail Arrigo）常协助陈菊夹带台湾人权资料到海外。艾琳达和施明德结了婚，同时担任台湾党外助选团英文秘书、美丽岛杂志国际公关秘书，支持民主与人权运动，直到美丽岛事件后被驱除出境。 美丽岛事件发生后，以前以传递消息为主的国际网络已不够用，不能单凭几个外籍人士，展开声势浩大的救援。此时，行动需要升级。 海外台湾人的自救 高雄大拘捕消息传到海外，得知百余人将受“军法审判”，当时戒严环境下，很可能会判死刑，这引起海外各台湾人团体，其中不乏流亡海外的异见者、政治犯的关切及奔走救援。 流亡在美的许信良在1979年12月15日组织“台湾建国联合阵线”，结合十个团体，发表《台湾建国联合阵线成立宣言》，抗议国民党的镇压与逮捕。许信良更赴华盛顿，连续很长时间都去找时任美国在台协会主席丁大伟（David Dcan），指责美国政府应对这次大拘捕负最大责任。因为“（美台）断交之后，（美国）觉得对国民党有亏欠，所以就纵容国民党镇压反对运动者”。在许的强烈要求下，丁大伟赴台会见在囚人士的家属，要求蒋经国政府公开审判，且不会有死刑。 世界台湾同乡会（世台会）会长陈唐山当时在美国联邦政府上班。他要求老板让他弹性上班，星期一到四每天上十小时，星期五空出来，整天呆在国会，拜访议员和人权团体组织，希望美方向台当局施压。世台会更召集所有英文文笔好的会员，收集资料，将美丽岛事件前因后果投书美国各大报纸和众议员。 台湾独立联盟主席张灿鍙除积极寻求国际救援外，一度计划协助施明德偷渡出境。与此同时，逮捕行动两天后，被驱逐出境的艾琳达来到日本。为展开国际救援，她随后飞往香港。虽然国民党当时在香港势力很大，艾琳达还是设法联系到些媒体来报导。《七〇年代》就在1980年元旦一期刊登她的专访，令台当局迫于压力，派出时任新闻局长宋楚瑜回应，让事件继续在海外发酵。艾琳达再赴日本后回美，积极在各地演说，甚至带上母亲到国会演讲，宣传美丽岛事件经过。 艾琳达的游说和宣传手段往往打破常规。她曾表示，梦见施明德已被国民党枪毙，并穿黑衣接受采访。外界信以为真，报纸都做了报道，国民党不得不对外澄清施还活着。 念念不忘，终有回响 许多默默无闻的海外台湾人加入了国际救援线。在美国新墨西哥州国家实验室任职的台湾人张希典，得知高雄大拘捕后，立即与驻新墨西哥州的国际特赦组织（AI）分部联络。张印制卡片，寄到各地收集签名，要求国际特赦组织总部立刻调查案件，因为“若不立刻着手，这些人马上就会被执行死刑，等总部调查结果出来，就太迟了”。这也是为何在回应美丽岛事件过程中，国际特赦组织的新墨分部早于伦敦总部反应的原因。 12月14日，大逮捕后第二天，国际特赦组织的伦敦总会副秘书长奥斯汀（Dick Ossting）发出电文给蒋经国，询问因高雄示威游行而被捕人士的案情。翌年1月11日，国际特赦组织发出紧急行动（urgent action）通告，内呈台湾当局集体逮捕美丽岛人士，请求台湾党政领袖立即予以释放，同时要求成员透过律师、记者及议员尽力协助。不同的州、不同的AI小组针对不同人救援。张希典被分到AI101小组，负责救援吕秀莲，吕秀莲出狱后，特别飞去美国感谢张和这个小组。 除外，美国57位法律学者，包括吕秀莲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老师孔杰荣（Jerome A. Cohen），联名致函蒋经国，表达对台湾大举逮捕反对人士的严重关切。不少信件提到《台湾关系法》。那时《台湾关系法》刚通过，其中不但提到台湾的安全，也涉及台湾的人权。这给国民党政府带来相当压力。 其它例子包括，美丽岛事件后，大量关注在囚政治犯的信件从海外涌入当时台湾外交部。外交部档案记载，1980年2月中，事发才两个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函件就一千多封。来函包括七位美国参议员，六位众议员。美国众议员索拉兹（Stephen J. Solarz）、李奇（Jim Leach），与参议员裴尔（Claiborne Pell）和肯尼迪（Edward Kennedy）都长期声援台湾党外运动及政治犯。行动从1980年的美丽岛军法大审一直持续到1983年，甚至党外人士关押期间还陆续有来信，给当局持续压力。 国际救援高峰并未因为国民党政府被迫公开审讯而结束。后美丽岛时代，这条“国际线”与岛内改革声浪合流，促使台湾迈向民主。30年间，整条国际线以人权救援和推动台湾民主运动为主，唤起国际组织、学者、政客、海外台湾人组织以及宗教人士对台湾问题持久和广泛的关注。 有研究认为，1979年美丽岛事件、1980年林宅血案、1981年陈文成命案、1984年江南案陆续引发国际关注与压力，是促使蒋经国推动自由化甚至默许民进党成立的主因。但这些国际力量能发挥，都源自于海外民主运动，国际线长期累积的援台能量，令台湾能在继任的李登辉任内，顺利完成民主化，成为亚洲民主典范。 台湾独立？暴力抗争？——国际线中的分歧点 “国际线”在合作中仍存在分歧。首当其冲的是对“台湾独立”议题和对国民党态度的分别。许信良撰写“台湾建国联合阵线”成立声明时，曾写“要将国民党从地球上面消灭”。这句话引起阵线其他成员不满，认为要求美丽岛事件公开化，营救在囚党外人士才是重点。因此，阵线中一些不“政治化”的组织未在声明上签名。最终，“台湾建国联合阵线”无疾而终。 海外抗争行动中也有不少激烈、甚至颇“暴力”的行为。名为“台湾革命军”的团体一度活跃。一些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人，亦将攻击目标放在国民党驻外单位或高官子女身上。台湾协调处、世界日报、华航公司及驻巴拉圭大使馆被破坏，国民党在华盛顿、纽约、洛杉矶的代表处都被放过邮包炸弹。 1980年2月17日，加州奥兰治县（Orange County）报纸“The Register”2月20日报导，有炸弹在2月17日晚上8点45分，一位名为Tom Wang的华人家门口爆炸。豪宅大门、屋顶、窗户被震坏，隔壁和对街房屋也受到伤害。Tom Wang是王昇的次子王步天；王昇当时是国民党国防部总政治作战部的主任，国民党中常委。 武力抗争在海外台湾人中饱受争议，但曾颇有市场。许信良回忆，当时在美国，一些海外运动者本就主张武力推翻政府。美丽岛事件后，这种革命的组织和想法开始变得具有“正当性”，因“不觉得有别的方法可以取代暴力革命的手段”。许自己也倾向这种想法，认为武装革命是唯一手段，但又深知“国际大环境，特别是美国的环境，不可能提供海外运动这样的条件”。这种无奈和绝望情绪直到1982年后，才慢慢改善。 香港的流亡政治：始2019 香港的“国际线”说法始于2019年反送中运动。这个以“揾食”为地方哲学的城市，往年鲜少有“政治犯”，因此“国际线”成立初始，是以海内外港人串联，参与示威游行活动和国际游说活动为主，例如赴美和联合国，寻求更强国际支持。 事态发展至今，香港“国际线”参加者以异见者、流亡者及海外港人为主，除在海外举办游行示威，发动文宣、游说、书信等形式对香港局势表达关切，也组织海外港人团体，包括英国港侨协会（Hong Kongers in Britain）及澳港联（Australia-Hong Kong Link），或以庇护、协助流亡者海外生活为主的“避风驿”（Haven Assistance）、“Uber救护车”和 “保护伞”，亦联动国际人权组织（如国际特赦组织）、新成立的非政府组织（例如总部设在英国，以监察香港人权、法制、自由情况为宗旨的Hong Kong Watch）参与。他们善于利用社交媒体、自媒体为宣传平台，指标人物特色更为鲜明；与台湾当时相比，在表现方式上更活泼多变。 地缘上也不再只限美国，而是跨越全球。若以指标人物划分，有前香港立法会议员、香港众志创党主席，罗冠聪（英国）；前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雇员，郑文杰（英国）；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前香港民主党成员，许智峰（澳大利亚）；前香港立法会议员、前青年新政创党召集人，梁颂恒（美国）；因反对香港推行“网络23条”而闻名的邝颂晴（德国）；前学生领袖、曾任民间外交网络发言人的张昆阳（海外居住地未明）等。 罗冠聪、张昆阳、许智峰等八人于今年三月发起《2021香港约章》。《2021香港约章》有四部份： “离散港人信念”、“香港篇”、“中国篇”以及“国际篇”，表示旨在凝聚港人国际战线力量，团结海外港人社群，为抗争做准备。 第三部分“中国篇”中,《约章》称，香港民主运动是针对中共，而非中国国民。《约章》亦反对中共在内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实施少数民族文化清洗和种族灭绝，要求中共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威吓，尊重台湾人民民主自决和自治权利。 在最后部份“国际篇”，《约章》呼吁以跨越党派的信念进行国际倡议工作；让更多民主政府联合支持香港民主运动。 而对于甚嚣尘上的“香港独立”的议题，《约章》并未涉及。 此外，据报道，郑文杰正在英国筹备成立“香港影子议会”（Hong Kong Shadow Parliament），表示希望让港人保有透明开放的民主参与机制，向国际反映海内外港人民意。 除早活跃在政坛的领军人物，也有素人参与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刘祖迪（“揽炒巴”），原为工程师的他以提出“揽炒”战略（源自“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意为玉石俱焚）和建立名为“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的团队闻名。2019年7月，“我要揽炒”团队发起众筹，在英国各大报章杂志及街头广告牌刊登广告，指中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同年8月，团队再次与“G20团队”合作发起众筹，于日本、南韩、美国、加拿大、西班牙、德国、法国、瑞典及丹麦等多个国家的报章刊登广告，以子弹击中鸡蛋的图案，表示要“揭露香港政府如何不择手段镇压异见人士”。2020年8月，警方以国安法通缉刘祖迪，表示追查发现一团伙涉在《国安法》通过後继续宣传及积极参与要求外国制裁香港，而刘为该个团伙的其中一员。随后“揽炒巴”公开真实身份，留在英国带领“揽炒团队”（Hong Kong Liberty）运作。 “当你应对的是中国，想都别想”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当年国民党花费100万美金雇佣公关公司为自己在海外做宣传，亦不时派支持者去海外台湾人组织的游行和声援活动砸场，甚至放出风声，说要暗杀陈唐山等海外运动领袖。 观察目前港府应对方式，不难发现一些相似之处。 香港媒体Hong Kong Free Press报道称，有数据显示港府过去6年多总共花费了超过1000万美元在美国进行游说工作，尤其是针对中国官方极力反对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港府也在去年4月招标，邀请公关公司宣传香港国际形象。项目由Consulum投得，中标价逾六百万美元。Consulum曾经与中东国家合作，包括在沙特阿拉伯异见记者卡舒吉遇害案后，协助沙特政府担任公关重建形象。 海外流亡港人的人身安全亦引起外界关注。罗冠聪、许智峯、梁颂恒、张昆阳、刘祖迪和梁继平等30名海外港人遭警方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为由通缉。他们有不少表示遭监视和跟踪。刘祖迪早前表示在英曾被不明人士包围殴打至昏迷，头颅、眼睛严重受伤。 研究流亡政治学的西澳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中国海外民主运动》作者陈杰在英国港侨协会及澳港联举办网上座谈会上对海外港人表示，他认为中共惯常使用“3D策略”——妖魔化、分化及破坏（Demonize, Divide and Destroy），其中常以渗透手法影响抗争组织，致内部出现“捉内鬼”、分化、内讧等问题。 对流亡政治的前景，陈杰直言，回顾历史，鲜有流亡者可改变原来国家政局，而“当你应对的是中国，那想都别想”。 未来仍待书写 2019年香港运动以来，海外运动被视为国际线，与香港“本土线”双轨并行。但随局势改变，特别国安法颁布后，“本土线”几乎再无运作，加之欧美政府特别五眼国家对香港议题的反应，包括美国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英国、澳洲和加拿大等国针对港人移居提出的“救生艇”计划等，国际线因而被一些反对派港人视为唯一希望。 而香港海外人士对时政亦有相当敏感度。罗冠聪撰文称，为保香港议题的国际曝光率和认知度，应“抢占中国议题话语权”，令所有人联想中国议题时，想到香港的抗争，在近期国际议题上，包括新疆棉、中澳关系、中欧贸易协定、冬奥会等，海外港人均积极游说当地政要，施加压力，与相似立场的跨国政治领域团体，也多有合作。力求保持香港议题的国际热度。 也有人不看好香港国际线。香港学者练乙铮曾提及，西方有很多几十年一事无成的流亡运动，包括西藏独立、古巴复国等，都是几十年无疾而终；他寄语海外人士不要头脑发热，天真地将人权牌当成万能牌。 从1979年美丽岛事件爆发，到1992年结束威权统治，台湾人走了31年。实现民主化不单靠海外台湾人的抗争，最终促成演变的，还是岛内当权者的退让和改革。但在美丽岛事件中，本土党外人士几近“全军覆没”，海外抗争就只剩“如何做”，而不是“做不做”。 当年惨烈的大拘捕和公开审讯，让更多台湾人了解党外人士争取民主的初心。曾经参与美丽岛的运动领袖们，例如林义雄、施明德与陈菊等人，甚至是他们的辩护律师，陈水扁、苏贞昌及谢长廷等，现在已成为台湾政坛的巨擘。民主人权之路，走来不易，美丽岛事件开启了台湾政治民主化的进程。而在这个年代，流亡政治会怎样发展仍是未知，对于选择这条路的人来说，未来仍待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