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台湾通过了性私密影像法，这意味着通过传播私密影像来对女性荡妇羞辱，让女性“社死”的行为不再是普通的“吃瓜”，而将受到法律追究。其实，日本在2014年就立法通过“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被害防治法”，美国也在2016就有34个州加上华盛顿特区，制定刑法禁止“未得同意散布性私密影像”行为了。如今，台湾终于和主流民主国家站在了一起。这让人突然感慨万千，因为台湾这样一个偏保守型的华人社会，为什么却屡屡能够在性别平权方面走在世界前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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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保守的父权社会在妇女运动的推动下转型

在性别平等方面，台湾到底是先进还是保守？我想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先进。作为亚洲民主灯塔，台湾拥有高度的言论出版自由；性别平等排名世界第六（根据联合国的性别不平等指数），女性国会议员占了四成以上，拥有华人世界第一位民选女总统，并且在2019年通过大法官释宪，在亚洲率先实现了同性婚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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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另一方面，台湾又遗留了很多华人宗族社会和父权体制的传统。在社会文化上，很多传统家庭在财产分配上严格限制女性的权利，网路上的厌女言论依然盛行。在女性发展方面，仍有许多女性因为育儿被迫暂离工作岗位，与社会脱节；而据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2020年，台湾女性年收入只有男性的六成半左右，而日本女性的年薪资收入是男性的74%，美国女性的年收入中值是男性的82%。在法律体系方面，很多民国时期的性别不平等条款至今还没修订完，直到1996年，台湾才取消妻从夫姓，同时废除离婚女性半年内不能再婚等规定；而直到2020年，才由大法官释宪，宣布通奸罪除罪化。

 

台湾社会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的现象呢？

 

首先，台澎金马虽然加起来只有3.6万平方公里，但实施的却是理论上覆盖数千万平方公里、制定了上百年的中华民国法律框架。而其中涉及到女性权益部分的主要法律，是1931年5月实施的《民法》亲属编。这部法律在90多年前其实有着相当的进步意义，法律刚刚颁布之后，最有影响力的一件事，就是实现了1931年底的“刀妃革命”——满清逊帝溥仪被他的淑妃文秀起诉离婚。当时文秀能够冲破阻力，完成离婚的最大原因，就是这部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法规定：女性受到夫家虐待，可以作为起诉离婚的理由。文秀便以虐待为由，成功打赢了皇家离婚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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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受限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强大的传统惯性，这部民法亲属编里保留了很重的“男尊女卑”、“父、夫权独大”、“法不入家门”思想。比如，例如“妻冠夫姓”，“离婚子女之监护归父亲”，“妻之婚后所有财产均归夫所有”，通奸罪入刑⋯⋯这部法律随着1945年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政府带到了台湾，导致了很多社会问题。从那之后的70年，台湾的妇运的一大成果，就是不断修改这部百年民法，把女性解放出来。

 

其实台湾在日据时代就存在妇女运动，国民党政府退台后，也有体制下的国民党妇联会、妇工会等“妇女组织”的角色。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妇运，一般认为从1987年解严后“妇女新知基金会”的成立开始。前十年台湾妇运着重于街头倡议与国会修法路线的结合，对法令制度之不足进行批判，也与跨党派立委合作推动法制改革和女性参政。

 

经过妇运的发展，1995年民法亲属编开始修订，至此以后，父权法制终于开始决堤，各种促进性别平等的修法行动开始突飞猛进。1997 年通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1998 年通过“家庭暴力防治法”，打破“法不入家门”的观念；2002 年通过“两性平等工作法”；2004 年颁行“性别平等教育法”，这是全世界第一个这样类型的法律；2005 年通过“性骚扰防治法”。所以，台湾的性别平等法规前卫的一大原因，就是过去的法律太保守，因此一旦有了破口，便一溃千里。台湾妇运的这个阶段，被现代女权主义研究归结为“国家女性主义”的实践阶段，即透过“妇权会”等平台，或者其他制度框架，直接与民意代表和立法机构对话，以此建立新的机制。

 

而那些在制度内推动性别平等的女性菁英和民意代表们，不仅是推动台湾平权的先行者，也是推动台湾走上人权阵线前沿，提升国际能见度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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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枪匹马救济弱势女孩的“先生嬷”

在台南市麻豆区的麻豆大排水溪畔，有一座占地二甲的建筑园区，叫“麻二甲之家”。这里很安静、偏僻，里面长年生活着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都是18岁以下的弱势单亲儿童，以及未婚生育的年轻妈妈。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惊异万分，因为在中国，未婚怀孕的女孩（尤其是未成年），如果没有强大的家庭后援，绝大部分只能偷偷流产，或者中断学业、生下孩子、毁掉人生。要援助这样的女孩，不仅极度挑战华人父权传统秩序，以及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而且很多时候，还要面临小妈妈母子背后很多的法律问题，私力救济都很难，更不用妄想任何政府或民间机构的制度性援助了。

 

可是在台南的麻二甲之家，就实现了这样的“妄想”。这里就是一个针对18岁以下的家庭失能的单亲儿童和未婚妈妈的庇护所，透过社会局、法务部等政府机构转介，先后安置辅导了超过70位单亲妈妈、160位学童。这些未婚妈妈及单亲儿童，许多是暴力的受害者，带着先天或后天的创伤前来。但这座麻二甲之家，给他们提供安定生活、隐私庇护和未来就业发展的培养，让单亲儿童不至于失去照顾和读书的机会，让未婚妈妈们生产完还可以正常回归社会，并且独立扶养孩子。

 

最为珍贵的是，这些因为各种原因而怀孕的母亲，不用在“让婴儿消失”和“让自己毁掉”中做选择。在这里，她们不用担心失去隐私，也不用遭受旁人的异样眼光。

 

在日本其实也有类似的机构，那就是熊本县的“婴儿信箱”，工作人员在医院外面准备了一个保温箱，如果有人无力扶养孩子，可以把婴儿放在保温箱之后就离开。医院会照顾婴儿，并交给相关机构。之后，等婴儿父母有能力了，还可以把婴儿要回去。台湾其实在10年前也曾讨论过是否要有类似“婴儿信箱”的处理，但这政策被大骂“鼓励遗弃”以后就不了了之。但是麻二甲之家却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致力于让无力的小母亲拥有承担责任的条件和能力，不会遗弃孩子。

 

这个麻二甲的创办人，就是台湾著名的妇运先驱、作家黄越绥。她今年已经74岁了，孩子们都叫她“先生嬷”。她生于台南，结婚后定居在菲律宾，读完硕士后还在美国深造心理谘商课程，受到了自由风气的薰陶，明白了女性独立的重要。四十岁时，丈夫被绑架杀害，她的家庭一夕间支离破碎，自己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回到台湾。这时她发现，即使像自己这样能干的女人，带孩子都很辛苦，何况别的女性。而且她还看到，当时台湾对弱势女性深有偏见——“丧偶就是歹命/克夫女人”“离婚就是坏女人”“未婚怀孕就是不知检点的女人”等，为了打破成见，她走上妇女运动的道路。 

 

1995年，她创立了国际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为弱势女性和单亲儿童提供经济、就业、心理辅导、法律谘询服务，她大胆敢言，还上立法院、教育部，去倡议修法，落实保障女性工作权等，先后担任过行政院妇女权益促进委员会委员、人权保障推动小组委员、社会福利委员会委员等。2012年，她自己出资3000万，成立了现在的麻二甲之家。

 

但是没想到，即便她自己出资，辛苦运营，全心全意为了弱势女性，仍然会遭到质疑。当时民众普遍认为，单亲家庭的形成都是因为离婚，而离婚女人肯定是坏女人，她创办这个基金会是要鼓励大家离婚⋯⋯她花了很多年，慢慢解释、演讲，才让大众逐渐理解她。

 

其实被她帮助的单亲孩子起初也不理解她。很多刚来到麻二甲的孩子，因为身心创伤，很多人拿叛逆和暴力当保护色。多年的心理谘商经验让黄越绥深知如何与他们相处，她对孩子们既包容又鼓励，并设计奖励机制，孩子们逐渐喜欢上这个阿嬷。很多孩子跑出去后，不到2个小时就会主动回来向她道歉。

 

除了日本婴儿信箱，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弱势未婚女孩民间庇护所，比如英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庇护所，新加坡的Safe Place。而黄越绥在参观了十几个国家的庇护所之后，发现目前麻二甲已经比国外的很多机构更完善。

 

而麻二甲之家所属的国际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也包含了黄越绥对于台湾的希冀。她认为，台湾受中国打压的情势会愈来愈严重，台湾要想在国际上被看到，最重要的就是透过菁英的优越表现和ＮＧＯ非营利组织了，她希望国际单亲儿童文教基金会可以帮助台湾以发起国的名义，加入联合国。不过，虽然她声称自己是顽固的“独派”，多年来，却为在台的陆籍配偶争取了很多平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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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背受敌的修法“女战神”

2019年5月17日，司法院释字第七四八号解释施行法草案在立法院被通过，这意味着，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社会。而一直在背后推动这个法案的人也被国内外媒体争相报导，她就是台湾的立法委员尤美女。那一天的她，脸上带着满意也带着疲惫，她太清楚这些年为了推动同性婚姻民法修法，是怎么过来的了。

 

作为台湾早期的妇运先行者和学者，尤美女很早就在关注台湾的同性恋者权益。台湾解严后，妇运蓬勃开展，参与者不乏同性恋者，因为他们的人生遭遇太多禁忌了，那年头只要在职场被发觉是同志，马上会丢工作。1986年，一个叫祁家威的人，因为向法院要求结婚，成为全台湾第一个公开出柜的男同性恋者。被法院拒绝后，他开始要求立法院制定法律，到法院声请释宪，而他的义务辩护律师就是尤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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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尤美女进入前总统陈水扁成立的总统府人权谘询委员会，他们订立了人权基本法，对同性群体有诸多照顾，但一直没有被行政院和立法院通过。2006年，萧美琴也在立法院最早提出同性婚姻法草案，但没法排入议程。2016年，尤美女连任立委后，再次提案，她和同志团体、妇女团体不断讨论，举办倾听同志的巡回活动。终于，在2017年，大法官释宪“同婚合法化”，2019年立院三读通过。

 

但台湾社会对此的反应也可想而知，就连民进党内部也不堪沉重压力，把她看作一个麻烦制造者。尤美女因此在党团大会、内部会议时多次成为众矢之的。除了尤美女，立委段宜康也坚持推动同婚修法，一路走来，他的形容是八个字：“伤痕累累、体无完肤”。2018年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后，党内高层也痛批段宜康，称强推同婚修法引起社会反弹海啸，是导致民进党惨败原因之一。但是，修法之后几年下来，大家发现，同婚合法并没有让社会上的同性恋增多，反而让国际社会更加认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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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尤美女还推动了院三读通过民法修正案，确定债权人不得代位行使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意味着，银行或地下钱庄就不能再引用民法转向债务人另一半要求偿债，这让很多无助的女性，不必身陷赌徒丈夫的泥沼。

 

而本文开篇提到的性私密影像法的确立，其推手则主要是立委范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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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云的经历更加传奇，她不仅是妇运领袖，“顽固”的女权主义学者，还是野百合学运的领袖。她像一个勇往直前的战神，不管遭受多少非议，都从不妥协。近些年，她和妇运团体主要推动了通奸罪除罪化、制定《跟踪骚扰法》，以及最近的性私密影像法。

 

在台湾，废除通奸罪一直很困难，主要原因是这条法律过去被认为可以保障女性，可以为弱势妻子争取权益。但这是一条悖论，因为这些女性的弱势地位，也正是同样的法律引起的——离婚女性无法平等地争取到财产分配权以及子女监护权，于是只能靠起诉通奸罪来保护自己。然而，在台湾的性别文化中，一样是出现婚外情，社会往往只会谴责女性。最后，通奸罪刑罚对象往往只是涉足婚外情的女性，男性却总是被谅解被豁免。范云从多年以前就撰文呼吁通奸除罪化，因为“婚外性”本来就是民法范畴，就交给民法处理，这样才能“支持亲密关系民主化”、“支持保护妇女权益、性别平等”、“维护性的自主权与隐私权”、“维护台湾自由民主形象”。

 

2020年5月29日，大法官为俗称“通奸罪”的《刑法》第239条释宪。宣告这条于1935年制定、以国家刑罚权介入私人关系的法律，充满封建时代色彩、侵害隐私、性别不平等、且举证困难，导致征信社乱象丛生的法条违宪。但是，此举一出，社会上却哗然，很多女性赌气说“那还结婚做什么”，范云和法官们也大受舆论攻击。但事实上这早已是大势所趋，中国在1979年废除了通奸罪（但在军人群体中还保留），南韩在2015年大法官也以7比2宣判侵犯性自主权与隐私权，正式将通奸罪修掉，印度则是在2018年废除，这些国家的婚姻状况并没有因为通奸除罪而有所恶化。

 

由于针对女权问题发言多，在政治攻防战中，范云也常常被指责为滥用“女权自助餐”。但是，她并没有停止推动各项修法。

 

2021年底，立法院三读通过《跟踪骚扰防制法》。范云感慨表示，这让台湾往性别平等路上再迈进一大步。但是，跟骚法草案通过，却引发网路上“母猪自以为多情，怎办”、“不能要求约会，只能直接要求打炮了”、“要求约会不行，请问要怎么结婚，白痴喔”、“台女之后赚钱更方便喽”等大量仇女言论。范云也再次受到很多攻击，她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解释：“追求当然不等于跟踪骚扰，没有人会因为单纯喜欢一个人就被抓去关”，希望大家普遍学会尊重女性的感受，甚至直接建议“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应该要加强情感教育，协助民众了解情感中的关系界线”。

 

范云感慨，台湾的民主目前只是政治上的民主，“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都还没被民主化。虽然台湾的法制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历史沈疴，但是，台湾政治的民主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给这些勇敢的平权先行者们以权利和机会，去逐渐推动社会机制的完善，实现真正的民主和人权。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台湾，正是这样一点点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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