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台湾网路上兴起一个词，叫“华国美学”，常常用于台湾人对台湾城市规划、公共建筑美感、艺术审美的自嘲。公共建筑美学向来是政治与权力的体现，“华国美学”一词，也反映出在台湾本土化思潮愈发浓厚的今天，大众对过去几十年威权审美趣味的反思。于是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所谓“华国美学”代表外来的威权政治审美，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现代的台湾本土美学？ 我一度以为在宜兰找到了答案，从80年代起，这里就以一种“决不抢短线”的态度规划建设宜兰县，建造一系列高水准的大型公共设施，被称为“有远见的城市”，同时它又是台湾地方民主自治的发源地。过去我尤其喜欢的，是屹立于宜兰水田中的精美民居，完全打破我对华人地区乡村风景的印象。 但是当我进一步了解之后，才发现，这可能是我的错觉。其实，这些造价不菲的民居一直被争论不休，背后交织着台湾粮食安全忧虑、产业发展与土地矛盾、地方政策与公民自治的矛盾、资本化与乡村风貌的矛盾⋯⋯可以说，这也是台湾本土美学的困惑，而宜兰“富有远见的城市”的光辉，也面临着全球经济政治新环境的冲击。于是，我开始重新审视我对台湾乡村的滤镜，去直面台湾的社会现实，与时代裂变下的新“美学政治”。 被群嘲的华国美学：反“中式”威权心态的延伸 什么是华国美学？“华”当然是“中华民国”的意思，流行网路梗里的“华国美学”主要指风格俗艳、设计粗糙、不具现代审美的设计和文艺品味。意涵很广，包括国民党政府来台之后，注入“正统中国”思维和权力意志的公共建筑美学，往往是在现代西方建筑中强加中国宫廷元素，却不考虑协调性，比如国父纪念馆和圆山饭店。在民间社会，主要表现为颜色俗艳，表达方式粗暴、欠缺美感的民间设计，或者只顾功能和目的，完全没有远期考量的建设。在文艺趣味上，主要体现为党国教育体制遗留下来的，喜欢滥用宏大叙事、大文化情怀的抒情传统。 从美学政治来说，一个社会的文化艺术都和当权者的意志相关，建筑又因为强烈的公共性，更能体现权力意识，参与历史的构建。这在台湾尤其体现得深刻，在3.6万平方公里的岛上，却矗立着很多“中华民国”名义下的建筑。在文化上，则体现为，过去一部分经受党国体制教材薰陶的优秀学子，可以熟背中国的山川地名，看着图上虚构的故乡满目含情，却对台湾在地的地理历史、风俗民情无比陌生。在各种节庆上，也能见到一些不考虑现代审美的传统设计，比如去年台湾灯会上被群嘲为“华国美学”的蟠龙献瑞、西游记灯组，舆论一时成了两党的政治攻防战战场。 那么，“华国美学”是怎么形成的呢？ 上世纪50年代，韩战后，美国协防和援助台湾，中国的攻台计划也搁浅，国民党政府开始大力进行公共建设。首先需要安置退台的百万军眷，因此修建了大量美式公寓为蓝本的国民住宅，加上那时候国民党政权一心反攻大陆，在台湾是客居心态，因此规划都比较粗糙和缺乏远期考量，于是这类建筑都以实用、快速、低成本为主，无法兼顾美感。 但是在规划标志性的公共建筑上，国民党政府又以中华正统自居，建造了不少中西结合的建筑物，最著名的就是圆山饭店，十层楼高的建筑上一个中式宫廷风屋顶。时间一久，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80年代，日本当红女星酒井法子来到台北，远远看到圆山饭店，惊呼“好大的庙”，一时间被台湾人传做笑谈。 六十年后，台湾经济开始腾飞，人口暴增，民众开始大量盖自建屋。这种房屋也没有太多设计美学，后来时间一长，还大量用铁皮加盖楼顶。《富比士》（Forbes）在2015年就发表过文章，说台湾虽然人均收入高，但是不能被称为发达国家，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建筑缺乏美感，哪怕在台北，放眼望去，也是满眼老旧的屋宇加上铁皮屋顶楼，和首善之都的地位差很远。但是，由于台湾的物权法完善，对私人财产保护力度大，不能像中国那样为了都市更新动辄强拆，因此规划部门要进行城市改造的成本巨大。 当然，台湾也有非常好看的街道，比如保留了很多日治时代建筑的青田街，但这算不上是台湾本土的美学。在南部，还能找到很多清代古庙，或者郊区的传统闽南风格三合院老厝，因为和风土气候景观紧密结合，也有独特美感。但是，这些都是传统建筑，那么现代的、本土化台湾建筑美学在哪里呢？后来，我在宜兰找到了。 本土美学的兴起：“宜兰经验”遇上新土地政策 在宜兰，我发现，美学政治也不尽是权力宏大叙事的体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起居的美学同样也是政治，甚至有时候会丰富和影响社会主流的审美。 宜兰所在的兰阳平原是台湾的拓垦史上开发得比较晚的农业区，这里雨水丰沛，河流冲积带来的肥沃土地，造就了极好的农耕条件。早在汉族拓垦人群进入之前，当地平埔族就已经耕种了多年。走在宜兰乡村，山水之间，棋盘般的稻田随风起浪，风景迷人。而更迷人的，是那水田里矗立的一座座精致的民居，它们外观精致优雅，设计深具匠心，和周围的田园山水构成了一副精致、脱俗的乡村图景，随便一拍都是偶像剧剧照。 这幅图景满足了都市人特有的“田园梦”：出门就是田园风光，进屋就是西餐、Wi-Fi，远离尘嚣又不脱离都市文明，亲近自然又生活便利。当地人告诉我这些民居其实是农舍的时候，我以为它们就是当地普通农民盖的房子，于是又引发了我的过度想像：这就是台湾的骄傲——富庶、美丽、亲近现代文明的农村。 后来有一次，有朋友请我到宜兰罗东的某个私房餐厅赴宴。刚刚收到朋友给的地址时，我还不太相信，因为谷歌地图上显示，那里是在宜兰罗东镇的一片田园里。当晚，我风尘仆仆赶到当地，看着黑灯瞎火的村庄，听到寂寥的狗吠声，和大片反射着路灯的水田，我内心充满怀疑。直到发现前方水田中央，隐隐约约出现了彩灯闪烁，我才快步过去。一进去，才发现这是一家网红私房餐厅和民宿。老板是在大陆工作很多年的宜兰人，回宜兰后，不想再去大城市工作，而宜兰的机会不多，开民宿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 打开任何一个订房平台，在宜兰能找到数百间这样的民宿，店家都会特意展示每个房间的景观——窗外绿油油的稻田。这些民宿都价格也并不低，平日动辄3000台币以上，假日甚至翻倍。据传台湾最贵的民宿就在宜兰，一晚数万，整个设计和当地特色融为一体，又加入了艺术画廊，提升了整个地区的人文色彩。 这种乡村图景，延续了我印象中的“宜兰经验”——就是1980年代，始于县长陈定南的以环境保护与发展观光为主轴的施政经验。他拒绝重污染的工业进驻宜兰，还规划建设了宜兰运动公园、罗东运动公园、冬山河风景区这样以欧洲著名景观公园为蓝本的公共工程，比如罗东运动公园就是日本的顶尖设计团队的作品，整个美学设计理念非常超前，审美非常先锋，风格经久不衰，可以说，“宜兰经验”在美学上就是率先跳出威权话语的“华国美学”，这和陈定南后来在地方的政治改革息息相关，也符合当时党外运动的大浪潮。 在陈定南光环下，随着观光业的崛起和土地政策改革，宜兰的好山好水在2000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变现。这一年，台湾放宽了《农业发展条例》，开放农地自由买卖，非农民可买卖农地和免税农舍。于是，许多都市人到乡村购地，以农舍的名义建立豪华民居。尤其是2006年，连结宜兰和新北的雪山隧道开通之后，宜兰到台北的距离骤然缩短，都市人的豪华农舍呈倍数增长，比起南部云林、嘉义、台南、屏东4个农业大县的加起来都还多。 这些带着大牌设计师、高级大厨、大酒店管理背景的高级民宿，在宜兰的水田里树立了台湾民居的新标准：精致、考究，与在地景观和文化紧密结合，很本土又很脱俗，让人耳目一新——这不就是台湾的本土美学吗？而且，除了这些精致的民居，还有很多公共建筑，也是这样的匠心思维，比如兰阳博物馆，外观也与自然地景结合紧密。于是，才有了我眼中的宜兰乡村图景。 但是后来，我发现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 “大我”VS“小我”：环境永续与农民发展的两难 最近几次，我再去到宜兰和本地人聊起这些漂亮的民宿时，却听到了不一样的声音。有的宜兰人说，这些民宿破坏了宜兰的土地，让本来就脆弱的农业更加惨淡。宜兰的制造业远比不上别的县市，本想以民宿带动经济，可是疫情三年，民宿业又受到巨大冲击。我很惊讶，难道宜兰经验已经无法应付新的时代了吗？宜兰民宿打造出来的乡村风景、在地美学，只是外来者的滤镜吗？ 其实，自从2010年左右，宜兰的民宿热潮就开始遭到迎头冷水。当时台湾的农业部门和媒体注意到，台湾的粮食自给率在逐年降低，从已经很低的30%多下降到20%多，适逢国际谷物价格上涨，台湾的物价也跟着快速飙涨。于是，农地流失的话题被踢爆，大家把罪魁祸首归结为《农业发展条例》放宽后，造成的农地流失，因为土地都用来种工厂、种民宿而不是种粮食。还有媒体直指民宿：“到2014年底，宜兰县内共建了7612栋农舍，流失1900公顷农地。”一时间，台湾农村阵线等民间团体也开始声讨豪华农舍。 但其实，粮食自给率下降的原因很多，其中，台湾对外贸易机制是一大主因。为了平衡美国对台湾的贸易逆差，十年之内，台湾全面放弃种植小麦、大豆，玉米也减产七成，全部依赖美国进口。另外，因为工业运行，很多农地水受到污染、农地大量休耕，也造成粮食减产。而宜兰在环保传统主宰下，工业不多，“罪魁祸首”便变成了民宿。 于是2015年，宜兰县政府宣布停止核发农舍建照2个月，要重新审核农舍兴建的资格条件。第二年，县长林聪贤更是祭出更紧缩的政策，进一步遏止了农舍变民宿。在这个背景下，宜兰出现了多起强拆豪华民居的行动，其中就包括谢长廷的豪华农舍，当时还闹得沸沸扬扬。 但遏制民宿并没有解决问题。许多农民因恐慌而贱价抛售土地，资产随土地价格大幅缩水，随后银行不敢放贷，原本靠“盖农舍”带动的建造产业也大受紧缩。台湾农民同样面临农业成本高，收益低，多仰赖政府补贴的困境。宜兰农民直言：“种田收入比22k还不如。”，土地卖不掉，想申请盖农舍却被县府卡住。有人还搬出民主法制的尚方宝剑：“照理说农舍只要不妨碍到别人就应该让我们自由决定去兴建。” 在不断的民怨之下，2017年，时任宜兰县长的陈金德在快卸任时，火速给农舍规定松绑：全县除了宜兰市外，全境都能申请经营民宿。农民终于开心了，但是对土地流失和粮食安全的讨伐声音又卷土重来。 直到今天，这种拉锯战依然在你来我往。 打破滤镜，直面宜兰与台湾发展的新难题 台湾的田园风光是真的很美，由于高度的机械化耕作，田园没有像大陆农村那样象征着艰辛、劳苦和力不从心的杂乱景象。如今打开YouTube，可以发现很多探访宜兰乡村美宅的网红影片。这些影片，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都市凝视下的农村、田园景观，好像台湾的农村仅剩美好，宜兰的乡间民宿是最近的世外桃源。 但只有在一些私下讨论中，才会见证那些滤镜的破碎时刻。有台北人搬到宜兰乡村，修了精美农舍打算回归田园，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农田会喷农药——他本以为乡下到处都是有机食品。而那些花数千元入住精美民宿的游客，也不一定看到的都是宁静优美的风景，早晨唤醒客人的可能不是鸟叫，而是农民的喷肥机。游客想散步的田间小道也并非野花簇拥的景象，可能满目都是曳引机留下的泥巴。很多人认为宜兰的乡村像欧洲，但其实，欧洲的乡村并不存在这个问题，比如德国乡村的建筑有明显的分区规划，不会随意散落在农田之中。 台湾的民宿散布于农田间，是因为台湾的田地本来就零散。这正好说明了游客和候鸟型置产者的尴尬：大家广受影视作品和网美照片的影响，编织着美好的田园梦，却忽略了这些影像和现实之间巨大的断裂。这种网红审美，也构成了现在的新美学政治。 现实问题其实也不复杂，无非就是现在的宜兰需要新的宜兰经验。一九八一年当选宜兰县长的陈定南，提出“宜兰价值”，以“亚洲瑞士”为愿景挡掉了六轻（第六套轻油裂解厂），保住宜兰的好山好水。四十年后的今日，宜兰又走到了定位的十字路口，到底要农业立县还是观光立县？怎样才能走出环境永续和农民收益风险的怪圈？此刻的宜兰迷失了。 宜兰农舍的几经波折，折射的是一种宜兰经验在新经济环境下的拷问。虽然台湾没有城乡户口对立问题，但对于很多农民来说，卖地可能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跃升之道。于是很多学者开始呼吁，要正视农民的需求，“农村不能没有农业，可是它也不是只有农业。” 这也是台湾近年来的难题之一：零碳排放的目标和能源紧缺的矛盾，顾及贸易机制和农业被迫让步的矛盾，产业发展和环境永续的矛盾，都让台湾面临着越来越多的考验。站在十字路口的，何止是宜兰，这些都是宜兰乡村本土美学背后的政治。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