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大学历史教授高铮（James Z.Gao）2004年出版书籍“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于2019年译为繁体版《接管杭州：城市改造与干部蝉变（1949—1954）》，作为“三十．三十书系”中的一本，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高铮同时是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学院历史学副教授，曾在北京大学、克里斯多福纽波特大学任助理教授，其作品多以现代中国为主题，最新作品包括“The A to Z of Modern China(1800-1949)”。 为撰写《接管杭州》，高铮回到中国，花三年参阅大量山东、上海和浙江现存档案资料，访谈亲历者，记录了1949年军事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逐步接管杭州这个南方城市的过程，时间维度跨越朝鲜战争、“三反”、“五反”等主要历史事件。文章着重描写共产党离开熟悉的农村根据地，进入杭州这个陌生环境，恢复经济、改造机构、巩固政权的过程。 杭州：与众不同的城市 杭州是浙江省省会，位于中国东南部，素以“鱼米之乡”著称。12世纪以来，杭州繁荣长达200年，号称“东南第一州”。其他古代大都会（如洛阳、长安和南京）遭受战火时，杭州一直相安无事，歌舞升平。近代史中，杭州甘当南京、上海的“后花园”（恐怕到今天也是）。半个世纪以来，满洲人、民国、军阀、日本人曾走马灯似地统治过杭州，但没一个统治者能改变杭州，反倒本地商业、文化精英每次都能占据上风。目睹政权更迭，杭州人一贯保持傲慢的和平主义，甚至犬儒主义——谁做皇帝与我何干? 如同已故美国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赞赏的，《接管杭州》之所以能成为继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和傅高义（Ezra F. Vogel）研究天津和广州后，论述共产党“解放”中国城市最好的一本书，部分源于杭州是这样与众不同。 与天津、广州截然不同，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状态，是杭州没有大工业，自古以来靠的是丝绸工业和纺织工业；也没有革命传统；亦无壮大的、被视为共产主义者天然同盟的农民和工人阶级。 此外，杭州更被誉为“东方佛国”。自南宋迁都后，杭州建有100座佛寺，每年香客络绎不绝。17世纪以来，西方传教士踏足东方，基督教在杭州达到“高度适应”。毛泽东曾写下《别了，司徒雷登》，讲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国民党政府溃败时，他与其他外交官不得不离开中国的事。事实上，司徒雷登出生在杭州。其父作为传教士，长期在杭州宣讲教义，甚至学会杭州方言。司徒雷登离开杭州出任驻华大使时，杭州市参议会赠他一枚金质钥匙，授予他杭州市“荣誉市民”称呼。 杭州还是个国际化城市。杭州市民政局1951年7月4日档案显示，哪怕中共接管杭州后，杭州仍有许多外资经营或资助机构，包括29座教堂、13家救济机构、8家医院、2所神学院、1所大学、6所中学、2所护理学校、11所小学等。 因此，接管城市前，共产党决定为城市政策树立稳健的基调。高铮表示：“中共领导人一致认识到，军事管制一建立，就应该强化道德合法性的说服力。”面对这个没有庞大的工人阶级、工人运动不发达、共产党影响力相当有限的城市，在酝酿和执行任何革命政策前，不得不面对现实。 机会主义、宁缓勿急 中共接管杭州的总政策，就是原封不动，保持原样。新领导人必须“分清轻重缓急，先后逐步接收”，以“建立良好的形象”为首要目标。最明显的是，中共对浙江财阀，即杭州工商界，采取合作态度，对“进步、爱国”的企业家给予保护和帮助。 在城内保持低调的同时，中共在杭州周边农村积极推进剿匪和土改运动，并招募大量年轻学生，去农村宣讲共产主义。中共相信，城市工人、底层民众、学生经过农村的实践，会更认同中共的意识形态，并成为杭州城市革命者的可靠同盟军。这种“农村包围城市”战术，是新任当权者最擅长，也最感舒适的区域。 而城内，以为“一切如常”的知识分子和城市资产阶级，丝毫不知自己的命运已在风雨飘摇中。 这种机会主义策略一直等到朝鲜战争爆发，才获得全面开展政治运动的契机，以根除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三反”和“五反”运动则为摧毁资产阶级在城市的政治影响提供绝佳理由。而这些政治运动，往往以民族主义或反抗口号为标记，如“打倒美国野心狼”和“反击资产阶级进攻”。而随每一次政治运动推进，中共对社会改造的手法，从原本的“模棱两可”逐渐到“图穷匕见”；这种层层推进的政治运动其实已在为新一轮更高阶段革命做准备。因此，在高铮看来，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等极左运动，不是政策的急转弯，而是必然结果。 政治仪式 《接管杭州》指出，中共巩固政权时，善于利用文化改造。“会议”成为一种政治仪式（Political Ritual）。通过无休止参加共产党组织的会议，人们感受到社会压力与国家强权。从早期的干部训练班、资本主义太太训练班，再到农村地区的“诉苦会”、“揭露会”，甚至是“五反”中对资本家的公审大会，这些活动都超越了工具性，而作为例行程序，在翻来覆去的表演中，确立和体现中共推崇的社会原则。 这套政治仪式一旦制度化，就有益于中共形成对“真理”的垄断，树立权力的“神圣化”。越来越多民众被鼓励采取革命行动，划分“敌友”。旧时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被打破、重塑，抗拒者和异见者不断被边缘化和肃清；新的精英层出现，中共政治控制不断被稳固。 有种说法很好地描述了国共两党的政治行为区别，“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这两者，都象征着国家权力。 山东农村干部南下：改造堕落的城市文化 由于接管杭州的所有官员均为来自山东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干部，这些北方农村干部来到富饶的江南水乡，他们眼里南方人的价值观已被繁华商业与精致文化腐蚀。作为对共产党绝对忠诚的山东干部，为推动新政权合法化，他们首先决定改造他们眼中堕落的城市文化；但吊诡的是，城市文化的弹性，又导致这些农村干部思想上出现变化。 南下干部很快明白，杭州的珍贵之处在于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50至70年代，毛泽东40多次造访杭州，常住在西湖边豪华别墅。其他领导人刘少奇、陈云、林彪等也效仿毛，来杭州消遣疗养。杭州渐变为“领导人的后花园”。大批供中共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和退休干部使用的疗养院取代前朝富商的私人庄园，出现在西湖畔。杭州自然景观和文化遗产很快成了南下干部的政治资源。为获中央政府和其他省市支持，这些农村干部不得不先熟悉杭州文化和典故，这也使杭州的景观、古迹、寺庙等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上，大部分得以保全，甚至在文革中幸存。高铮认为，“南下干部”变成“杭州同志”的过程，是杭州本土文化弹性与外来者身份认同塑造的双向过程。 “继续革命”：打破后革命社会模式 高铮在序言就提出他对后革命社会的观察。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 Meisner）解释称，“新的统治者与旧制度的传统和残余势力相妥协，并有意无意地使历史进程背离自己，创立一个崭新的社会的理想和希望。”简单来说，“革命者掌权之日，革命停息之时”，就是后革命社会的普遍模式。 这并非什么惊世骇俗的理论。历史上法国、俄国及其他国家的近代革命均未逃过此劫。中共建政初期，与城市旧精英妥协、合作共事，看起来无可避免。然而，坚持“不断革命论”的毛泽东却打破了这个革命周期。《接管杭州》的观察是，按毛泽东的政治运动模式，共产党的接管中，国家强制是基础，文化批判是表现，政治控制是目的。 中共之所以能运用国家权力改造城市文化，利用文化武器巩固新政权，综上所述，靠的是机会主义、政治仪式和身份认同塑造。 谈这些，还有意义吗？ 作为南宋偏安之地，杭州一向是没落贵族、被贬官吏、失意文人的故乡。“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讲的就是杭州城市性格。烟雨蒙蒙中，江南水养的是文人墨客、烟花女子和小商小贩。他们在这吟诗作对、附庸风雅，搞些时髦玩意。杭城天生就是小资产阶级和知识份子的聚集地。农民出身的新统治者要去管治传统的城市精英，是破天荒的事件。 但这个事件不是孤立的。48年后，中共还将接管另一个与之完全迥异的城市。 那就是被誉为“东方明珠”的香港。 如果把香港的主权移交，看成是共产党接管香港的开始，不难看出接管过程的相似。“马照跑、舞照跳”的承诺言犹在耳，现实却日渐崩坏。从“港人治港”到“爱国者治港”，有人说是中央政策急转弯，是承诺的背弃。但如按照接管杭州的模式看，可能不是。 承诺香港“保持原样”，可能只是稳健的机会主义。的确，从回归初期讨好香港工商界，培植亲北京的建制力量和政治精英；到动员基层市民、新移民等成立亲北京社团，塑造李偲嫣等建制平民政治明星（也有人说是小丑），支持“爱港之声”、“爱港力”等“爱字头”登上政治舞台；再到“西环治港”、“活着论”、“等埋发叔”；这都是渐进、有历史痕迹可循的。邓小平提出“五十年不变”时，这个城市的不少政治精英，甚至海外学者，都相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或会为经济利益与香港利益既得者妥协，甚至不可避免推行自上而下的体制改革。这种幻想在1989年本应破灭。但可惜，不少人仍心存侥幸，看不到从“温水煮蛙”到“全面管制”，是共产党管制模式的机会主义使然。 中共革命过程中，机会主义无处不在。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是机会主义的最佳标注。机会主义在中共建政后得以延续。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为改革开放提的“摸着石头过河”显然仍是机会主义的体现。而他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为何不能是“最长不超过五十年”的机会主义策略呢？ （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的民族和宗教政策也有类似的机会主义。80年代，时任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冀春光表示：“我们一再强调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强调加强宗教工作只是为了争取信教群众和逐步限制以致最后消灭宗教。”迂回的机会主义逻辑甚至达到了自相矛盾的地步。） 不久前，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阐释“爱国者治港”定义时，引述邓小平“港人治港”说法，表示当时还没回归，也没发生占中和反修例运动，因此不可能列出太多负面清单。如果把这种重新定义也看做机会主义，不得不说中共在接管香港上的政策是连贯和延续的。稳健过渡期比邓小平想象的短，只用了24年。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如果按照《接管杭州》模式，香港如今走到哪一步了？ 首先可以预见中共必将加强政治仪式攻势。爱国主义教育会全面推行，为调动民族主义情绪，开足马力。这波政治仪式，瞄准香港工商界、知识分子精英和中产阶级。更多针对公务员、教育工作者、医护人员和青少年的训练班、学习班和体验营将提上日程。沙头角已有空地挂起“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牌子，并非偶然。悲观地说，这种螺旋推进的政治运动必会导致新一轮更高阶段革命；这也是《接管杭州》试图警告我们的。 此外，在地政治精英不再被信任，更多北方官员将来到香港。南下的新任管制团队，先会显出良好的领导人姿态。会讲广东话可能不是必须，但偶被拍到茶楼“饮茶”,说几句粤语俗语，才显得和市民“打成一片”。北京两会对香港选举大改造后，亦需更多类似“紫荆党”的“港漂”精英进驻立法会，共同出演这场“波坦金”式选举戏剧。盘踞香港多年的建制派和亲北京力量，如不想沦为“忠诚的废物”，需更努力地显示自己的价值。但反噬似乎不可避免。就像杭州大多数南下干部，在后来“大跃进”和“文革”中逐一遭受政治打击，邵善波所担心的“Overkill”，亦不是空穴来风。 如今香港唯一可依靠的，可能是这个城市的文化弹性。依《接管杭州》所言，管制从改造文化开始。城市文化的弹性和韧性决定自身被改造程度的深浅。杭州人也为后人做绝佳示范，那就是犬儒性格（在香港，大概被称为“港猪性格”）并非抵御文化改造的金钟罩。例如在全国爆发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背景下，杭州人人自危，甚至互相检举，在1951年4、5月间，杭州这么一个小城市逮捕了5000多名反革命分子，导致监狱人满为患。北京对香港的接管会到什么程度，要看香港公民社会的性格和香港人的人格，及在《国安法》颁布和选举制度被掏空后，香港是否能维持作为“地区金融枢纽”的地位；若扳不倒前两者，那就要看北京有多大能力，能让反对的声音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