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与他们的距离》:谈政治、社会议题就不是好创作,是华语观众对议题电影的污名化

为什么有议题的电影在创作上就一定薄弱呢?或者说,为什么观众面对这些作品的时候总是不耐烦地标签了它们?可见在多年审查与自我审查之下,关于电影的文字讨论氛围实在恶劣,不知道有井,也不知道有墙。偏见难免。
撰文 | 郑侑安
05/14/2021
本文共1531字,阅读时间约3分钟

《恶与他们的距离》夺下柏林金熊奖,是又一部扬威国际的伊朗电影。我喜欢这部电影的港译中文标题《恶与他们的距离》(中台皆译为《无邪》,与标题原意反而略有出入),它巧妙地借用了台湾热门的公视限定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也向观众展示了电影的主题。与剧集接近,电影也是讲围绕死刑产生的道德困境。只是前者显然不是围绕死刑这种刑罚做出思考,它连结着伊朗目前的极权体系。这与台湾剧集也有了强烈的区隔,《我们与恶的距离》只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整个讨论就一览无馀,死刑犯及其家属到底应不应该享有一些基本人权,人们怎麽面对舆论场,这些答案并不算难。《恶与他们的距离》要讲的是千丝万缕的现状,政府的统治从根本上剥夺了道德正确的可能,身在其中的人无比痛苦。


讨论社会和政治议题的电影,剧本已极不好写。豆瓣网友大部分只想打及格分,称之为议题电影,还以为真的有名无实,降低期待入场,但发现这部电影远不止如此,简体中文世界那种不耐烦的观感实在委屈了它。


电影分为四个短片组成,“那里没有恶魔”,“她说你做得到”,“生日”和“吻我”。


看过电影的幕后资料,因为在伊朗拍片不易拿到许可,电影项目被封杀后化整为零,导演拉素罗夫从短片着手,秘密拍摄,反而制造出特别的效果。四个故事彼此之间并无直接的情节联系,但导演用了一些巧妙的手法来形成剧作的骨架。

《恶与他们的距离》剧照。


第一个故事花了大篇幅讲男主角平淡温馨的家庭生活,直到最后一霎那才用画面交代他原来是死刑的行刑者。顺着死刑这个线索,第二个故事就讲一位心地柔软的士兵心理上无法接受自己去执行死刑,他在寝室里与战友们激烈辩论,最终决定放手一博。在其中,一位士兵的对白告诉观众,原来一名伊朗现役士兵执行一次死刑可以获得三天假期,第三个故事“生日”恰好就讲一位士兵在他三日假期期间的遭遇。这种暧昧的层层递进增强了故事的文学性,也把故事的背景掰开了,柔和地传递给观众,避免长篇累牍地交代线索,又不至於密集地释放情绪,从剧作上看,这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优点,也执行得很好。“吻我”话锋一转,没有再承接线索,去讲逃兵多年之后与自己女儿相认的过程,过於倚仗情绪,收尾减弱,绝对也是瑕不掩瑜。


如过去一样,这部电影引起的依然是那些讨论。有人问,同样是专制国家,为什麽伊朗可以拍出这样的电影而中国不行;或是日后极权下的香港,应该也可以借鉴;也有人觉得它的胜出纯粹因为它讨论的主题符合西方价值观,柏林影展受“政治正确”的影响才把最大奖给了它。

 

《恶与他们的距离》在第70届柏林影展中获得金熊奖。导演因本片被禁止出国与判刑入狱,导致无法亲自到场领奖。 (图:Reuters)
 

这些讨论有一个前提:大家似乎总是忘记了,一位伊朗导演拍出这样的电影,是会付出沉重代价的。拉素罗夫因为拍摄本片,先是被限制自由,后来真的入狱。电影拍摄对他来说,是创作,是制作,某程度上已经变成一种抗争。在泰国也是如此,有的导演因为拍摄人文关怀或者民主议题,根本无法再回国内拍戏了。在华人社会的电影行业来说,电影是创作,是事业,是谋生方式,而真愿意因此坐牢或者从此离开出生地的人确实是少数。

《十年》是2015年12月上映的香港电影,为5个故事构成的短篇电影合集。 (网络图片)


可是政治与社会议题真与创作矛盾吗?这里面显然藏着华语地区观众对议题电影的一种污名化,毋宁说,是对公开讨论社会议题本身有一种污名化的意识。为什么有议题的电影在创作上就一定薄弱呢?或者说,为什么观众面对这些作品的时候总是不耐烦地标签了它们?可见在多年审查与自我审查之下,关于电影的文字讨论氛围实在恶劣,不知道有井,也不知道有墙。偏见难免。

 

而《恶与他们的距离》确实又值得参考。比如当年的热议电影《十年》,同样也是从数个短片来表达对香港本地社会及政治环境的思考。两者相较之下,《十年》的剧作和手法都显得过于平板,缺乏层次和厚度。在议题面前谈技艺似乎有些过於纯粹与抽象,但两者为什么不能兼而有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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