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被誉为香港电影界“雌雄大导”之一的张婉婷推出十年磨一剑的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电影由张婉婷母校英华女学校发起，委托张婉婷团队贴身跟拍六位中学女学生的十年成长，呼应英华女学校重建校舍工程的计划。电影节首映后，《给十九岁的我》持续推出优先场，观众及影评界大多都肯定该部电影，认为不但纪录女学生的青春岁月，也见证了香港社会由2012年到2022年的十年变迁，如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2014年的“雨伞运动”，甚至出现了极可能无法通过电检、关于2019年“反修例运动”的片段，令人动容。在豆瓣上，《给十九岁的我》评分更高达9.1分。 一部纪录片引发的争议与风波 2023年1月15日，《给十九岁的我》夺得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最佳电影奖，翌日片方宣布电影于2月2日全港正式公映；一片好评之间，媒体人吴芷宁在脸书发文质疑电影的拍摄伦理，导演与学生的权力关系可能被滥用。另一边厢，有报道指张婉婷加入政府新成立的“推广香港新优势专责小组”为非官方成员，就“如何说好香港故事”提供意见，引来更多质疑声音。 一片赞好与零星质疑的声音持续到电影公映不久，发生戏剧性转折。 2月4日，《明周文化》深夜独家刊登电影两位主角阿聆与阿佘的感想，阿聆以万言书自白“由始至终都不同意《给》以任何形式进行公开放映”，解释一直以来缺席电影宣传活动的原因，坦言受吴芷宁文章鼓励而决定公开发声。阿佘也受访指出在拍摄过程感到不舒服，曾一度反对公映，最后选择妥协，配合出席宣传活动。 质疑声音得到当事人亲口证实，舆论一夜逆转，群情汹涌，网民纷纷指责导演张婉婷漠视学生声音，违反纪录片伦理，严重失德。同时，著名香港单车运动员李慧诗在脸书发文，指控在2016年的时候，张婉婷团队到日本采访她参赛，却隐瞒片段用途，公映前亦不曾通知她，表示“我不会看，亦不鼓励你看”。 2月5日，《给十九岁的我》宣布暂停公映，英华女学校前校长李石玉如道歉；张婉婷出席记者会回应事件，承认阿聆未有签署第二份同意书，以为对方终究会平伏心情而决定继续公映。惟后来另一主角、移居美国多年的“香港小姐”江冰滢在Instagram发文，指公映前收到团队发出的同意书，并被告知“其他人都已经签署”，才决定配合。 张婉婷亦在电台节目隔空向阿聆喊话，希望对方“开心一点，我们现在不做公映了。”然而争议未有随撤档停息，继续延烧至另一战场：香港电影金像奖。 《给十九岁的我》入围“最佳导演”、“最佳电影”、“最佳剪接”三项大奖。提名名单甫出炉，英华女学校随即发声明，退出角逐“最佳电影”；与张婉婷同获提名的导演郭伟伦则表态接受提名，指“十年制作过程中的摄影机背后发生的事和经历同样难忘珍贵”，张婉婷表示配合伙伴决定，惟不会出席颁奖礼。 纪录片导师应亮：新手会犯的错误 在香港教授纪录片十余年的导演、目前为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高级讲师的应亮记得，一开始看了《给十九岁的我》，只觉得像一部新手拍的作品，旁白太多，几乎看不下去，但是慢慢他见到十年间被纪录的六位女学生的成长以及社会变迁，就看完了整部电影。 “不过导演的美学还是很初步，而且很多地方见到她没有给人物话语权。从一开始女生们有的直称其名，有的由导演起了外号，拍了十年那些外号还在，那些外号代表导演看人物的特质，看上去没有变化。可能她有拍到人物的成长，但与她对人物的定性有出入而没有剪进去。其实拍纪录片的人，就要习惯他们对人物的前设会随时被颠覆。” 在教授学生拍纪录片时，应亮强调大专院校电影系的课程多集中教授剧情片创作及制作方法，而他本身也是一位剧情片导演，但他认为纪录片的精神在于理解他人与自己。拍纪录片的第一步，是要承认自己未必完全理解好自己，也因此理解他人总会遇上刻板印象等障碍，然而透过学习，学生可以接触他们生活圈子以外的人，而那些人不是演员，不会受导演控制。他认为，拍纪录片无非要学生与被拍摄者同行，用时间理解对方，褪去表面的理解及概念化对方，这种思维方式其实与剧情片相似，但伦理不同，拍摄手法更不同。 “举一个例子，有学生之前拍摄一个外国人在港遇上官非，要出入法院。他们跟拍主角一大早来到法院，法院还未开，他便在附近散步排遣内心的不安。这就是纪录片里值得纪录的一个时刻，因为主角的动作正反映了他的状态，但同学当时不大意识到。事后我对他们说，当那些时刻来到，他们要第一时间在脑海中完成分镜，预计他怎样走，走到哪里，要是他停下来，可不可以拍他的背影？剧情片大家都准备好所有东西，纪录片则着重学生怎样理解人，以及怎样用电影语言表现被纪录的人。” 从拍摄学生的纪录片看公私分野 《给十九岁的我》之前，香港纪录片导演张虹曾于2003年拍摄英文中学圣杰灵女子中学及英华书院，制作成纪录片《中学》；中国大陆纪录片导演周浩受《中学》启发，在2005年推出《高三》，跟拍福建省武平一中一群高三学生的生活，以及面对高考的身心变化。应亮看过两部电影，直言从中可以见到两地针对纪录片伦理的不同之处。 “张虹拍《中学》是用direct cinema（直接电影）手法拍摄，像美国纪录片导演Frederick Wiseman，不突出群体里的个体，而带着距离冷静观察中学生这个群体。周浩是记者出身，他用一种距离更近、更走入被拍摄个体的手法处理，映照学生内心状态；张虹的思维眼光则更理性、批判，保持微妙而清晰的态度。有趣的是，周浩拍了学校老师怎样监视学生，同样拍下学生上课外抽烟、谈恋爱等较私人的部份，却推出影碟，也曾在央视播映过，不少家长不但没有投诉，更对那所学校感兴趣，要把子女送进去念书。张虹的《中学》则要面对校方不满意当中一些可能较批判性的片段。” 对于那种分野，应亮认为出于两地对拍摄的理解差异。在中国，何谓公私的边界，一直都没有清晰的准则，如王兵的《疯爱》，导演直接在云南的精神病院住了几个月拍摄，在外国是没可能做到。 其中一样令《给十九岁的我》饱受争议的，是片中主角阿佘的其中一场，是她出席广告拍摄、休息期间与当时男友抽着烟接受访问，而导演张婉婷正担任那个广告拍摄的导演，而阿佘及男友则是由张婉婷介绍下去拍广告。当纪录片镜头隐藏让公众观看背后的关系，并对准被拍摄者的私隐，公私之间的伦理该如何定夺？应亮说，不少他的学生都曾苦恼于等不到想拍摄的片段，问他可以怎样办？他认为方法要视情况而定，但一大原则是“千万不能付钱给主角”。 “因为一旦付钱，那纪录片拍摄与被拍摄的关系就会改变，他会变成收钱然后演出给你拍。然而你可以创造机会，假设你去拍拾纸皮维生的婆婆，你可以通知她哪里有纸皮，或者抽几天不拍摄，和她一起拾纸皮，这样能够拉近大家距离。如果要知道对方的私隐，你最好也要坦诚相对，让对方知道你为什么要拍她，你自己是否也有过基层生活经验，只要大家互相信任、交流，权力关系会有改善。” 应亮又说：“曾经有学生拍香港一支棒球队，但当时正值休季，苦于没有比赛场面拍摄。刚好拍摄团队有人认识广州一支由日本人组成的棒球队，就从中联络，看双方可不可以打场友谊赛。刚好大家都有时间，有兴趣，就撮合得到。当然学生不可以包办双方比赛的支出，也不可以控制比赛结果，甚至只要其中一方出于配合拍摄，勉强答应成事，卖一个人情给你等等，其实也不好。” 林木材：纪录片本应多元、微妙、复杂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TIDF）策展人林木材说，纪录片本身是一种手法相当多元、包容并蓄的媒介。二月初，他曾主持一场线上讲座“纪录片或许（不）最适切的名字”，主题围绕当代纪录片与录像艺术等不同媒介的跨界，愈来愈多纪录片作品不像传统概念中蹲点式长时间拍摄、使用顺时性攫取到的素材。 他随即提到在第十三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夺奖、陈梓桓的纪录片《忧郁之岛》。 “它用重演的手法介入历史，那些事情的确是有发生，但纪录不到，就让角色重演。只要它重演的部份没有违背真实，没有利用纪录片的特性散播捏造事情，那就可以。” 《给十九岁的我》曾在去年台湾金马影展放映过，直到现在爆发连场争议，他认为争议的核心是违反纪录片的伦理，没有取得被拍者的同意拍摄，加上是拍一群中学生的成长，大部份处理相似议题的纪录片，原则上要尊重对方，因为他们是未成年人，他们不同意拍的话，成年人不可以凌驾他们的感受。 “然而，纪录片的世界确实充满了微妙又复杂的角力。假设有人拍纪录片针对的是权贵、政坛人物，你问他们同意与否，他们一定不愿意让你拍；但是他们作为公众人物，彼此权力关系不同，要是这部纪录片的出发点是要探挖真相，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林木材说，台湾曾发生过《给十九岁的我》由校内放映制作DVD延伸到公映的类似争议。 2007年《商业周刊》委托纪录片导演杨力州拍摄一个原住民家庭，拍摄成《水蜜桃阿嬷》，委托方事后却从影片延伸出募捐等牟利活动，并未如实通知被拍摄方，引发消费原住民、贩卖悲情的争议。除此以外，2015年黄铭正的纪录片《湾生回家》，上映后爆出监制、出资方田中实加本身既非日本人，也非“湾生后代”，而是本名陈宣儒的台湾人。 “并没有一套纪录片伦理可以完全适用任何情况。像《湾生回家》，是有隐瞒身份的问题，但湾生这段历史，这个身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爆出某些争议，正好挑战社会主流就一些议题本身的看法，那也有价值。又或者如果有人要拍片纪录党国时期的历史，按流程走他可以找前党国机关索要found footage，但是在创作上，这种完全按流程、守规矩的模式，能否见到导演的创意与思想？” 林木材认为，归根究柢纪录片是言论自由的一种彰显。回顾台湾纪录片的发展史，1987年解严后，社会涌现一批拍摄社运的纪录片，盛载呈现公民社会的力量；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纪录片界开始探索创作的面向，而非单纯地报导，发展出表现手法更加前卫、激进的作品。到今天，纪录片已经无所不包，从动画到重演历史等手法，原生家庭、情侣的私密情感都可以是纪录片的主题，而观众能够从影片中见到导演的思想。 但是让观众看见导演思想之前，林木材指，导演更加要留意基本步——拍摄与被拍摄的权力关系，思考影机的位置与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