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5岁的墨尔本青年塞巴斯蒂安·亚当斯来说，这一年多的疫情带给他最意想不到的经历，莫过于自己迷上了中国社交app小红书。 塞巴斯蒂安在墨尔本的一家高档时装店工作。和许多Z世代一样，他在Instagram上十分活跃，发布自己穿搭日常、探店和旅行照片。后来，塞巴斯蒂安认识了现在的华人男友，对方看见塞巴斯蒂安在玩Instagram，便推荐他也在小红书上发布内容。 起初塞巴斯蒂安并没有放在心上，他只是下载了软件，随手发了两张照片，就把小红书抛在脑后。2021年初，墨尔本逐渐澳洲网红，和他们眼里的中国影响力 | 歪脑 WHYNOT解禁，塞巴斯蒂安与男友的华人朋友有了更多接触，也有更多机会和华人同事见面，他发现：这些人都在玩小红书。 小红书是主打消费的中国社交和网购app，最早因为“晒奢侈品”而流行，现在，小红书的功能包括发布影音、图文和限时动态，亦可以按赞、留言等，很多人将其比作“中国版的Instagram”。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2月，小红书的月活用户近1.38亿。 在墨尔本华人朋友们的帮助下，塞巴斯蒂安学会了熟练使用小红书，并开始有规律地发布自己的穿搭和探店日常。他很快就有了几千个粉丝。七月初，墨尔本结束第五次封城之后，塞巴斯蒂安与父母去维多利亚州著名的煤矿和旅游小镇本迪戈一日游，他在途中精心拍摄了艺术馆、书店、餐厅和街景——并发在小红书上。这则图文笔记目前获得两千多个赞。“每一张照片都像在说一个故事”，在众多中英夹杂的评论中，有人这样回复他。 “很多人都很支持我，也有人会怀疑我用小红书的目的，有人会给我发私信，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塞巴斯蒂安对歪脑说。许多留言者都是住在澳大利亚的华人，或是对澳洲生活感兴趣的中国用户。 和抖音、微博、B站一样，小红书是外国网红、KOL登陆中文互联网的主要入口。小红书的内容大多是消费、时尚和生活分享，较中国其他社交网络平台而言，不常有社会或政治议题讨论。而又因中国的互联网管制，大部分中国用户都难以接触海外的社群网站，于是在小红书上形成了一个追逐时尚潮流和新鲜生活的闭环体系。但雪球越滚越大，在小红书上“开箱”、“实测”、“带货”的网红越来越多，例如健身博主帕梅拉、模特兼营养师梅耶·马斯克等海外人士，纷纷加入到这个闭环中来，在小红书上开设中文账号，抢占商机。 在澳大利亚，华人数量超过120万，中国出生的移民数量更是可观，增长近六成。中国移民被视作“摇钱树”——他们向澳大利亚贡献了可观的GDP，包括房产、教育、车产、游艇、奢侈品和时尚消费品等，也令澳洲市场不得不接受和消化来自中国的影响力。 虽然中澳关系进入了历史低点，但澳洲的许多媒体、品牌，还有澳大利亚旅游局以及主要城市的旅游部门纷纷进驻小红书，像塞巴斯蒂安这样起初不谙中文的本土“网红”也开始以小红书为据点，斩获中文互联网流量，与中国创作者涌向YouTube、Facebook等海外平台的潮流形成一条平行线。只是，澳洲的KOL们不仅需要去理解小红书的运作规则，还要去理解他们的受众——中国人的好恶和价值逻辑，也要应对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审查和国际局势的潜在危机。 从寄宿学校到中文网红 今年20岁的白人女孩茱可欣（Julia Nellie）在小红书上人称“茱姐”。她在新南威尔州的偏远地区出生、长大，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亚洲文化。直到11岁时，她进入当地一所以中国学生为主的寄宿学校。 这间学校是澳大利亚留学产业的一个缩影，吸引来自富裕家庭的中国留学生，财政上高度依赖中国留学生的学费。当时，这间学校为了招募更多本地学生，向茱可欣这样的学生提供了奖学金，鼓励她入学，增加校园的多元化。 进了学校，茱可欣发现，她一个澳大利亚本地人反倒成了学校里的“少数群体”——身边的同学绝大部分是中国学生。“那时每一天我都在经历文化冲击，”茱可欣说她花了好几年才适应学校生活。“通常在澳大利亚，白人都是占大多数的，但在这所学校，我就成了少数群体，90%的学生来自中国、泰国或者越南，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很冲击的。”上学期间，她甚至有了一个同学帮她起的中文名字。 但适应了之后，茱可欣发现身处这样的环境也不是坏事。“能够和不同文化的人一起生活，分享日常，这是世上最奇妙的事情。”她说。“我也自然而然开始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文化。” 上大学后，茱可欣选择继续学习中文，也结识了更多中国来的同学。一天，她留意到中国朋友在用小红书，并在朋友的鼓励下，也开了一个账号，用中文发帖。 第一则图文笔记题为《中澳友谊怎么样的呢？》讲述了她与一位中国留学生意外相遇、学习、唱K的故事，配上金发、黑发两个女孩的大头照，并写到“对我来说，跟外国人做朋友比交有趣”。虽然她把“比较”一词写错了，但还是收获了许多好评，有人赞扬“姐姐中文太棒了！”有人留言“小姐姐可以教我澳大利亚文吗？”也有中国留学生跟她感慨“好难与本地人做朋友。” 接下来她陆续发了几则“茱姐教你澳洲话”的短视频，介绍澳洲俚语和生活中常用的词汇短语，便在小红书上成了名人。 茱可欣使用滤镜，也会在视频结束前嘟起嘴唇，用中文对着粉丝说，“爱你们。”“我偶尔会收到评论，像是‘为什么你在教澳洲俚语呢？我们不想了解你们的文化’，但是98%的评论都非常正面，很鼓励我，”她对歪脑说。 小红书既是社交平台，也是电商。它凭借地理位置推荐算法，不管是首页推荐还是查找附近的发帖，身在澳洲的用户都能从小红书上得到留学移民日常、探店种草经历甚至跨国婚姻恋爱的内容。商机也自此衍生。 茱可欣在小红书上引起了中澳商家的注意，两国均有经纪公司向她抛出橄榄枝，想和她签约，在她的视频内容中植入品牌广告。茱可欣选择了由华人经营的澳洲经纪公司Sense Tider。这家公司代理了许多身在澳洲的小红书名人，既有同是中澳混血的闺蜜组合，也有中澳跨国夫妇组合，他们的内容与茱可欣相似，介绍澳洲英语，提供本地生活指南，顺便带货、卖货。 有公开数据指，在疫情之前，澳大利亚境内有超过15万“代购”，为中国消费者跑腿购买奶粉、保健品和奢侈品。长期以来，中文社交媒体平台是代购们找生意的据点，主打电商的小红书也在其中。 目前，茱可欣接受的产品代言既有保养品、澳洲品牌雪糕，也有支付宝这样的中国商家，代言费用在800到1000澳元左右。尽管两国仍在进行贸易战，“这些（澳洲品牌）都是为本地人所熟悉的，但我猜测，他们想让我向澳洲华人观众或者是中国观众去推广这些产品。” 华人眼中的后花园“土澳” 在小红书上自称“麦扣学长”的迈克尔·王今年30岁，七岁时随父母移民澳大利亚，是华二代“ABC”，目前在一家零售公司工作。迈克尔的太太曾是中国留学生，现在从事推广澳大利亚产品至中国市场的工作。 在太太的鼓励下，迈克尔在疫情期间，开设自己的小红书，并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移民的经历，协助留学生和新华人移民融入澳大利亚生活。他在小红书上的“画风”是：“我从小上公校，为啥送我去女儿去私校？”“关于澳洲ABC的十问十答，一起来灵魂拷问澳洲ABC！”“在澳洲提高办公室人员的6个技巧！” “有很多（内容）都是基于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比如毕业后找工作，换工作，升职等。”迈克尔对歪脑说。太太也会协助他，向身边的华人朋友询问他们想在小红书上看到的内容。 而有关ABC的内容，也是迈克尔太太的功劳。“我的太太问她的朋友对什么话题感兴趣，似乎很多人对那些年幼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生活不太了解，”迈克尔说，“比如他们想知道在价值观上，ABC和在中国出生长大的华人有什么区别。” 迈克尔因此推出了许多关于移民融入和华二代生活的短片。比如，在他的“十问十答”中，迈克尔有解释他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我一直认为我自己是个中国人，但是有澳洲的价值观。” 迈克尔也会回应他自己对ABC和的交友圈的看法：“我对叫什么国家的朋友不挑的，我跟生活中遇到的人都可以交朋友的，因为我很喜欢去了解不同的文化。只要能有得聊，兴趣差不多的，我都可以跟他们交朋友的。据我了解是，一般来讲，ABC们喜欢跟ABC们、或者其他亚洲国际的人比如越南、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的（交往）。” 迈克尔否认有盈利化的打算。“我目前的打算还是做好内容，帮助留学生，之后再考虑别的。” 在长期研究澳洲中文社交媒体、迪肯大学博士候选人杨凡看来，这些展示澳大利亚文化、生活方式的内容，并非小红书首创。在微信、微博这些在华人广泛使用的社交媒体上，就有许多这些来自留学生或者华人移民介绍澳式生活的贴文。 “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土澳’这个词，这个词是在2000年初，在一些澳洲中文新闻媒体出现的，”杨凡说。“这些媒体通过这个词来强调澳大利亚这种悠闲、放松的生活方式，并与中国紧张的生活方式做对比，来吸引更多人移民到澳大利亚，或者到澳大利亚投资等。”换言之，富裕的中国移民将澳大利亚当作他们的“后花园”。 离不开中文社交应用，也离不开审查 而即便是身在澳洲，并不意味小红书与其他中文社交媒体在审查方面有不同。微信、抖音均有海外版，方便海外用户注册使用，实现一个app两种“制度”，内容审查的尺度也有所不同。小红书虽然有英文版本，但并没有真正的海外版。“无论是怎样的平台，在平台结构设计和使用上，都受到中国网信办的管理，”杨凡说。“我不会认为，小红书在内容生产上会与其他平台的不同。你只要使用这些平台，你就要遵循这些平台设计的社区指引和使用协定。” 杨凡指出，这些平台通过在社区指引列明哪些内容是可取的，哪些内容是不可取的，实际上是将由内容而产生的风险转移到用户身上，而用户也可以根据社区指引规避制作政治敏感的内容。 茱可欣在使用小红书时，遇到过麻烦。在她使用直播功能时，她猜测“好像是小红书会限制说英语的外国人进行直播，并且你在直播里说的话会被录下来，然后可以翻查，（小红书）也可以下架直播影片。”“我不想我的账号被封，所以我就直接不用直播功能了，”茱可欣说。 “我是很想用直播功能的，因为我觉得这能让我直接和粉丝聊天。当然我有评论和私信这些，但要是能用直播就太棒了，只是在这方面有很多限制。”她补充。 中文社交媒体一直是澳大利亚的热议政治话题。澳洲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有微信公众号；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也是微博和微信的重度用户，中秋节用中文道祝福，中国高考时他也会祝中国考生金榜题名。在2019年澳大利亚联邦大选时，澳洲政客纷纷在微信上争取选民，其中影子财长克里斯·鲍文（Chris Bowen）做过微信直播，现任执政党自由党亦被报道在微信上传播假新闻，以获取华人选民支持。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一份报告指出，有中文社交媒体与中国共产党统战部门关系密切。 “这就跟问澳大利亚的华人移民会不会用脸书、推特一样，他们也会用，但是他们不能通过这些平台和在中国的家人朋友联系，”杨凡说。她指出，华人移民是否用外国社交媒体平台，主要还是他们本身的社交人际圈。“比如说那些刚到澳大利亚不久的中国留学生，他们和主流白人社会还处于隔离的状态， 没有人际关系，也还没融入澳大利亚社会，他们可能会情愿呆在自己像小红书这样的舒适圈。” 离不开中国社交应用，也就意味着离不开审查。对于在小红书上探寻商机、吸纳粉丝澳洲KOL来说，答案在他们的选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