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独裁者，要对付一个有影响力的异议者，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 干掉他？不。突然消失只会令他影响力更大。死亡引发的集体哀悼，常是言论转化为政治行动的开始。对独裁者来说，一个异议者的处境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那些相信他的人——怎样重新掌控他们的心，才是重点。 怎样减弱丶消除异议者对群众的影响力？隔离。竞争。抹黑。不消灭他，但限缩他发挥影响丶及为自己辩驳的能力。派十个人与他竞争，分薄支持者注意力，并争夺粉丝。寻找弱点丶痛脚，想办法抹黑他，破坏群众对他的信任。至此，异议者肉身仍在，甚至仍发声，但人们已听不见他，即使听见，也不再相信他。他就不再是威胁。 对极权政府的观察者来说，以上过程并不陌生。也许你们还能想起好些名字——多年来一度在民间叱咤风云的异议者，那些反贼头目，他们都去哪儿了？ 在极权国家，最具威胁力的异议者，不是任何个人，而是真相。 上述推演，是独裁者对付异议者的方式，也是极权政府压制真相的方式。 不过，真相无处不在，并不只封锁一个人、一支笔就可以简单隔离或抹黑。所以在过去，对付“真相”不像对付单独几个“异见者”这么容易。传统舆论管控模式，以阻截真相传播为主要方式——通报禁令丶删文删帖，是最常见的。但这种操作，在大范围灭声同时，也会在特定圈层，令事件因禁令反而引发更多关注丶更急速传播。到今天，有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演算法能力，得到信息技术加持的极权政府，有了比以往更大的能力，去精细化控制言论丶压制真相。 所谓精细化的信息统治术，指的究竟是什么？如何逐步发生？ 我想起自己在中国舆论环境遇到的三个事例，或能折射这种细致变迁。 第一件事，是2008年前后，中国传媒界出现的一支特殊力量：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它前身是官媒“人民网”创办的杂志，叫《政策信息》，后改名《网络舆情》。杂志封面一句话，清晰陈述它的立场：“帮领导干部读网”。主编祝华新，是有丰富官方媒体经验的传播学者，后来舆情监测室的副主任。 当时，一边，是中国互联网使用者总人数达2.5亿，是世界网民规模首位；另一边，是web2.0潮流方兴未艾，社交网络初兴，互联网去精英化丶释放了“人人可以言说”的能量，也带来信息爆炸丶热点放大丶公共事件短时间快速汇集民意、形成群体事件的现象。站在公民社会的立场，人们视之为莫大机会，可通过网络参与，引导重要事件公共议程的设定，“围观改变中国”，挟民意以倒逼政府改变。站在管治者角度，他们体会到官方声音在社交网络的迅速式微，没人要看那些官式语言，政府成了嘲笑对象，擅长“用常识说人话”的市场化媒体丶辛辣有趣的公共知识分子，成了网络公共舆论场的明星。 这种情形下，管治者意识到危机，确定官方要积极介入互联网舆论场的方向。致力“帮领导干部读网”的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成了重要的，给各级官方机构提供舆情分析服务丶舆情解决方案的官方智库。 有趣的是，他们的舆情监测报告，数据资料丰富，主体内容也向社会公开，尽管出发点是“帮助官方掌握舆论，并研究怎么疏导舆论”，但《南方周末》等不少自由主义立场的市场化媒体，甚至会给他们“年度致敬”的新闻奖项。 2011年7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祝华新提出一个重要说法：“打通两个舆论场”。意思是，官方声音在社交网络不断被边缘化，已形成官方、民间两个舆论场，这是管治者无法忍受的，因而须“打通两个舆论场”。 怎么打通？具体的措施，在之后几年间，大家看到了迅疾的展演。 北京成立了中央级别丶习近平亲自领导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2014年2月第一次会议，就提出“要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随即的清网行动，以卖淫嫖娼、偷税漏税、造谣诽谤等罪名，抓捕一批微博最活跃的大V，薛蛮子是着名一例。杀鸡儆猴效果明显，《2014年中国网络舆论生态环境分析报告》指，这一年，微博大V整体发博量少了四成。微博的公共舆论生态，开始朝娱乐丶明星化方向转变，公共事件、公共知识分子，渐不再是热门话题。 同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提出，要“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丶手段先进丶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丶公信力丶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包括澎湃新闻，诸多颇受欢迎的官方新媒体集团，“学习小组”“侠客岛”这样用新鲜语言的时政公号，都在这一阶段出现。 对民间舆论场杀鸡儆猴，对官方舆论场着力培养。两个舆论场这样慢慢“打通”。 令我具体意识到这一变化的，是另一件不起眼的事。 2012年7月，北京一场暴雨，夺走79条人命。尽管暴雨数十年罕见，但中心大城市竟多人溺死，基础设施弊病一时令舆论震惊，议论纷纷。北京市府也大为紧张。雨后，许多媒体前往调查，其中《南方周末》寻访到所有死者家属，用八个版面制作《你的名字，你的故事》，写出可确认的每个死者名单、个人故事，预计头七面市。 当时，官方并未公布死亡名单。面市前一天，报纸送印路上，接到官方禁令，八个版面从印刷厂被拦住，强行撤下。次日一早，市民收到的报纸，从头版开始，调查报导消失不见，连续几个版面由广告匆匆填塞。 这本是个寻常的审查丶撤稿故事。但这时已是微博年代，八个版面制作完成时，头版编辑已拍照，发在自己颇有人气的帐户上。而后，深夜收禁令，撤稿，版面打红叉，换广告，全程也有编辑在微博直播，引起群情激愤。荒诞过程被曝光，禁令效果大打折扣。 故事并未到此为止。撤稿当晚，我例行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被画面里黑衣的主播吸引注意力：国家电视台突然插播特别新闻，由主播以肃穆表情，一个一个，念出死者名单和简要介绍。 央视报导引发空前好评，许多人视之为政府机制透明丶官媒人性化的进步。而《南方周末》被画红叉的版面只在微博小圈子流传，毕竟影响有限。 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游戏规则变了：以前封杀真相——“你闭嘴”，现在是“你闭嘴，然后抢过你的话，我来说。” 如果说信息管制1.0时代，是以监管丶消灭特定信息和源头为第一目标 —— 控制说真话的人，真相就不会流出去；那信息管制2.0时代，则是回到官方媒体自身，大量制造新式宣传故事，抢夺粉丝，积累群众认同。 2015年，祝华新说“打通两个舆论场”的三年后，看微信公号丶微博影响力排名，效果已明显：人民日报丶人民网丶环球时报等官媒，在大量聘用年轻人，经营青春化网络语言后，成了新的最具影响力网红，粉丝量数一数二。以前的市场化媒体，在悬殊的资源战中，影响力跌出前十丶前二十，飞速边缘化。 官方舆论几年调整步伐，重新夺回主流，并藉由信息技术加持，比传统媒体时代，影响力更为深远。 也是这时开始，我见识了第三个故事，信息管制3.0时代的故事。 2014年，香港爆发以争取基本法所承诺的民主普选为目标的“占领中环”行动，演变成79天的雨伞运动。运动以和平丶理性丶非暴力著称，有理有据有节，无数感人新闻画面，触动全球观众，包括身在大陆的人。这也引发大陆管治者极大的紧张忧虑。 为避免“和平占领争取民主”形象深入人心，防止民心思变，处理香港新闻时，中国信息策略不再仅是封锁真相、也不再是宣传己方，而更进一步，以“污染”为主导：大量制造谎言，搅浑水，放大运动瑕疵，污名化“争普选”为“谋港独”，污名化“和平游行”为“香港文革”、“颜色革命”，将民主诉求污名化为“经济不行了，优越感下降”的利益动机，放大中港矛盾，煽动中港之间的愤恨情绪。 当时一位资深官方媒体工作者告诉我，这是1989年六四事件以来，他见过最大规模的一次、由官方媒体不遗余力策动的信息污染。污染效果很成功：大量制造假话，真话就听不见了，就算听见了，也没人相信。 2014年后，中国普通人相信：香港人现在经济实力不如中国，心态不平衡了，开始闹腾，要独立，要英美势力支持，以为独立可以解决问题，不仅可恶，而且可怜、可悲。香港普通人，则远望大陆媒体歪曲自己和平单纯的示威行动，觉得心寒愤怒，面对抽象的“中国”罅隙日深，越来越不愿区分当权者与民众、政府与文化。在情绪对立中，真相就算未被全面封杀，也举步维艰。 2014年我们见过的这套信息管制3.0模式，在2019年香港更大规模，也更大破坏性、颠覆性的激烈抗议运动时，发挥得登峰造极。“污染”已升级为资讯战，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舆论机器武器化、资讯战开幕的年代。 此前信息统治术精细迭代丶升级的十年铺垫，逐渐收编的舆论环境，为资讯战打造了绝佳孵化器。 资讯战的目标，从不是抹黑单一对象，更是让你什么都不信，进而分化、极化社会，掀动仇恨与敌意，令民主失去基础。资讯战的武器，不是禁令、不是谎言、不是给审查加持的人工智能等技术，而是相信了谎言、被它调起愤怒或厌倦情绪的我们每一个人。资讯战的武器，就是失去了自觉的我们。 回到开头的问题，一个独裁者，要对付一个有影响力的异议者，最有效的办法是什么？就是让我们在纷扰信息中，失去诚实自主的判断，进而失去对价值的信任。一切统治术都建基于此，动摇一切的种子，同样深埋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