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富察（本名李延贺）于3月探亲期间在上海被捕。中国大陆国台办在4月26日表示，李延贺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正接受国家安全机关的调查。坊间分析皆认为，八旗文化出版的书籍让他成为政权的眼中钉。八旗的书单当中，不乏会触动中共神经的新疆议题、官场贪腐等不能出版的中国“禁书”。 中国出版业的最高指导原则是国务院于2001年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该条例第三章明确列举了出版物不得包含的十项内容。此外，书籍也需先通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审查，并获得官方的书号方能出版。中国大陆的书店如要贩售台版书籍，正常管道是要透过有许可证的“图书进出口公司”进口，有的进出口公司也会直接在网上售书平台开设自己的书店专区。 然而，严谨的制度也会因应执政者的态度有微妙的变化。有些“禁书”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社会气氛一度开放，少量地在大陆出版流通，甚至也有作家在香港找到可出版的窗口。但随着习近平上台后大幅收紧管治，香港又在2020年落实《港区国安法》，有出版人转而在台湾建立自由出版的基地。这次富察的事件也隐约反映中国的“长臂”从中国大陆伸到香港后，再跨过了海峡，延伸到台湾。 两岸三地的出版业的发展总是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组成一个多变的出版脉络。过去中国的“禁书”到底如何利用两岸三地的优势与限制得以生存？富察事件又会否撼动台湾自由出版的堡垒？ 中、港、台出版业共同经历过的开放年代 中国改革开后的第一个十年，经济平稳增长，社会气氛开放。这阵自由的风也掠过了出版界。香港作家邓小桦形容，2008年的中国大陆文化气氛开放，又有庞大的读者市场，组成了每个出版人心中美好的图像。 “大量港台的作品，包括文史哲都有变成简体作品，那时甚至余英时的作品也能进去大陆市场，现在回想起来，会想怎么有可能呢？”那时，香港作家要到大陆去出版新书、办讲座，总是受到热列欢迎，甚至成为媒体的宠儿。 台湾的作家和出版业者也有参与这场“热闹的派对”。台湾作家的出版在中国也曾引起了一阵热潮，例如马世芳的《在台北生存的一百个理由》、王文华的《蛋白质女孩》在大陆也引起了大陆文艺青年的讨论，而在台湾的知识份子也读起如莫言、王安忆等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台湾读者开始习惯阅读横排的简体书，而中国大陆的读者也开始读起直排的繁体书。两岸多了不少简繁体的经典翻译作品流通。 “出版的同业都会彼此观望，知识份子也会频繁交流，交流也越来越多元。”台湾春山出版社的总编庄瑞琳依稀记得自己以前还会读着简体字翻译的哈伯马斯(Jürgen Habermas） 《沟通行动理论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大家对中国市场有过一种想像。”这些带着“中国梦”的台湾出版人不只是希望把书卖到中国市场，也携带着资本与知识，到中国大陆成立出版社。 另一边厢，2003年非典型肺炎（俗称沙士）过后，香港开放自由行，开始有出版社在香港出版不能在中国出版的书籍，例如1989年六四事件后，在香港成立的夏菲尔出版社以及旗下的杂志《前哨》等。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看到了市场的转变，他开始将已经绝版的经典，例如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将军张国焘所著的《我的回忆》等禁书私底下翻印。 “香港开始和大陆又有更多经商来往，很多大陆人在2000年前后也富有起来。10万元一支白兰地都买得起，但书籍他反而就没有。”过去，铜锣湾书店的客人大多为商人，会把书当成伴手礼，一箱箱带回大陆。铜锣湾书店的客人不乏官场的高干。“中国有派系内斗一直存在，有些消息会通过香港的书籍或杂志放风。官场人士变相在香港找资料，或者是送一些书籍给他的派系团伙。” 林荣基也有经常将“禁书”从香港寄给中国大陆的读者。在胡温时代，海关审查相对不太严谨，那时会用饮食书的书衣包起政治书，再用透明胶封起来，即使遇到抽查，人员也不会拆封检查。林荣基说，大陆的读者要书，他每天就从书店把25公斤重的书搬到邮局再寄出。 习时代下，大陆出版业的困境 昙花一现的自由在在习近平2012上台之之后就幻灭。“他可能意识到一些书籍倒流回中国大陆，可能对管治有影响。”林荣基分析，在习近平上台后接连发生了一些指标性事件，预告后来中共针对出版的政策方向有变。 第一件事情发生于2013年，当时中国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在新浪微博上披露了中央要各高校向教师传达“七不讲”，包括“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错误历史、权贵资产阶级和司法独立”都不能讲。 翌年就接着发生第二件事情，曾经策划出版中国流亡作家余杰作品《中国教父习近平》、香港晨钟出版社前总编辑姚文田在深圳以“涉嫌携带违禁物品”被警方拘捕，2014年被控“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10年有期徒刑。事隔一年，包括林荣基在内、5位铜锣湾书店的负责人陆续失踪，并证实身处中国大陆并受当局控制。林荣基事后公开指出，拘留他的人不是国安、公安等单位，而是中央政府为调查特定事件的小组“中央专案组”。数个月后，出版“禁书”的夏菲尔出版社旗下的员工也在大陆被扣查。铜锣湾书店事件发生之后，林荣基形容各大书店也大为“收敛”，书店不敢卖、出版社也不敢出，寄往大陆的流量也变少。即使林荣基想做回老本行，也没有人敢雇用他。 在中国大陆，这些政策方针上的转变也为出版业者带来很大的冲击。中国的审查有各种方式让书籍不能出版，例如拖长审批时间，让不少出版社投放大量金钱和成本翻译了文本、签妥了国际版权后，却迟迟没有办法出版，民营出版社甚至买不到书号。庄瑞琳说，这个状况在政治局势紧张的时候更为严重。“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只要是美国作者的书，基本上就不能出版。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收到一些询问，就是说他们译稿都翻译好了，签了但是不能出版，看看台湾这边会否考虑出版。” 中国审查的元素也从书籍的内容，蔓延到作者的身分。庄瑞琳耳闻曾有台湾作者要出版生活类型的书，偏偏在被中国审查的时候，发现作者有在台湾偏绿营的媒体写专栏，因此被质疑。 “现在敏感范围已不是只局限政治历史议题相关的书，而是扩充到连作者是不是帮什么报章写专栏都会出问题。” 即使审查越来越严谨，她相信，想要购书的的中国读者还是能透过各种管道买到这些书，她更收过中国的读者的信，指买到春山出版社在中国流通的盗版书，反问他们要不要维权。这些被禁的书似乎也找到狭小但仍然可行的管道流通。“我觉得中国的读者需要这些，比我们所想像要来得渴望。” 香港：“没有审批的审批” 即使中国的出版空间明显收窄，港台的出版交流仍然日益频繁起来，主因是台湾的诚品书店在香港铜锣湾成立了海外第一家分店。庄瑞琳回忆讲述，雨伞运动的翌年，曾经与富察到香港诚品办讲座。当时即使她感受到香港在“后社运年代”的挫败，但气氛仍然自由，要在香港上架销售中国相关敏感议题的书籍问题不大。不过，香港却渐渐地出现了一种“没有审批的审批”。“书商还是会进货，但是他可能就不摆在明显的位置，慢慢演进到说连进货都没有。这种无形的审查在2019年后就更明显了。” 随着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2020年实施《港区国安法》，据悉部分印刷厂明言不会再印刷与社会政治相关的书籍。2021年，由于遭检举违反国安法，香港诚品下架了一本台湾出版的书籍《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与此同时，香港公共图书馆两年内把作者身分敏感、被官方点名、以及议题敏感的书籍纷纷下架。一条无处不在且四处攒动的的红线让作者、出版人也难以适应。作家邓小桦指，创作人和出版人面对这种新常态也十分困扰、甚至经常因为这种不安而起争执。“有些情况都是自我审查的结果，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就好像在一个黑暗里摸索，你不知道会撞到人，你不敢动就是因为怕撞到人。” 邓小桦在香港自由的时代环境下长大，她希望书籍仍然可以自由流通。今年，她于台湾成立了“二○四六出版社”，并担任总编辑。“有些人觉得有些书不能出版，而我觉得有价值出版的话，我就会想证明它其实是可以的。我只想保持香港曾是两岸三地最自由的出版地方这样的精神，也想把香港书做得更加好，推广出去给台湾人或世界。” 庄瑞琳最近接触到不少不能在香港出版作品的作家，“不少年轻的香港作家选择了台湾作为第一个出版的地方，你或许可以说，这些小说家的作品在香港也并非不能出版，但他们会选择以台湾为第一个出版的地方，也跟出版自由的追寻有关系。” 中国的大手伸进台湾的出版业？ 台湾前文化部部长李永得曾经表示，要鼓励台湾成为世界华文出版的中心，又指台湾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出版，所以任何台湾人要出版书，不需要经过申请，也没有任何审查，都可以出版。在对岸出版空间越收越窄之际，台湾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华文世界出版自由的堡垒。然而，富察被捕一事也为台湾的文化界抹上了一层阴影。 台湾文化界人士在富察被捕一个月后自发组成的“声援富察连署工作小组”举行记者会，向中国当局提出两项诉求，呼吁北京当局应妥善尊重富察根据中国法律享有的权利，包括能与家人和律师联系，并尽快公布调查结果。庄瑞琳说，这并非首次有台湾居留权或公民权身分的人在中国境内被捕，但由于富察在台湾的出版界打滚十年，而且十分活跃，因此事件让台湾的文化人十分“有感”，“大家可能不是恐惧，是有点半开玩笑说，那以后是不是连去香港转机都不行了？” 但对她个人而言，这次的事件并没有为她带来恐惧，反而激励她未来应该要用更大的力道去回应中国的变化。近年，春山出版社也出版“敏感”的书籍，例如今年6月出版学者戴伦．拜勒（Darren Byler）的《新疆再教育营：中国的高科技流放地》、以及早前出版的《时代革命：电影访谈录》、《从清帝国到习近平》系列等。庄瑞琳说：“我不认为应该退缩，中国也许未来会出现我们措手不及的变化。所以反而应该要更认真的，就是说要花更大的力气去思索，不管是香港的主题，或者是中国的主题 ，或者是说整个地缘政治的主题。” 对于经常来往港台两地的邓小桦来说，事后即使仍然会收到同业与好友的慰问，无形的压力让她身心疲乏，但她依旧坚持文学作品在香港和台湾的出版仍有其出路。“我们要又小心又谨慎，但不要帮人扩大那个恐惧的疆界。其实有些出版常理上应该要得到一些允许，例如创作、虚构的小说。如果说假的事情也不被允许，被矫枉过正，不少人压抑了创伤，社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