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月底，大多数的上海居民已经处在"封城"状态中，至少一个月了。 一直到 3 月底真正开始封城之前，不少上海市民皆以上海的防疫成果为傲，两年多以来，他们过着相对如常的生活。即便是 3 月 27 日晚间，当上海市政府宣布将于隔日实行先封浦东、后封浦西的政策，还是有部分市民认为，封控不会持续太久，当然也没能预料到，后续会面临连串的考验。 自 2 月 25 日至 4 月 30 日，上海市本土新冠肺炎累计确诊数（含无症状感染者）已超过 57 万人。而从 3 月开始，单日确诊数屡创新高，官方的防疫措施从过去的"精准防疫"，开始改为强硬的"全域静态管理"，后者是在中央的"动态清零"大方针下的措施。 在缺乏后续配套措施的情况之下，强硬封城政策对于一个拥有近 2500 万居民的特大型城市来说，无疑是场灾难。随著封城的时间逐渐拉长，问题很快地一一浮现：物流供应链中断、物资缺乏、医疗资源不足、核酸信息不透明、混乱的收治政策，都对上海造成了考验。 对于许多上海人来说，这次疫情引发的"次生灾害"，无疑是一场恶梦。困难接踵而至，在寻求自救与集体发声的交互作用下，四月下旬，上海市民的不满情绪累积到了最高峰。4 月 22 日，网上流传一个名为"四月之声"的视频，发出之后很快地就遭到官方删除，许多民众以不同形式进行备份，继续在网上进行接力发声，藉以表达对网络审查制度的不满。 尽管目前政策微幅放宽，将部份区域以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进行划分，不如过往"足不出户"强硬，但这场灾难对每一个市民而言，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我们采访了面临断粮的浦东居民、发起自主团购的团长、在上海的媒体人、刚从方舱离开的确诊患者，勾勒这个四月的上海，究竟是什么样貌。 "4 月 1 日，我算是基本断粮。" "现在的上海人，每天晚上清点冰箱忧心忡忡地睡下，每天早上抢完菜后忐忑不安地点开上海发布的数据，接着开启一天核酸、抗原、团购、骂娘，以及求助。不知道为什麽，每天都有刷新底线的事件。"——格桑〈上海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 我是殷予，在上海復旦大学唸书，来上海 11 年，目前住在浦东，我家的小区是从 3 月 27 日开始封的。这次上海封城，官方称为"全域静态管理"，这是好听点的名字，让大家接受度高一点，事实上，他们所做的措施比封城还要严厉，很多地方根本超出法律范围。 3 月中，复旦大学开始进行封控，因为学校很多校区，当时是以区域方式管理，学生可以在区域内活动。不过，其他学校像是交大、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因为出现阳性，所以实施更严格的封控，每栋楼都隔离，学生也被规定不能离开寝室。 中国的大学宿舍一般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很多人在宿舍裡连澡都没法洗，只能出去上厕所，更恐怖的是，一开始连饮用水都没有。我认识的朋友有快 20 天没洗澡。现在比较好一点了，已经可以在大楼里走动、可以洗澡，也可以叫外卖。 （编按：3 月 27 日晚间，上海新增 3,500 名确诊病例，官方宣布隔日凌晨 5 时起，以黄浦江为界，3月28日至3月31日先封浦东、4月1日至4月5日再封浦西，此措施被网民称为"鸳鸯锅政策"。） 复旦大学开始封控的时候，我就没去学校了，因为当时出了"艾尔登法环"，我在家专心打游戏，根本没意识到整件事的严重性。直到 3 月 26 日，我把游戏通关了，隔天晚上 9 点多，看到上海准备实行"鸳鸯锅政策"。一看到消息，我立刻出门，到处找食物，只找到麦当劳，我把店里剩下的炸鸡和鸡块买光，大约三百多元人民币。封控前几天，就是靠着麦当劳炸鸡和仅存泡面过活。 3 月 29 日，我家的存粮差不多吃完了，想到外卖平台上买东西，结果什么都买不到，大概这个时候开始，我出现生存焦虑，连抢了两天还是没抢到。3 月 31 日的深夜，估计有人退单了，我抢到一单，这是我唯一一次从平台上买到东西，我一下子就买了七百多元，结果这个订单我等了快一个月，直到 4 月 22 日才送到。 因为一直没抢到食物，4 月 1 日，我算是基本断粮，家里的食物只能吃两、三顿，我特别焦虑。我的老师想在网上想帮我买东西，结果都说没法送到浦东，后来他跟我说，盒马（编按：中国知名的生鲜与餐饮外卖平台）上有"保供套餐"的选项，但我打开我的盒马，并没有出现这个选项，后来我试着输入其他地址，发现只有一些高档小区地址，才会出现这个选项。 我们小区有些好心的邻居，知道我要断粮了，提供我一些东西，像是一些饮料，还有土豆。之后，邻居开始组织团购，我也就跟着团购，算是稍微缓解物资的问题，目前物质生活上已经很好，到现在是什么都有了，但当时，我的体重一度瘦了 13 斤（6.5公斤）。 至于封控期间，我一共收过三次官方配送的物资，第一次是两根特大的萝卜，坏的；第二次是青菜，根部烂掉了；第三次则是泡面和牛奶，没坏。 其实没东西吃，顶多是自己生活的焦虑，但这段期间，因为外部世界很糟，我的焦虑并没有随着物资缓解而解除。当中有一件事令我特别愤怒，"全域静态管理"之后，复旦也进行严格封控，规定学生足不出寝室，即使这样，阳性还是一直出现，学校决定用更加严格的措施管理。 本来宿舍楼里是没有监控的，顶多是大门口。復旦大学的校党委书记就说，要在宿舍楼里装监控，拍到有人没戴口罩出现在公共区域的就罚。他们把这消息发给学生，除了装监控，也会在某个时间段去查看监控。隔天，开始有人到宿舍楼里装监控，包含女生宿舍的厕所，淋浴室。女生宿舍里有人抗议，也有代表去跟学校谈判，但最后学校还是说监控不会拆，但会把在卫生间的监控固定一个角度，不过这监控还是有可能通过远端被调整角度的。 这段期间，几乎每天都有负面消息，所以关在家里，心情完全不行，更不用说学习，上网课根本听不进去。 我之前非常喜欢上海，因为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社区，有很多外国人，可以接收到不同文化，但自从疫情开始，外国人变少了，自然没什么多元文化。到现在，你会发现连基本生活，政府都要给你砍上几刀。 这几年中国有很多小粉红，但经过这次事件，我感觉小粉红会变少，因为不好的事情真正落在他们头上，会有更多人更加清醒地看待政府、体制，以及整个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状态。比如说，你会发现很难通过抗议产生什麽改变，就算遇到不公的事，抗议了，依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就会产生一种对国家、对城市的绝望。我真的觉得要有更多人看到我们现在的处境有多糟糕，不要成天想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好。 实话说，我本来就一直不喜欢这个国家，但另一种想法就是，我总觉得有这样的责任，以及该用自己的能力让社会变得更好，但这次封控期间，这个想法经历一定程度的动摇，至于动摇多少，还不好说。一个明显的感受是，我做什么真的还有用吗？这个世界还有可能变好吗？ "现在上海的人，能活下来大多不是靠政府。" 2022 年，上海人民说："在这么短暂的人生中，我们少了一个春天，上一年少了一个春天是长春，再上一年，是武汉。其实还有更多，我不记得了。"——李承鹏〈上海是预示未来一百年的大河〉 我是顾晓虹，上海人，老家在浦东。我先生是台湾人，四月下旬，我们决定"逃离"上海，回到台湾。 这次封城期间，我是小区的总团长，小区的物资基本都是我在组织的。浦东宣布封控之前，我们小区 3 月 24 日就进行"网格化管理"，也就是 2+2（一共四天到28日），居民被规定不能离开小区。3 月 27 日，外头有声音传出居民可以采购物资。我在这个小区住非常久了，跟保安比较熟，当天跟着一个义务工作者的车，出小区採购物资，回到小区后就看到有邻居跟 110 和居委吵架，问为什么其他小区的人可以采购物资，但我们不行。 我因为采购完物资，就自主当志愿者引导邻居到哪买物资，在现场拉了几个年轻人建微信群组。其实当时建群不是为了团购，只是觉得疫情之下，或许能互帮互助。我把加群组的 QR code贴在小区大门以及居民做核酸检测的路上，让大家可以看到，加入群组。 建群前，我也问过居委，如果疫情严重的话，居委会不会建群，他说不会也不允许做。我就说，那我们能不能自己做，他态度很差地回复，有需要再来找你。他们真的很不作为，所以我才想说，那我们自己来做。 当然，我们没想到会封这么久，群组变成团购群，加入的人越来越多，累计至今已经有近 500 多人。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些团长、团长助理和志愿者加入，我们做了相当完整的管理，将小区分区划分，确保无接触方式配送物资。更重要的是，协助小区里的孤寡老人，提供他们物资，或是帮他买到东西。 因为信息不透明，一开始我们不知道哪些老人需要被帮助，所以花了很多时间跟楼组长沟通，盘点小区里哪一户有老人，做了一个统计表。我们也找了年轻的志愿者，挨户送鸡蛋时顺便查看哪里有孤老。所以我们的表格裡，有非常完整的纪录，哪一户会有什么需求。 我们主要以两种方式帮助老人，一种是补贴，比如说一瓶牛奶採购价是 22.2 元（约合3.33美金），我们卖给老人就是 20元一瓶，我们会在组织团购时，直接跟订购人说会把零头补上，余下的钱补贴给孤老；另一种则是，小区里有爱心居民直接捐钱。 通常在我们小区裡，配送物资志愿者会有两组人，一种是官方的楼组长，楼组长通常都是一些比较听话的老阿姨和爷叔，和医护工作者，另一种就是我们民间志愿的团长、团长助理和勇士，谁有空谁就去送。 因为我们很快建群，自主管理小区的团购与配送，所以这波封控，我们几乎没有遇到物资问题，大家就是自己解决问题。 在此之前，我们根本没有人想到上海会封城，然后官方处理疫情的方式，也让我很失望。我不信任上海了，我觉得上海完蛋了。 四月初，我看到小孩跟家长分开隔离的消息，当时真的觉得不可思议，这对小孩是很很难挽回的，这已经不只是封城了，是失去人性。另外像是方舱里事情、强制征用张江社区，所有做法都是由上而下的，下面的声音没有任何人帮你。 （編按：4 月 1 日，网传一组照片为上海金山区有一处婴幼儿的隔离点，多名婴儿与家长分开隔离。此则消息在网上引发民众质疑，隔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表示，流传的照片是医院儿科病房腾挪过程中的场景。4 月 12 日，上海浦东新区张江镇的纳什社区收到通知表示，九栋楼需被征用为隔离点。居民向上反应未果，4 月 14 日防控人员与警察出现在社区强制将民众驱离，现场居民与警察爆发冲突。此事件很快就在网上引发不满声浪，但随即，此话题在网上成了敏感议题。） 本来上海是个有包容度的地方，很多事情不是绝对的，是可以争取的，但这次事情之后，你会发现，连争取的话语权都没有。我的感觉就是反抗都是无力的，群众的发声或许会被看到，但不会产生作用。上面的态度就是，不管你对或错，我只听自己的。网上的转发感觉都像自我安慰，做不了任何事情。 封城开始没两天，我跟先生就开始察觉不对劲了，我先生是台湾人，我们决定逃离上海，先在台湾待半年，回来生活一段时间，让小朋友适应台湾的幼儿园。一有这个想法，（一封城）他就赶紧去查政策、资料，后来发现他的身份可以离开小区，飞回台湾。（编按：张建成是台湾人，到上海工作，认识顾晓虹后结婚，原先计划几年后再搬回台湾，但经过此次事件，计划可能生变。） 我们买机票等了一个多礼拜，后来终于买到直飞的班机。买到机票之后，尽管当中有些风险，以及需要反复沟通与确认，但整体而言算是顺利的。 本来我们很担心，到了机场后，飞机取消怎么办，之前也听过有人的班机取消，小区不让他们回到小区的情况，我们也想过这个情况，但觉得如果真的，只能回小区沟通，自我救济。在我们回台湾的前一天，对面的小区就已经被铁丝网隔离起来，实施更强硬的封控，这真的是很奇怪的政策。 这次疫情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老小区里的民众如何自救，创造凝聚感，这东西或许会在疫情结束后成为"回忆"，当然也可能成为一种反思，至于会到什么程度就难说。我是比较悲观，因为在中国对抗的代价太大，不愿意对抗的人就会选择要离开。其实现在上海人能活下来，大多都不是靠政府。 "在中国，你不能把信仰放在媒体身上。" "谢谢大家，这次的情况没想到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公众号和视频号也是第一次开通。很多陌生人表示支持，很感动，但也不希望视频本身往别的方向传播，家人也很担心，目前也确实没什么事，只是信息回复不过来。大家注意保护好自己，上海肯定是康復的。希望大家不要再转发或者劝认识的朋友不用再转，" ——四月之声作者"永远的草莓园"声明稿 我是于安然，一名记者，在上海住了快三年。目前住在上海郊区。 对于中国的媒体审查，我内心一直是有认识的，但头脑认识跟亲身经历还是不太一样。以前确实也碰到过，写出来不准发，内容需要删减，或讲述一负面事件，得有正面的结尾才能写的情况。但这次给我的冲击，是因为我身处其中，看见很多问题，却什么都不能做，这就带来很深的无力感。 当然，内部也不是一开始就什么都不让做，而是做了一些负面报导后，收到领导反馈，这时候就知道不能接着往下做。所以非常诡异的是，我们这些在上海的记者，大家自己遭遇困难，在朋友圈转发各式各样的互救、求助的消息，想通过转发想做点什麽，但至于报导，却都没有办法了。 这段期间，我的心情很低落，我甚至怀疑自己有点抑郁，因为知道在这里只能写到怎样的范围。每次看到负面消息，比如说父母跟孩子分开，或高龄老人因无法即时就医导致死亡，我心里会出现一个尺度——单位能接受的口径，这就非常影响当时的工作动力。尽管内部没有明确说哪个能报、哪个不能报，但当你报了一个选题，领导不让做，这时候你自己会知道，或你把消息分享给其他媒体，他们也不让做，好几个都不让做，那就更尴尬了。另一种情况是，有好不容易做出来，却又消失了，这时候就会觉得，整个媒体环境没救了，很无奈。 其实近几年你会很明显感受到，在网上能看到的东西也不多了，以前让你惊叹的同行报导很多，但现在很少了。就这次上海疫情来说，让我印象深刻的报导也不多，反倒是普通人的叙述或观察，却是最切入大家心脏脉搏的。 这两天有一篇〈我在方舱，看见老人的孤岛求生〉，算是我近期看过最惊艳的一篇文章，里头有很鲜活的叙述，以及作者的观察与思考，我觉得这做的比媒体好太多。 现在在中国，你不能把信仰放在媒体上面，可能更要相信普通人的力量，毕竟在一种独特的环境之下，要说不能说，说出来又得藏着掖着，自然地，这会让很多普通人的叙述更有力量。 对于"四月之声"的大量转发，我也是挺惊讶的，主要是这视频很快就消失，让我始料未及，相比之前一些视频、音频是比较直接的控诉，"四月之声"其实很平和，很客观、冷静地把内容排放下来，这种平静的东西竟然也这么快消失。 这算是上海疫情以来，第一次看到不同账号（朋友、视频号、公众号）、不同形式（视频拷贝、截图等）大量转发，只是为了转这个已经 404 的视频。此前也有不少文章被大量转发，但这次是不同的号转，再上一次如此大规模的转发，就是武汉时期的"吹哨人"。 我无法确定这次的事件能否带来民众意识上的改变，但另一层面，如果真的有意识上的改变，是否能进一步带来行动，这又更难确定。 现阶段，有些居民的不满主要是体现在具体的东西，比如对核酸或是封控的政策，但你要说更上升一步，目前感觉还很少，可能对年龄更大的居民来说，他们毕竟经历上山下乡、文革，很多运动的时代，他们已经没有力气去批判，或是他心里知道但也觉得没有用，因为你得在这里继续活下去。 "我在方舱，感觉现在的上海，反乌托邦电影都拍不出来。" "2022 年 4 月 17 日，上海定下 20 号全面清零的目标，并临时发布政策"应收尽收"。我在阳了 10 天转阴之后，也上了那一批的转运名单。居委会发微信和我说，没办法，临时收到的命令，连残疾人都要运走。" —— 早见 Hayami〈我在方舱，看见老人们的孤岛求生〉 我是董欣，上海人，封控期间和对象两个人住在杨浦区。 4 月 4 日左右，对象出现咳嗽、发烧症状，我也轻微咳嗽，两人都没太放心上，怀疑可能是天气变化着凉导致的。三天后，我们做抗原，我的结果是阴性，但对象的结果是阳性，我们第一反应有点懵，不太信任这个结果，也不确定要不要上报，先谘询亲友意见，有人建议先不要上报，观察看看。当然这个决定是有道德压力的，后来还被其他朋友谴责了。 4 月 8 日中午我发烧了，隔天，抗原结果就转成阳性，但对象的抗原结果却转成阴性。晚上做核酸时，我告诉医护人员，我有阳性的可能，让我最后一个下楼。其实当时我已经做好去方舱的心理准备，但没想到第二天核酸结果出来，却是阴性。接连几天，抗原的结果还是阳性，但很明显可以看到，第二条线变得非常浅，感觉是快痊癒了，正转成阴性。 4 月 15 日，我的抗原结果转成阴性，当下以为躲过一劫，隔天核酸，也没太大顾虑。但没想到 4 月 18 日，我接到电话说核酸异常，要跟我确认住址。我感觉不可思议，要求復核结果、居家隔离。 由于家裡有猫，我俩希望把猫送走再去方舱，加上之前看过半夜转运、撬门抓老人送去方舱的的消息，我很焦虑，甚至还考虑过以精神疾病的理由拒绝去方舱的可能性， 4 月 19 日上午，我接到电话说今天就要走，让我下午一点在门口等人来接。挂掉电话后，我迅速联繫朋友，请她帮我顾猫，对象处理送猫的事，最后花了比平时好几倍的费用。才有司机愿意送。 转运前，我才发现只有我在方舱的名单上，对象并不在名单内，估计是我被街道工作人员分到了"同意"，而对象一开始说"不同意"，得到的回复是"随便你"。对象后来说，其实他是可以继续争取，但也懒得抗争了，就是尽人事听天命，既然猫都安排好了，体验一下也没什麽。我俩心照不宣，就是把猫送走之后，自己怎么样就无所谓了。 前往方舱的过程，是二十天以来，第一次看见外面，一个空荡荡的上海街道。我们被送进一个体育馆，这方舱感觉算是小的，目测约两百张床位，分成男女两个区，里头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有，中年人比较多，也有四五岁的小孩。 在方舱，每天期待的就是放饭时间，七点、十二点、五点。大多数人在白天就坐在床上或躺着。晚上，很多人睡觉会用被子蒙住头，因为晚上也不会熄灯。有些人整天一言不发，对着门口发呆，或者低头看手机。没有人发药，没有隔板，没人问你有没有症状，需不需要医疗帮助。 睡眠情况也不是特别好，这裡每天早上五点会用大喇叭通知大家做核酸，所以即便凌晨两三点睡着，不到五点就会被大喇叭吵醒。 大家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核酸结果，很多人待了十几天。我刚来的前两天，没有什么新人进来，床位空了大半，但每天都会有人和医护人员争论，为什么身边的人都可以回家了，很多人对自己为何被送到方舱感到莫名其妙，大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感染的。 本来还想说做点田野观察，但在这裡面其实很难思考，加上还得上班，就觉得非常麻木，总觉得一切非常不现实。按我一个朋友的说法，就是现在的上海，反乌托邦电影都拍不出来，整个是一个巨大的笑话。在方舱第一天，实在忍不住问对象，这一切意义到底是什麽，对象跟我说 “just don’t ask.“ 4 月 22 日早上，听说出舱名单出来了，我去看了一眼，看到我跟对象的床号，回到床位时，我都用跑的。我总共在方舱住了三天多一点，做了三次核酸，两次核酸全阴性，这大概可以算得上最快出舱速度了。办理出舱手续的时候，医护人员还说了句，怎么 4 月 19 日这么多人可以走了？我和对象都怀疑，如果不是核酸 CT 值打了擦边球，也可能是检测程序出了问题。 回家后，我发了条朋友圈"出舱了！"大家很高兴。被喷了好几轮消毒水才到家，衣服全湿了。洗掉了衣服，收了行李，给家裡大扫除。 这个月明显感觉到，很多事情很荒唐，我几乎没有什么选择权。有什么菜就抢什麽，发什么物资就用什俄，通知我配合就配合，你甚至不好意思抱怨。对我来说，一直有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方舱怎么样"，其实比起网上那些条件很糟糕的方舱，我们确实吃得还行，但也会想，原来我们的要求已经降到这种程度了吗？我们的确没有饿死，没有得病后得不到医治，更不是 94 岁还被硬拖去方舱的老人。但这也带给我们更多的茫然。 现在很多上海人自觉只买必要的东西，去看一些外卖 app 的评论区，不少人对于买到炸鸡汉堡、一点零食就感激涕零，所以说，现在上海很多人的生活，确实已经降到了这样的水平。 在这种信息完全不透明，完全无法选择，只能避免最坏的结果：比如猫被扑杀、饿死，我们自己和亲人维持正常生活。一个人被笼罩在这种不可动摇的糟糕处境下，很可能会觉得工作、学习这些都很可笑，像我和我对象都感到了难以消解的倦怠。 理论上你可以拒绝做核酸、拒绝去方舱，但你也会担心，这会不会给无辜的邻居、志愿者、工作人员、自己的猫、身边的人添麻烦。同时也不好意思把一些愚蠢决策的后果怪罪到这些具体执行的人，这些人大多也都对这种不合理的现实很有怨言，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像我们小区的楼组长，这几天在微信群里回复邻里连串问题时所说的一句话："听天由命"。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殷允、顾晓虹、张建成、于安然、董欣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