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某些时候都需要稍微停一下，理解自己和历史的关系。在历史中的个体和不同时间中的个体，都需要自我修养和冥想的时间。”李振华说。 2020年，往年在3月举办的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在延期多次后决定取消。2021年，在每天少于10宗确诊的情况下，这个亚洲最重要的艺术博览会得以于5月实体举行，虽然限聚令仍在生效，但香港看展的人依旧踊跃，艺廊、收藏家、艺术爱好者都大呼，“好久没有看展了！” 但一年多来，疫情给艺术界带来的实际的改变是什么？究竟后疫情时代，艺术工作者有怎样的心态变化？我们专访了巴塞尔艺术展“光映现场”策展人、新媒体艺术家李振华。 后疫情时代选片：温情 因为疫情，以往常年在瑞士、中国两地走的李振华，已经在欧洲整整呆了16个月。回想刚刚封城的时候，他的心情并非感到恐惧，而是觉得充满未知。“我觉得时间突然多起来了，不用Travel了好像也挺不错，然后我就开始找事做去打发时间。我疫情期间花了5000多块买有声书，全球历史、区块链甚至关于马克思我都看。” 除此之外，他还发展了自己的兴趣——木工，为了更有效地制造细节，李振华买了很多工具，钉子、锯子。“我对家居设计感兴趣，到我做成第一个条凳之后，我已经可以做一件有用的东西摆在家里，我觉得差不多了。” 这种态度也运用在了他的策展重点上。 最初，香港巴塞尔设有影像展区的计划是只呈现获得艺廊代理的艺术家创作的影像作品，但据李振华在此前的采访中回忆，自从巴塞尔艺术展亚洲总监黄雅君接手之后，他们开始接收更多多元化的影像作品，曾经展演过的影片类型包括电影丶纪录片和动画。从2014年开始担任巴塞尔香港展会的纪录片策展人，李振华善于把握每年巴塞尔香港纪录片的主题脉络。在社会动荡和全球疫情的背景下，他说今年的选择标准是“温情”：“不管发生了什么，我希望给大家一个包容和温暖的时刻。无论我们是经历Covid-19，还是别的灾难，政治冲突还是战争……” 他选的六部影片，议题依然尖锐但确实有柔情一面。今井祝雄的《正在播放》中研究录像媒介的形体和外部限制，及大众传媒产生的后果，探索媒介素材的边界；蔡佳葳的《数字》关注台湾白色恐怖时期中，政治受害者被处决，然而又不获埋葬的非人道待遇；何子彦藉着《R代表回响》诉说渊远流长的故事，探讨殖民文化。丘明的《沙吞的日落一号》和袁广鸣的《日常演习》想象在历史洪流中与别人一起经历战争带来的痛苦与空虚 。洪子建的《渺茫的机会（独岛和尖阁诸岛）》以1948年6月受美军驻冲绳部队轰炸开场，引述1954年发生于尖阁诸岛的事件，讨论触及伦理道德和哀悼等议题。 作为巴塞尔香港纪录片的策展人，香港是他以往每年必到之处。1975年生于北京的李振华，在以往的访问中表示自己对香港有一种割不断的情感。“如果回到上世纪80，90年代，我的青年时期的生活可能就是在所谓的‘录像厅’里度过的，当时的录像厅放的都是港台片和日本的恐怖片。有意思的是，这个线索一直让我在思考香港是什么这个问题。”他喜欢陈果的香港回归三部曲，《香港制造》丶《去年烟花特别多》丶《细路祥》中透露出来的焦灼感。 如今再谈香港，他强调香港那种与中国其他城市不同的暧昧：“能成为亚洲最重要的艺术市场，香港有其地缘给予的优势，我们以前谈到香港，是一个美丽的岛。首先是这个地缘给人的丰富想象力，他在亚洲经济体系扮演的角色，97年之前大家对他有文化的想象，97之后在大陆人的角度能去香港那种激动的心情，是非常有趣的。再后来去香港变得很容易，但她依旧和其他城市不一样，这种暧昧的关系非常有意思。” 但在经历过反修例运动、《国安法》设立之后，香港艺术界、创作者目前面临的政治困境，也是现实存在的。 面对记者追问这个问题，李振华回应道：“每个地方都有他们的风俗法律法制的现实，当一些东西无法被界定的时候，他是可能被讨论，当一些东西已经被界定以后，我不知道这个讨论性还有多大，当然我支持艺术家及艺术工作者的独立性和自由创作的可能性。”李振华想了一下继续说：“可是在很具体的问题上，我认为他们也需要去考虑，他们的要求和现实之间的太大的差距，可行性又有多少？我认同理性社会中理性的人这个概念，在任何被推进的社会现实中，我们都进行可能性的探索。协商的可能性最优的结果，这是我非常期待的。” 后疫情时代：市场冲击下的艺术更可爱 自去年以来，艺术市场遭受Covid-19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拍卖会交投量依然巨大，但艺博会的停办和画廊的关闭的确影响不小。李振华对此却另有看法。 其中一本他在听的有声书，是杨照讲的《重读马克思》，使他又重新思考了人与资本的关系。 “我认为疫情给艺术界的，应该是（让我们）重新反思我们所处时代体制的问题。是什么构建了一种观看和被观看的关系？以及它的经济循环是怎么构成的？在你发现人和资本的关系后，也许你会觉得艺术更可爱。那么在这个时候，也许我更应该帮助这个更可爱的东西，让更多人知道。” “疫情可能带给我们很大的冲击，那是在市场的运作方面，但是它永远不会让真正地破坏艺术本身。即使有时候(展览）改为线上，又或者与线下的大事件冲突了，实际上（这件事）却丰富了我们整体对艺术理解的范围和边界。我总是希望在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中，让社会不同方面的运营变得更好。” 随后他谈到“感知”的重要性。所谓感知，是对世界深度和探索的不确定性，是对世界的敏锐触感。自90年代开始担任策展人以来，李振华的策展方向一直是新媒体艺术，在当时，这是一种没有被界定、新锐的艺术形式。目前，他又将目光转到“NFT” (Non-Fungible Token,非同质化货币) 。这是艺术界的新潮流，艺术家把作品转换为NFT数位资产，每一件都成为独一无二的线上作品，激起了藏家强烈的购买和收藏欲。近日，佳士得以6900万美元拍出艺术家Beeple的NFT作品《每一天：前5000天》。 而李振华更关心的是这背后区块链的兴起——科技带来的去中心化的事实，技术所带来的权力结构的变化。 所以他最近回到北京，为了策划了一个关于区块链和加密艺术领域的展览《Cookie Cookie》。“我是比较理性地去看这个热潮。“李振华说，”他们是基于什么样的文化被创造的？这是我看这件事情的角度。……我想做的工作非常简单，我只想做一次非常普及的教育工作，因为这个艺术家每个创作阶段，都基于互联网、区块链、NFT和以太币相关的艺术工作，我希望通过这个展览，和通过这个艺术作品，重新反思技术发展和艺术创作的可能性，他们所产生的交汇。在对应的情况下，你也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个事情的发展的可能性。” 回到线下：看展打卡文化和网红展？不同时代都有所谓Bad Art 社交媒体的兴起，也带动了当代艺术与大众的互动。这是否令有一定门槛的当代艺术变得更加大众化呢？“其实在艺术和人类社群的关系中，艺术是随着人类社群而变化的。传统的东西和新的东西，是可以并存的，我们通常认为的社会关系，是下一代抹杀掉以前的所有；但在我的认知中，艺术文化好像不是这样的。任何时段的文化都有最前沿的东西，在这个也可能会在特别短的时间内成为经典，所以我对这种动态的关系是特别感兴趣的。” 近年来，大众热衷于参加艺博会和展览，再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前往的内容，以之为一种格调的体现。对日渐普遍的“看展打卡文化”，李振华不置可否。“互联网的线上性使我们重复了人类的社群，在不同的社群发生的事情，在不同的传媒的情况下，我们看到了不同的侧面。可是他们并不能覆盖全部。人类社群的活动，远大于我们所能接受信息的来源。网红展和打卡的行为，我认为那些都很好，那些东西当然肯定不是艺术的全部，可能就是艺术阶段性的未来，反过来说传统也不可以是我们认为艺术的唯一。” “我们不能认为艺术只有那样才是最好，在社群关系下，你会发现你很瞧不起的东西，你很不喜欢的东西，成为一个主潮流。在不同时代都有这样的说法，这个那个是Bad Art，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太绝对了。艺术应该是给予更多人可能性和宽容度的东西，所以你用Tik Tok能不能做艺术？我认为应该有！哈哈哈！” 从20年前选择新媒体艺术的道路一直到现在，李振华形容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长跑。在差不多40岁后，他发现所有艺术也是如此：“艺术没有终点也没有对手，你就是要自己调整好跑下去，你去想然后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