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像这个圣诞一样不畏惧讨论革命，改革和民主，担忧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 2011年圣诞节期间，当时风头正盛的中国青年作家韩寒发表了三篇新浪博文，《谈革命》（12月23日）、《说民主》（12月24日）和《要自由》（12月26日），后称“韩三篇”，曾在中国舆论场上掀起一番不小的浪花。12年后的今天，韩三篇给人最直接的感触莫过于当时微博言论审查力度之薄弱。按照2022年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所作报告的说法，进入“新时代”之前——即2012年左右的中国：“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信不足……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而横空出世的韩三篇，不啻为当时“乱象丛生”的网络舆论的惊鸿一瞥。2013年1月，韩寒新书《我所理解的生活》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韩三篇全文收录，一字未删。此时大多数人仍未察觉到，一场轰轰烈烈的“美丽新时代”已经在这个国家悄然拉开大幕。 遥想世纪之交，从高中退学的韩寒以长篇小说《三重门》一炮成名，那句“七门功课红灯，照亮我的前程”的豪言风靡大江南北，点燃无数青春期少男少女们蠢蠢欲动的叛逆之心。韩寒成为后来被称为“八零后”世代的精神象征，他们不仅对前辈、师辈、父辈威严不以为然，更对既存教育、文化、社会秩序嗤之以鼻。韩寒著作的畅销神话树立出当时一个离经叛道的典范：在传媒、出版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中，在一个自由化的社会文化氛围中，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可以脱离传统教育制度和家庭的束缚而野蛮生长。 在现象级作家的身份外，随着网络的普及，韩寒常常在博客里针砭时弊，成为了一名公共意见领袖。他和同时代的很多公知一起，积极进行公共说理、监督权力，共同引领了一个短暂的“启蒙”时代。韩寒在2011年底创作这三篇博文，既有国际的大气候，也有中国自己的小气候。2010年10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短短两个月后，阿拉伯之春就从突尼斯的西迪布济德市爆发，如潮水般席卷西亚、北非，更在2011年2月的严寒中，闯入戒备森严的北京城，带来茉莉花香的阵阵芬芳。新的一年中，“接班”问题这一独裁体制的阿喀琉斯之踵浮出水面——从2012年2月重庆副市长王立军叛逃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开始，薄熙来倒台这出史诗大剧，堪称当年喜迎中共十八大的一部献礼片。邓小平1992年南巡后，维持了20年之久的威权资本主义看守政府即将进入尾声，“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方向性、全局性问题摆在了韩寒这一代进步青年面前。面临的两大选项，无外乎是维持政治威权与经济自由的现状，还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以期实现政治自由化。 2011年的韩寒29岁，也不过而立之年。这不仅是韩寒的而立之年，而且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而立之年、中国八零后世代千千万万人的而立之年。韩寒是八零后作家的代表，韩三篇亦可被视作八零后的一份政治宣言。这份政治宣言为这代人谱写了一支历史进步主义的改革三部曲：拒斥革命、守望民主、争取自由——这就是韩三篇的核心论点。 《谈革命》认为，革命不仅不具备可行性，而且更重要的是，革命不一定能实现民主的目的。将现存秩序推倒后，中国可能陷入混乱，而一旦“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秩序，收拾一下局面。”俄罗斯的后冷战转型历程——1989年革命、1990年代混乱和2000年代以来的独裁，就是一个绝佳的参照。即便没有陷入混乱，谁也不能保证这个声称要民主的新政府能够真正带来民主。“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1949年，多少人对国民党一党独裁不满而寄希望于口口声声要实现民主的中共？ 纵览当时舆论，不满韩寒“反革命”立场者排山倒海，“保守”、“五毛”的高帽也纷至杳来，类似“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的质问不绝于耳。但不仅韩三篇的传播畅行无阻，而且这些批判也畅行无阻，当时中国网络自由度之高可见一斑。如今时过境迁，恍若隔世。但无论“革命派”如何倒韩，主张暴力革命也好，倡导天鹅绒革命也罢，事实就是革命确实仍然没有发生。《说民主》甚而认为，即便是天鹅绒革命，也不大可能成功。天鹅绒革命在捷克成功而在俄罗斯失败给中国带来的启示就是：播下革命的“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还是民主，取决于处于历史关头的那个中国，是与贫瘠封闭的俄罗斯更相似，还是与富庶普世的捷克更相近。 不难看出，韩寒的民主观没有脱离中国所流行的经济发展—素质提升—民主降临的三段论：“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会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韩寒之所以笃信民主必然到来，是因为他“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掐指一算，似在暗示，50后、60后、70后的政治“品质”大都可疑，等到2040年代——八零后占据中共中央委员会之时，韩寒所谓“好的民主”才会到来。 无党派人士韩寒的民主观其实了无新意，与后1989时代中共改革派的民主观大同小异。例如邓小平说，中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首先是文化素质不行”（《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2页），因此到21世纪中叶才“可以实行普选”（同上，第220-221页）。朱镕基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不过美国二十分之一，“跟很贫困的人民谈什么直接选举，恐怕他们更关心人权的其他方面，比如受教育的权利、生存和发展的权利、享受文化娱乐卫生的权利”（克林顿总统与朱镕基总理新闻发布会，1999年4月8日）。温家宝说，虽然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人的文化素质不高，“我们还不具备在高层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哈佛商学院演讲问答环节，2003年12月10日），但中国民主制度的渐进发展“是任何力量所阻挡不住的”（国务院总理记者会，2012年3月14日）。 这种民主观包含两种缺一不可的主张。第一，承认中国目前还未实现民主，承诺必将实现民主。第二，实现民主需要经济发展作为支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既然如此，韩三篇行文当下能够做的只不过是“要自由”了。2011年的韩寒对中共改革派的政治地位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前途命运是如此乐观，以至他不惮于在《要自由》中夸下海口：“在新的一年，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 春去秋来又一轮，一语成谶悔莫及。从2013年《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到2016年“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中国文化环境是否变得更自由了，现实已昭然若揭，想必自“新时代”以来就不再评论时政的韩寒也心知肚明。“韩三篇”之后，韩寒在2012年被方舟子等人质疑其作品是“代笔”，陷入巨大争议。没多久韩寒就不再写文章，转行去拍电影。这些年，韩寒陆续拍摄了四部电影，但从未去过作协或文联现场抗议。韩寒大概巴不得人们忘却《要自由》中他以一位普通公民的身份向权力机器讨价还价的胆识，忘却如今的他唯恐避之不及的“不自由就抗议”的豪言壮语。否则即便是内容清空了的韩寒微博，也还留下了4500万粉丝，不知他面对这无数双希冀的眼睛，作何感想、情何以堪？ 大智大勇沦为“背信弃义”，归根结底在于误判时局，笃信改革开放不可逆转，以为长江黄河不会倒流。朱镕基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不过美国二十分之一的时候，恐怕中国人更关心的不是直接选举，这就留下了一大话柄——当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美国五分之一、二分之一的时候，中国人要求直接选举，中共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呢？然而，在中共的保守派看来，民主根本不是一个时间问题，而是一个定义问题——在他们的定义中，中国已然“民主”，中共执政地位永续就是最高级的民主，比发达国家的民主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甚而言之，不是中国走向发达国家的民主，而是发达国家走向中国式“民主”。中共改革派的开明绅士们在这个问题上本末倒置、舍本逐末，大抵是缺乏“四个自信”和“斗争精神”的缘故。 更危险的是，如果继续像中共改革派那样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由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下去，势必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产阶级或许是前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中产阶级注定是专制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头裹挟着韩寒现象、权利意识和公民社会的洪水猛兽，迟早要剔除了体制中的专制成分不可。于是保守派们痛定思痛，没准最保险最彻底的解决方案还是“朝鲜化”。要想釜底抽薪、斩草除根式杜绝中国民主发展，非得将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永远维持在美国二十分之一不可。这下可好，“不自由和穷”（语出重庆“超人哥”，2022年11月24日）齐头并进，彻底消解了邓小平路线中政治威权与经济自由、民族主义与和平发展的内在矛盾。 这是2011年的韩寒及其支持者和反对者们统统始料未及的。别说中国人，就连外国人也万万没想到。无怪乎前美国国务卿及国家安全顾问赖斯最近颇为感慨：“当我们说你无法同时拥有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控制的时候，我们当然想的是，你最终会为了经济自由化而放弃政治控制。结果习近平表示，谢谢你啊，我要政治控制”（“Condoleezza Rice on Russia, China, and Great Power Conflict,” 20 Sept 2023, Hoover Institution）。 去年今时，白纸抗议在疫情管控的高压下爆发，一片狼藉的中国处于1989年以来的至暗时刻。而过去一年，中国政治风向又有新变化——为民营经济鼓与呼，重启对美关系，甚至连对立陶宛的制裁都悄悄地解除了，大有拨乱反正的意味。但中国向何处去——红色基因、白头血统，还是天下为公、以进大同？仍是一个人类未解之谜。在《韩三篇》所代表的那个逝去的时代，人们相信这个问题是维持现状和政治改革之间的单选题；而在改革开放45周年之际的当下，人们惊讶地发现，就连经济上也可以大开倒车，不撞南墙不回头。韩寒出道之际，朱镕基政府的经济改革大刀阔斧，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融入世界保驾护航；《韩三篇》问世之际，前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信誓旦旦地预言习近平会在其第二任期进行政治改革；如今这些对于90后、00后的“白纸世代”而言，仿佛天方夜谭。 无论如何，《要自由》有一句话或许是对的：“我相信这些（文化、出版、新闻、电影自由）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的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韩寒比人民领袖小近三十岁，赶上“后习时代”是大概率事件——纵然那时，他也老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浮事新人换旧人。八零后已从时代的风头浪尖隐退，但中国青年那青春、自由、奋斗的气质，正在白纸运动的一代新人中焕发生机。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