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诈骗案和奴工丑闻被曝光，随着案情细节的披露，背后诈骗集团的运作和规模令人乍舌。媒体报导，人蛇集团以高薪、包吃包住等福利为诱，巧立名目招聘，甚至以网络情缘诱骗民众上钩；防不胜防。受害者一旦被骗到当地，即遭禁锢和强迫劳动等。想要脱离控制，就得向诈骗集团缴付赎金，或者以“人骗人”的方式，骗更多的人过来。截止本文完成，台湾内政部消息指台籍受害者近400人，香港方面有近40人受害，而中国大陆和澳门地区亦有人被困，等待救援。
早前，中国媒体亦多次报导类似的诈骗案件。犯罪团伙在网路招聘平台刊登求职广告，或利用线上游戏及社交媒体诱骗未成年人，将被害人绑架至柬埔寨，被迫从事对中国网民下手的线上诈骗活动。至2019年8月，有近1000名中国公民在柬埔寨从事不法活动而遭逮捕，其中近半数涉电信诈骗及线上博彩。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实行严格的防疫政策，严控居民离境。相信因此而造成的人力短缺，使得诈骗集团转向台湾、香港等其他华语地区搜寻受害者，直至案件被揭露。
相关案件发生地遍布东南亚，包括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其中又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Sihanoukville，简称西港）最多。而这些国家，皆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参与国。美国智库詹姆士敦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的刊物“中国简报”（China Brief）在今年3月25日刊出文章，甚至直接将这些罪案与中国所提倡“一带一路”政策挂上关系，称“一带一路”正成为东南亚有组织犯罪的温床。
陷入泥潭的“一带一路”参与国
以西港为例，作为柬埔寨境内的唯一深水港，这个平静的海滩城市，因“一带一路”涌入大量来自中国的资金、劳工和建设。就在案情曝光的前一个月，中国驻柬大使馆网站刊出文章，称柬埔寨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新样板。
文章指出，柬埔寨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最早的参与者和践行者之一。其中，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西港）是中柬两国政府认定的唯一中柬国家级经济特区。目前已吸引来自中国、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的企业170家，创造就业岗位近3万个。
《高棉时报》今年五月的文章指，中国“一带一路”在柬国执行之项目，包括西哈努克经济特区、水力发电厂、金边-西哈努克高速公路、新暹粒国际机场、莫罗多克国家体育场、道路、桥梁、医院，以及农村供水等，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项目仍有稳定进展。其中，西哈努克经济特区更是“一带一路”合作双赢之典范。文章称赞中国真诚协助柬埔寨，不附带任何条件，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改善柬国民生为目的，有助於在疫情期间及之后协助区域及全球经济发展。
然而仅一个月后，再多的赞美之词都变得空洞。西港因“猪仔”丑闻，在外界眼中从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新兴港口沦为了充斥着赌场、线上赌博与诈欺的犯罪之都，以及人口贩运的“天堂”。
从目前所掌握的讯息来看，中国大陆组织犯罪集团借“一带一路”招牌，在西港相对宽松的环境下钻空子，搞网络诈骗、网络赌博，贩运人口、走私和洗黑钱。网络博彩产业虽然为当地带来可观收益，但危害治安状况。柬埔寨总理洪森在2019年下了禁赌令，取消网络博彩业执照，令西港大量的中国人撤离。网络博彩公司於是在新冠疫情下纷纷转投进行网络爱情诈骗、投资诈骗等活动。
中资涌入潮下的西港，虽获得了可观的消费和就业提振，但也产生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繁华背后是藏不住的眼泪。
柬埔寨并不是第一个深陷泥潭的“一带一路”参与国，也不是最惨的一个。另一政策重地斯里兰卡在今年七月宣布破产。这个东南亚国家只有两千余万人口，却欠下了510亿美元的巨债。其中，欠中国的债务高达至少一成。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借贷供斯里兰卡兴建基础设施，包括10亿美元的汉班托塔（Hambantota）港口建设和14亿美元的科伦坡“金融港口”计划等。然而，汉班托塔港口在随后几年内无法获得预期收益。斯里兰卡债台高筑，陷入无力还债的境地。2017年，斯里兰卡以11.2亿美元的低价将汉班托塔国际港口集团公司（HIPG）85%的股权与汉班托塔港及周边土地的99年管控，卖予中国招商局港口控股公司。对中国来说，该港口距离印度南部海岸仅几百公里，可俯瞰印度洋最繁忙的航运通道之一，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产。
同样的，在马尔代夫，“一带一路”导向下，当地大兴土木。马尔代夫群岛之间的第一座桥梁，“锡纳马累大桥”（Sinamale Bridge），又被称为“中马友谊大桥”，於2018年建成，舒缓了交通拥挤，也推动了当地房地产和商业开发的热潮。但马尔代夫政府同时欠下中国政府近14亿美元债务，而这座岛屿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49亿美元。 若收入下降，政府可能将深陷债务危机，步上斯里兰卡的后尘。
挑战现有体系的“一带一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提出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3月，中国颁布完整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受惠地区包括中国西北经中亚、南亚、中东到欧洲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福建经东南亚、南亚、非洲到欧洲的“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号称涵盖全球六十多国、三分之二人口、三成GDP。
4月下旬，巴基斯坦成为倡议首个参与国。耗资46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正式上马。
彼时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结一曾解释，“一带一路”倡议有“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简单来说，“一带一路”是以改善沿途各国政府的基础建设、从而促成与各国政策、基建、贸易、资金，甚至人心的对接。
2014年，中国牵头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意图复制美国在二战结束后所建立的、主宰全球经济金融秩序七十馀年的“世银＋IMF＋美元”模式，打造中国自己的“亚投行＋丝路基金＋人民币”模式，以配合“一带一路”战略，建立中国主导的亚洲经济与金融新秩序。
这一构想是相当大胆和具挑战性的；当然有着积极意义，或以北京的话来说——充满“道德感召”。从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的角度来说，新兴的发展中国家需在一个世代内实现发达国家花了三百年才得到的成就。要发挥自身的经济潜能，政府必须协助国家点燃经济。发展工业成为第一要务，而基础设施建设则是工业化发展的瓶颈。
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资金来缩小基础设施投资缺口。虽然在现有的国际政治体系下，世界银行、IMF以及联合国都有机制，向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资金援助。但这些援助项目审批时间较长，且有附加要求和限制，多与当地的人权和政治情况挂钩，令不少国家望而却步，被排斥在体制之外。
因此“一带一路”提供了绝佳的“第二选择”，是“合作繁荣与交流”的“捷径”，中国成为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首选融资方。而丰厚的借贷条件也得到诸多国家，甚至是包括义大利在内的欧洲国家的青睐。中方最新数据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九年，中国已同近15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馀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建立了90多个双边合作机制。
理想与现实
自“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之初，外界就有质疑，担忧“一带一路”是否会带来“债务陷阱”，以及相关政策的透明度、对当地人权和环境等问题的影响，甚至是“威权意识”的输出问题。2019年，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就曾指责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令参与的发展中国家负上庞大债务。对此，中国官媒斥为“阴谋论”，称其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妖魔化的阻挠行动。
在2019年，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翻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凯曾向BBC表示，西方国家不应该只关注举债。大规模建设可带来的成效应被纳入评估。他举例，像是修建港口，就能创造很多工作机会，土地和工厂价值都会提高，最后受惠的是当地人民和政府。而在2019年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方官员承诺中国将强化融资项目的债务管理，提高透明度，来化解外界对“一带一路”的质疑和挑战。
与以往西方的援助计划不同，“一带一路”不是通过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拨款或贷款来资助项目，而是几乎所有的钱都以国家银行贷款的形式发放。美国研究机构AidData对比美中近年的援助项目后发现，九成以上的美国金融援助资金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受援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至少有四分之一的资金以直接补贴的方式发放，而不是贷款。相比之下，近八成的中国援助资金是商业贷款，需要向北京偿还本金和利息。
为降低放贷风险，中方的贷款常附有抵押品条款，要求借款人承诺通过出售自然资源来交易现金借贷。AidData举例指，中方与委内瑞拉的一项交易要求委内瑞拉的借款人将出售石油所得的外汇，直接存入由中国控制的银行账户。如果不偿还债务，中国贷款人可以立即提取账户中的现金。
无法偿还债务的国家亦开始向中国交出重要的国有资产。2020年9月，频临破产边缘的老挝以6亿美元的价格向中国出售部分能源网络，以寻求中国债权人的债务减免。这也是为何西方国家批评“一带一路”以高息贷款催生“债权外交”，来达成“霸权输出”的可能原因之一。
除此之外，在“中国速度”的驱动下，许多借贷项目缺乏足够的政治经济及环境评估。在一些民主法治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仓促上马的大型基建项目为生态环境带去不可逆转的损害，或危害了当地的人权状况，甚至助长了统治阶级和政府部门间的腐败，衍生了许多社会问题；柬埔寨的西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缺少监管的情况下，大量资本的涌入反而为罪案滋生提供温床。这一类的次生损害也令“一带一路”倡议蒙受一定的负评。
回到发展经济学和西方经验上，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利息较高的援助贷款。但在受援国难以偿还利息的情况下，这一战略收效甚微，只衍生了一堆烂帐，更有不少非洲国家因此被拖入债务危机，促成西方国家对这一援助模式的重新审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从根本来说，可能并没有比西方的援助计划高明到哪里去。在市场经济未成熟的先天弱势下，单靠受援国政府来主导经济发展，推动国家经济起飞，必然有拔苗助长之势；轻则令引擎空转、资源过剩、造成浪费，重则调控失灵、国库空虚，引起经济体崩溃。特别是在突发情况下，例如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更令许多国家深陷财政泥潭。
“长征”路上的困境
对北京而言，“一带一路”成为国家级顶层设计，是基于当时国内政治经济条件的理性计算。改革开放三十馀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在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的2013年，中国GDP一度跃居全球第二位，紧随美国之后。 2014年，中国是全球最大出口国，拥有巨额贸易顺差，更累积了近四兆美元外汇存底。
顶层设计者们期望，“一带一路”有助于解决中国资金和产能过剩的问题，为中国带来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国内来说，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助於拉动中国落后的中西部地区经济，从而实现中国人均GDP超过美国的目标；国际层面，重建一带一路，是中国重塑国际秩序的契机。
然而，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时存在诸多风险。这些风险，大部份由中国承担。向“一带一路”周边的经济欠发达且政治动荡的国家和地区贷款，最明显的风险是投资无效，“一带一路”沿线的基础建设可能沦为“国际烂尾工程”。
此外，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向北涉及战乱频发的中亚、中东地区，向南又经过与中国发生南海主权纠纷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汶莱。中国的势力扩张极可能触动区域大国如美、俄、印、日的猜疑，也会挑动沿线国家敏感的主权神经。在刚结束的G7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和其他七国集团领导人宣布重新启动“全球基建和投资伙伴关系”项目，要在5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为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是否具备全球放债的实力？对於刚实现“全面小康”的中国来说，国民人均收入仍然较低。经过两年的新冠疫情重创，中国的经济境况随全球经济一道陷入低潮，出口增速及外汇存底均大幅下降；所谓的“产能和资金过剩”在如今看来只是一时的幻影。面对在“清零”中艰难生存的中国经济，当初决定向环境恶劣的欠发达地区投资，并不是在解决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是浪费了大量宝贵资源。
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初，领导人曾为它的全面铺开设下宏伟的时间跨度，预计2049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将是一个关键的里程碑；结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这将是漫长和曲折的三十年。
不过，在此之前，可能将有更多的“一带一路”参与国率先倒在这“长征”路上。 BBC以数据分析点名4个高危国家，包括老挝、巴基斯坦、马尔代夫及孟加拉。外界仍在观测，谁将是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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