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1月21日是乔治．奥威尔的忌日，这名作品家喻户晓的作家，已经离开我们70多年。不过，对观察当代中国的人来说，他的作品常常被人提及，用于借喻。一些人用“奥威尔主义”形容中国的专制政权，还有人借《1984》的想像借古鉴今，特别在当下时代，推想未来的社会。不论你喜欢他的文笔与幽默与否，也不能否定其作品分析极权社会的透彻性。 然而，他本人的政见转变过程并不如其作品《1984》《动物农场》一般那么为人熟知。牟宗三说过，“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出息，40岁后你还相信社会主义你就是没见识。”这句话也适用于奥威尔。 奥威尔参与过1936年至39年西班牙内战，但战事未完便选择离开，原因倒不是濒死经历让他了解枪炮无情，而是认为人类不但没法借着暴力实现政治理想，反而只会让人身陷迷雾，看不穿现实是战争作为政治延伸，参与者只会糊里糊涂成为权力游戏的棋子，最后被用完即弃。奥威尔如果没有西班牙内战切身的领悟，不会有后来《动物农场》和《1984》里对政治行动感到徒劳的悲观。 20世纪是将政治理想实践的革命年代。奥威尔早期的作品如《巴黎与伦敦的落魄记》和《通往威根码头之路》是以写作介入贫穷现象，切心关注低下阶层遭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况。一如其他革命分子怀着赤子之心，他亦相信人性本善，希望以政治行动推翻旧秩序，创建自由、平等和公义的新社会。 但奥威尔打从西班牙内战被子弹击中濒死，其作品的主调已见转向，《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是政治立场觉醒，甚至是抽离群众运动的转折点。历史说不少革命运动起始时，同志们守望相助，愿意牺牲小我，绽放人性的光芒。可是政权到手后，昔日的革命份子反利用人性阴暗面，换成大清洗、大抓捕、煽动告密，以镇压异己，巩固政权。可惜奥威尔没有水晶球，没有我们从当代回望的视角，只能靠惨痛的经历来兑现后来的政治智慧，然后写出《动物农场》。 正如他所强调，“1936年后我所写每一行严肃的字，都在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并主张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如果说他早期的写实作品是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来推动社会变革，那后来的反乌托邦作品就是现实主义者的悲观来告诫理想主义潜在的危险，要不英语词典也不会有“老大哥”、“新话”、“双重思想”等新词汇，后人也不会有“奥威尔主义”（Orwellism）来形容现代专制政权的统治模式。 然而抽离不是逃离，逃离是转身往相反方向逃跑，抽离只是站得更高更远去观看政治，一方面既不相信政治可创造乌托邦，但同时又不相信人们可以远离政治的矛盾。奥威尔虽然远离政治，但又可说是换个方式和视角，继续去关注人的处境。这点正是奥威尔作品玩味甚浓之处，以及活在极权治下的处世之道。 理想主义的育成与幻灭 奥威尔生于当年大英帝国的孟加拉，其父为印度公务员，惟家庭背景没有将他培养成帝国主义仆人。1911年他随父母返回英国入读寄宿学校后，成续优异获伊顿公学取录，曾经师随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学习。尽管伊顿公学盛产治国人才，惟奥威尔却未跟随其他菁英成为建制成员。他跳过大学的洗礼，直接追随父亲的步伐到英属印度工作，并于1922年成为缅甸的助理地区警司，在不同的乡村驻扎。 警司的身份起初让奥威尔活像模范的帝国仆人，然而从孩童时代起他就想成为作家。他与当地人长期的互动，没有因其白人身份和菁英地位养成当时极普遍的种族心理，反而是洐生出罪恶感，同情和愧疚当地被占领国土的民众，最后意识到英人对统治缅甸是多么违背后者的意愿时，更在小说《缅甸岁月》和自传体小品《猎象记》和《绞刑》讲述对帝国统治的讨厌。 奥威尔在《猎象记》写道，“我已认清帝国主义是桩邪恶的事，下定决心要尽早辞职滚蛋。从理论上来说——那当然是在心底里——我完全站在缅甸人一边，反对他们的压迫者英国人”，而殖民统治的矛盾在于“一旦白人开始变成暴君，他就毁了自己的自由……因为正是他的统治使得他一辈子要尽力锁住‘土著’……” 1930年代，法西斯崛起浓罩欧洲，奥威尔本着对抗经济的资本主义和政治的帝国主义，积极投身政治运动。他从英国获得独立工党的推荐后，自费远洋到西班牙参与的左派革命，并获编到巴塞罗那马统工党的民兵团。虽然他曾说关于革命这段手段“有太多事我不明白，就某种程度而言甚至不喜欢”，但到西班牙后却又“立即理解这是一种值得争取并捍卫的状态”。 人们在革命初期总相信未来是美好。奥威尔初来报到备战时形容，“大伙儿相信革命，相信未来，处处弥漫突然实现‘自由平等’的感觉：大伙儿努力活得像个‘人’，而非资本主义机器的小齿轮”，并形容民兵团是某种无产阶级，“没有人争名逐利，这里什麽么缺，但无人讲特权、无人逢迎拍马屁。”社会主义的愿景似幻似真。 可是，不久后奥威尔便忆述自己大多时间只参与侦查、站岗等野外任务，几乎没再打仗，反像“某种被动、消极的存在；除了受冻和欠缺睡眠，我没有任何作为，无以回馈我得到的配饷”。然而奥威尔某天清早被敌方狙击手开枪击，子弹穿过喉咙，“置身爆炸中心的感觉……我一点都不痛，但冲击猛烈，有点像被电到一样；接着是一股诡异的虚弱感，好像被人揍了一拳后瘫软倒下。”当时他自觉鲜血不断从嘴中溢出，以为必死无疑，但最后发现子弹差一公厘才会打中颈部动脉，经历转院数次后，最后被送到疗养院进行复康疗程。 想不到奥威尔曾经讪笑这场战争总是荒诞地“打求打不中别人”，最后竟然一语成谶。 不过那时内战的气氛已诡谲难测。1937年奥威尔要抵住国民军敌人的攻击，还要面对左翼共和军的政治派系斗争。时任共和国总理卡巴列罗（Francisco Caballero）在史大林施压下，出手铲除无意听命苏联指挥的左翼组织，于五月时期炮制“巴塞罗那电信大楼事件”，并将罪命嫁祸于马统工党。 最后奥威尔所属政党被禁，很多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不是被捕、被枪毙，甚至被失踪，情况如同同年苏联的大清洗。奥威尔因为不想连累妻子，连续多天流连街头，四处逃避追捕，等待英国领事馆和移民局核发离境许可。或许对奥威尔而言，战场的濒死体验并不可怕，最可怕还是电信大楼事件赤裸肮脏的政治权力斗争，让人误以为在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现实却是像木偶般无知地被操控着。 对离开西班牙的决定，奥威尔自言“最主要动机还是自私：我实在太渴望逃离这一切了……逃离所有会使我联想到西班牙的事物。”回想当初去西班牙，他想欲要向世人报道内战、想要为理想国出一份力，最后不但发现自己沦为政治斗争的棋子，甚至西班牙和英国的左翼媒体，都对内战的真相兴趣阙如，以谎言掩饰亲俄派系清洗和迫害同志的阴谋。 抽离不等同逃避 战后奥威尔已不是当初那天真和理想的作家，而左派“内战中的内战”让他比不少知识份子更早看透共产党的底蕴，并将之与法西斯看齐为一体两面的极权主义。他年少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解药，但这幻想却在西班牙幻灭了。然而，当冷战时期两大意识形态阵营亦成了他笔下批判的对象，他支持的就只有“我所理解的”民主社会主义。说穿了就是不存在于现实，只存在于其脑海中的理想。 奥威尔由政治行动的“相信者”变成“不相信者”，可见于后期的《动物农场》和《1984》中，他已抽身从外部观看，告别了纪实记者的笔触，并以作家的创作手法，警剔世人任何政治权力都会被滥用的危险。 如同《动物农场》是托寓讥讽1917年俄国共产革命，及至史太林统治下的历史事件。故事描写一群动物为了崇高的理想，推翻人类主子，以为从此可以当家做主，不会再受蹂躏压榨。但猪首领掌权后又为巩固地位，开始整肃异己，又成为赤裸裸的争权战，让当初拥护推翻人类的动物，再度成了随波逐流、被权力牺牲的工具。这是奥威尔失去憧憬，并成为“不相信者”的作品。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奥威尔的生活亦逐渐远离俗世繁嚣。《动物农场》遭到五家出版社拒绝后，1945年问世后成为畅销书，奥威尔亦靠着本书的版税离开城市，跑到野鹿比人类还要多的苏格兰侏罗岛（Jura Island），在没有行车道的山区买了座房隐居，继续写作，完成时代经典《1984》。这可反映奥威尔无论在作品，或是生活上都采取更抽离群众的态度。 不过抽离不等于莫不关心。虽然旁观者少了份投身置中的激情，却多了份睿智和冷静。《1984》最惊心之处不是教人自由有何保贵，而是设想政治权力被垄断后，政府“可能”对人民实施极权统治的压迫和景象。“可能”是指共产苏联和纳粹德国皆未进化到如此境地，也难保未来不会有国家能“超越”两者的成就。这本将人被简化成零件的政治寓言，是超越对左派或右派的批判，广义地反对政府权力过分伸延。奥威尔的悲观小说或许矛盾，但矛盾才是真实——个人无法用政治行动改变历史，却又需要政治行动来证明存在和价值，正如《1984》的主角温斯顿史密斯的人生。 活在极权统治的人不用读奥威尔的小说，也能在日常生活实践“双重思想”，被外力强行外篡改记忆，好让自己接受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在这种世代中，有人不接受新语选择离开，选择在异地遥望故乡，有人选择犬儒地笑谈新语，接受“去政治化”的日常。然而奥威尔这位天真的革命份子，转变为隔岸观火的小说家之历程，也说现实也许教人无力，所以我们只好找个位置远眺政治，既不逃避也不“送人头”，保持初衷睿智地活下去。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