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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斯达:超越“西方民主”、符合“我国国情”,是一个游荡欧亚数百年的思想幽灵

我们时常听到“此事轮不到美国以人权祖师爷之姿说三道四”,背后有一个横跨欧亚的源远流长的传统:他们相信人们一旦自由,就会带来刀兵。这一传统与人们渴望自由的传统一样古老。
撰文 | 卢斯达
02/12/2022
本文共4034字,阅读时间约6分钟

香港知名影星成龙曾经在2009年一个论坛表示过,香港台湾太自由,“中国人是要管的”。这句话迅速成为其本人及网络上一大梗语,也曾引起各路媒体纷纷辩论“要管”和“港台太自由”的命题。

成龙 “中国人是要管的”
成龙: “中国人是要管的”(转载至中国数字空间)

 

纵然很多香港人会劣评成龙,但他口中的严刑酷法式“社会安全想像”,在香港其实有庞大文化土壤。这种想像,经过近年官方和非官方频道的“加强宣传”,在 2019 年之后的“亲建制人口”里面发酵,进而成为指导各级学校意识形态教育的鞭。其中根本的问题是,这些新课程重新确立了“人民是需要管”的思想纲领,需在新一代之间重新确立。

 

发松思想管制,跟中国“自古以来”的水土冲突

这套理念的大致意思是,如果放任青少年“太过”自由,青少年就会行差踏错、误堕法网。亲建制人士痛心疾首说,香港以前太自由,看他们后来如何滥用自由!所以成龙的“中国人要管论”,今天是慢慢逐步实行中,本来的笑谈成为了现实。

 

具投机触觉的政客,也知道美中正在斗得你死我活,反美国反西方的讨论风格正合中国现时“外交战狼”横行的市场,于是“反美”也成为一个专门学问。建制派也开始研究和关注美国,但只是为了指出它的衰败一面。

 

有鹰派断言,“西方”是没希望的,西方人将被“效率低而反复的民主制度”和“过度自由”拖累(例如在2008年金融海啸期间,西方发达国家的财政纪律长期废弛终于付出代价),终于会在大国长期竞争中落败。西方从对外实力到内部社会秩序,上至文明风貌,下至人民的道德生活,都会迎来崩溃和内爆。加拿大政治科学家 Thomas Homer-Dixon 甚至呼吁加拿大政府要有准备,应付美国的内爆风险 (American Implosion) 。

 

燃烧的美国国旗
(资料图片:AP)

 

吹淡风,有居安思危,也有危言耸听。“反美”人士亦不一定停留在批判美国或者西方各国本届政府,有时甚至会去到开宗名义反对“自由主义”。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你不试图否证自由主义,就很难证成自由主义之外的路线。他们认为,西方自由主义那一翼是堕落和腐败的,我们不要全学西方,例如那种对人民的思想放松管制,本身就跟中国“自古以来”的观念和水土相冲突,会令我们灭亡。

 

古老的《国语》记载,当时政权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商鞅变秦国法,就是提供一套更细密的组织和管理制度,把人“管”得更好,把人民这种资源用得更有效率,使军国化的秦国能与六国长期竞争并胜出。韩非子的学问有一大部份是关于君主如何扮演一个高深莫测的神人,用各种阴谋和暴力严密保护王权和驾驭臣下。

 

历史学家黄仁宇
历史学家黄仁宇(网络图片)

一些战乱之世的理论家,将世界和平的责任托付给王权,歌颂它的伟大和暴力,期望这条红龙镇压乱人,最终终止大战乱。他们的结论是人性本恶,世界文明建设之道在于王权如何制伏“每一个人”。这种想法后来被视为法家。法家思想是一个隐密的学派和宗教,表面上他们是儒门子弟,但儒表法里,这些人真正相信的是人性本恶,也认同要用极端手段以暴制暴。清末革命家谭嗣同甚至认为,过去2000年中国之政不是表面上的儒政,而是“秦政”,“皆大盗也”。

 

历史学家黄仁宇多次感叹中国文明“过于早熟”,到今天中国还在为此早熟付出代价。或者所谓早熟迟熟的判断都是比较出来。法家在战国时期得出人性和世界的阴暗结论,欧洲近几百年也有一班人得出类似结论,17 至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令一些人思想自由起来。“大众主权”的想法出现,人们开始放弃以天主教传统世界观为信条,高举个人自身理性,人类一旦掌握理性、脱离蒙昧,困扰人类的古老问题将会得到现代解方。那是一个人类对自身无比乐观的时代,一个进步的世纪,至少在学者和先进之士之间如此。

 

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
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来源:维基百科)

 

在西方:法国大革命带来的价值洗礼

公元 1789 年,法国大革命正式爆发,热情高涨的革命群众最后处死了法王路易十六,“如果国王不死,我们干的就不是革命而是集体叛国。”有人这样议论。最终君权神授的贵族权威摔得粉碎,开启了革命委员会的恐怖时代。在革命最高潮,巴黎日日有人在断头台丧命,思想家和法学家甚至想过取消基督教,以新的“理性教”(Culte de la Raison)为人类最终救赎。臭名远播的律师杀人狂罗伯斯比尔则也主张他自己一套的理性公民宗教“至上崇拜”(Culte de l'Être suprêmea),同时他也是力主处死国王、将古老王权传统永远埋葬的“处死派”。

 

路易十六被处死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被处死(来源:维基百科 / Georg Heinrich Sieveking)

 

革命狂热由巴黎幅射出去,四处都是腥风血雨。后世会歌颂法国大革命为世人带来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种种崇高理念,是推翻贵族体制的一大功臣,但对当时的欧洲人来说,革命带来实际困扰,甚至是必须清算的罪恶。有一些讨厌时代突然加速的人,变成了保守派或保皇派,他们之后认为,是一班“启蒙哲学家”散播了对人类的过度自信,是哲学家荼毒青年,令新一代人不再尊敬上帝和传统秩序。最后正如张爱玲所说:“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一旦不相信死后的永生了,便大大地作乐而且作恶,闹得天翻地覆”,越来越多人天翻地覆,去到最后就出现了理念伟大但同样烧杀掳掠的法国大革命。

 以诅咒“共和国”闻名的保王派迈斯特(来源:维基百科)
 以诅咒“共和国”闻名的保王派迈斯特(来源:维基百科)

 

罗伯斯比尔是卢梭的信徒或者是其歪曲者,但“普遍理性改变世界”的结果实际如此,牺牲太大了,遭到保守派扬弃。这班人被视为参与了“反启蒙运动”(Counter Enlightenment Movement),当中有很多也是来自法国自身的思想家。例如保王派迈斯特 (Joseph de Maistre) 以诅咒“共和国”闻名。根据天主教教义,人类有“原罪”是写入经文的“事实”,加上根据大革命期间所见所闻,迈斯特肯定人们获得自由就会成为暴民。

 

因此他也反对代议民主。议会在他眼中是一班暴民、投机小资政客联合谋夺了正统政权。他议论:人们不会尊敬自己选出来的领袖,人民充权只会令他们不能自制地开始暴乱。君权神授的王家,有长时间存在的大历史感,这才是令人们不敢随意藐视权力的根据。长期存在的特定文化和制度一定有其神秘的合理性,不能随意更动。人类本质愚蠢,怎样也无法理解百姓日用和各种古老风俗制度的秘密。

 

现代人消化了大革命带来的价值洗礼,在我们眼中迈斯特有一颗属于中世纪的脑袋:他反对大革命和启蒙思想,跟“现代”针锋相对。他不是人道主义者,反而歌颂战争和暴力,只要能证成杀戮是为了维护大局稳定,他就会为这个“维护宇宙秩序”的刽子手献上鲜花和焚香。对资本的态度也是这样。是任资本自由流动繁荣,还是严酷地管制它?

欧美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苏联共产主义,都曾许诺一个能超克“英美自由民主制”缺憾的出路,外交形势越紧张,否定对方文明的需要就越强,最后宣称自己是唯一而更适合本土国情的出路。

它们都曾试图创造赶超“西式民主”的制度

启蒙派和反启蒙派就为世界提供了两条路径,也就是一场围绕着大革命之后“西方现代性”的辩论。关于它实际内容是什么,几百年来不断更动,但排斥这条路线成为一个传统。法国旁边的德意志人很懂得排斥,一次大战之后德国战败,由于受到“西方”制裁和限制 (巴黎和会),过程中法国大力主张要苛刻严惩德国,德国陷入集体屈辱,思想家便得发明一种“另类现代性”安定证明自己。一个先进现代国家,必定要像英美法?但这些国家正在制裁我们德国,主观上感情上德意志爱国者不可能认同这样的“普世标准”,但又本能明白没可能在议会民主、个人权利和自由等方面,与制裁自己的法国英国 (西方) 并驾齐驱。为了逃避“使用英美世界观”而必然产生的劣等感,必须发展自己的世界观,渐渐发展出一条另类威权的总路线。

 

在威玛共和年代 (1918 - 1933),民主实践被评为失败,议会“吵吵闹闹”而无法有力行动,导致当年很多人对议会不敢恭维,对于自由民主有了另一种想像。“西式民主制没有效率,更不符合我国国情。”“另类现代性”是指当时像德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会希望跨过法国的共和国模型,也能“富国强兵,超英赶美”。

 

纳粹党上台结束了14年的威玛共和年代
纳粹党上台结束了14年的威玛共和年代(网络图片)

 

德国很快就以集体和极权主义武装自己,纳粹党向大家提供另一种宣称能超克民主制弱点的制度,吸引那些因体验过“次货民主”而深受其害的大众、哲学家、心理学家、专业人士等等。掌权之后,纳粹宣传部表示:“1789 年已经被我们取消。”他们宣称自己能够终结 1789 年以来为祸欧洲、带来混乱的个人、自由、民主主义,是将要把欧洲从颓废堕落中拯救出来的十字军。他们带来的“德国价值”强调义务、服从及“法治”。

 

欧美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苏联共产主义,都曾许诺一个能超克“英美自由民主制”缺憾的出路,外交形势越紧张,否定对方文明的需要就越强,最后宣称自己是唯一而更适合本土国情的出路。苏联崩溃后俄罗斯虽然貌似放弃共产主义,俄方甚至会拍广告呼吁选民投票,并告戒观众如果选错了就要过好像共产主义时期的可怕生活,貌似俄罗斯已经开展新一页。

 

但其实可能没有。总统普京与保守群众结盟,以“传统守护者”定位自己从而获得更大支持。2019 年 G20 锋会,普京表示俄罗斯人不能接受“孩子可以扮演五到六个性别角色”,反对了西方流行的性别解构,也和应了反启蒙传统的“需要管制人类”大宗旨。在此想像中,俄罗斯应是一个保存西方最后文化和旧秩序精华的堡垒,抵挡着腐化的西方文化入侵。

 

2019 年 G20 锋会,普京以“传统守护者”定位自己
2019 年 G20 锋会,普京以“传统守护者”定位自己(图:AP)

 

二战后的火红年代,西方导师和青年受到左翼进步思潮吸引。毛泽东、切格瓦拉、红色高棉、苏联、伊朗神权革命、印度种姓制度等等,都曾被想像为另类出路。如果说西方先进现代性 (无坚不摧的西式经济、武装和哲学) 为后发国家带来了劣等感,那么后发国家也慢慢习惯了这痛,也利用这痛,以这不适和冲突来定义自己的特殊国体。

 

“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 (来源:Chinese Posters Foundation)

 

昭和时代汉学家宇野哲人曾表示,哀怜中国陷入“易姓革命,禅让放伐”的循环,而日本则幸而拥有千年传承的天皇,突显日本足以自豪的特殊国体论。日本明治宪法参考德国宪法,大清立宪则是参考明治宪法。近代中国也是大量学日本文化,大清当然也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后发展帝国废墟。因此清末以来中国人也从思想里面,摄取了那种由德意志起源、对先进现代性的怨恨 (resentment),长大后自然仍留有谋杀先驱的欲望。

 

日本后来便去了攻打美国、中国和大英帝国。德国则攻打了欧洲。

 

所以我们时常听到“此事轮不到美国以人权祖师爷之姿说三道四”,背后有一个横跨欧亚的源远流长的传统:他们相信人们一旦自由,就会带来刀兵。人类是卑微的不可自制的作恶者,需要刽子手去镇压。这一传统与人们渴望自由的传统一样古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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