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5月28日，台湾的立法院通过一系列有争议的国会扩权法案：授权立法委员调查“政治府机关、部队、团体或民间关系人”、总统需要向立法院定期进行国情报告、制定藐视国会罪、强化监察院、司法院与考试院等人事审查权。在113席的立法院中，国民党(52席)与民众党(8席)占有人数优势，他们不顾掌握执政权的民进党(51席)之反对，在几乎没有讨论与审议的情况下，强制推动所谓的“国会改革”。 在5月17日深夜，近千名民众临时聚集抗议。而因为激烈的国会肢体冲突，许多民进党立委受伤送医。紧盯着立法院院会的议程，诞生于反服贸和太阳花运动的公民团体联盟“经济民主连合”接连在21日、25日、28日发起了抗议行动，分别吸引了三万、十万、七万人的支持者参与。这三场活动都是从早上九点开始，一直持续到深夜，而且都是在周二与周五的工作日进行，其动员诉求即是“轮流请假，公民排班，捍卫民主，下班下课，立院集结”。在台北以外，各地也有民众自发号召的集会活动，呼应立法院前的行动。这场号称“青鸟行动”的运动规模出乎预期，尽管最终没有成功阻挡法案修改，但也算是2014年太阳花运动之后少见以国会为诉求对象的大型抗争集结。 台湾国会扩权法案是否能如在野党所愿上路，仍是有不确定性，因为行政院已经表明要提出覆议，而且大法官会议也有可能采取司法介入，解释这些条文是否符合既有的宪政秩序。即使有这些不确定性，“青鸟”行动目前已经转向各地的立法委员罢免行动，试图延续所累积的政治动能。 公民抗争再现：“自己国家、自己救” “青鸟行动”与2014年的太阳花运动有高度的相似性，都是由公民组织带头发起的行动，试图阻止立法院以违背程序正义、不透明的方式强行通过有问题的议案。参与者虽然有明显的政党取向，但是他们不是被政党或是政治人物动员而来的。 十年前的争议是关于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当时的国民党立委在一遍混乱之中以三十秒时间宣布审议完成。在今年，国民党与民众党的立委将每一条修正条文的发言时间限缩至三分钟；一旦时间到了，立委的麦克风就被消音，直接付诸表决。而且，台湾的立法院已经建立了记名投票的制度，但是在这次争议中，表决方式改为不记名投票，直接由议事人员清点在场立委之举手状况，最后只有呈现赞成与反对人数。 当初太阳花运动所批评的“黑箱程序”如今又再度重现，也因此，“青鸟行动”中最常见的口号即是“没有讨论、不是民主”。十年前的太阳花运动有“中国因素”之催化。服贸协议有可能导致的后果即是台湾被锁死在“经济一中”的框架下，中国的经济统战将逐步压缩台湾人的政治选择空间。在今年，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崐萁是这些法案的主导者，他才在四月底带领16位立委前往北京，获得中共对台湾政策负责人王沪宁之接见。到底他在北京获得什么指示，为何回台之后急于推动这些修法？这也是引发质疑之处。 在赖清德就任台湾总统之后，中国发起了两天的针对性明显的军事演习，这也发生在立法院审议期间。因此，许多人认为台湾民主面临了急遽而严苛的挑战，外有军事硬实力的压迫，内有协力者所策划的锐实力侵蚀。 十年前的太阳花运动流行的口号即是“自己国家、自己救”，也因此，许多学生与公民愿意参与一场前所未有的占领立法院之公民不服从行动。十年后的“青鸟行动”也是诞生于相似的政治危机感，激发出强烈的参与动机。 被压制的抗争空间 在“青鸟行动”的现场，有不少参与者高举“别被煽动乱冲！谁冲谁共匪！”的标语。许多人显然意识到现今的情境与太阳花运动不同，激进的占领国会行动不可能获得民意支持，反而会带来反效果。 十年前，国民党掌握了行政权与立法权，因此，公民不服从作为最后手段的正当性是比较充足；然而，在今年初的大选结果揭晓之后，民进党虽然创纪录取得接连三次总统胜选，但是也拱手让出了国会过半的席次。很明显，选民不希望民进党延续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双重优势，这也使得公民不服从的手段出师无名。 除了眼前的政治局势，台湾公民社会也没有准备妥当，青年与学生运动长期消沈，这些都是限制激进抗争的因素。在立法院旁架设大台的“经济民主连合”，是许多台湾公民组织之联盟，包括了环境、劳工、性别、人权等团体，赖中强律师是其召集人。经民连与赖中强即是之前最早在2013年发起反对服贸的倡议者，其参与的公民组织也与十年前高度重叠，这显示太阳花运动后十年，台湾的公民组织在全国性层级并没有明显成长。不过，太阳花运动倒是激发了一些青年运动者返乡经营在地社团，在他们打造的地方基础上，“青鸟行动”很快扩散至中南部各地。 青年与学生运动的长期消散也影响了“青鸟行动”。太阳花运动和平收场，并且成功利用当时国民党的分裂，宣称取得局部胜利，这激发了后续的青年参与，重要的个案包括2015年的高中生反课纲调整抗议、2017-2018年反对劳基法修正、2016-2019年的支持同性婚姻动员、2019年的声援香港反送中行动。但是在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台湾再来没有出现重大的青年动员事件。这使得关注公共议题的学生人数锐减，他们的倡议也很难获得广大的校园回响。许多大学异议性社团活动减少，学生会选举的参与率也每况愈下。在这个脉络下，打着“不蓝不绿”、“科学、务实、理性”的民众党柯文哲在2020年获得许多年轻选民的支持，出现了所谓的“小草”风潮，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对于此，十年前的太阳花运动是由学生打头阵，他们带领群众成功地占领立法院，也才号召出支持者迅速在中山南路、济南路、青岛东路集结，阻止了警察的驱散行动。当时的学生之所以能够采取运动的主导权，那是因为从2008年野草莓运动(抗议国民党政府迎接中国特使来台的过当警力维安)开始，新一波学生运动登场，他们的关注议题持续扩散，包括学生权利、都市更新、土地征收、媒体垄断(反对亲中的旺旺中时集团之并购案)等议题。长期动员的后果即是打造出全国性的动员网络，以及一群具有经验与知名度的领袖，而“青鸟行动”都不具有这些因素。 最后，太阳花运动也得利于当时声望低迷的执政党，这使得激烈的政治抗议更容易获得支持。时任总统马英九在2012年成功取得连任之后，爆发多起亲信贪渎事件。在2013年，马英九发起党内斗争，企图剪除立法院长王金平的职权，引发风波，也使得他的支持率陡降至前所未有的9%。国民党当时深处于接班人斗争，几位有可能的人选包括朱立伦与郝龙斌，也在许多政治议题(包括如何因应立法院的占领事件)与马英九明显有不同的回应。总之，太阳花运动所享有的各种有利客观与主观条件，都不存在于青鸟行动。 朝向无大台的趋势 所谓的“无大台”是香港2019年反送中运动所出现的去中心化、特意拒绝领导核心的运动模式。在2014年雨伞运动期间，金钟占领区出现过由学生与公民组织轮流主持的讲台，也由于学生被广泛视为运动的主导者，“大台”一词就成为领导者的代名词。在雨伞运动期间，学生领袖初期反对激进的抗争，后来匆促发起一场冒进的失败升级行动，受到许多支持者的批评。因此，等到香港人在五年后反对逃犯条例，他们拒绝了领导者，转向采取机动高的“如水革命”。 从太阳花到青鸟，相同的去中心化趋势也是明显可见的。在十年前，运动的领导核心就是在被层层警察包围的国会内场，以学生为主少数发言人成为整场运动的“总指挥”，他们的一举一动受全国关注。在24天的占领行动中，太阳花的领导核心提出四大诉求、号召群众包围各地国民党部、与行政院长公开对话、发起一场号称五十万人的和平集会、以“光荣出关、转守为攻”和平收场。这些行的不见得获得所有参与者的认同，但是太阳花的大台仍是有能力贯彻其决策，形成了一股有秩序与方向的集体力量。 “青鸟行动”没有这样强势领导的大台，主事者只能在青岛东路或济南路架设空间有限的主舞台，许多参与者无法进场，被迫只能在外头观看萤幕转播。在25日与28日的中午过后，越来越多的群众已经自动流往中山南路，从慢车道到逐渐满到占领快车道，甚至溢流到忠孝东路。这些“场外”的参与者听不到大台上的演讲，也无法跟着喊口号，他们自动集结在中山南路上许多自发形成的短讲舞台，许多没有组织身份的“素人”获得上台分享的自己心情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生涩的高中生勇敢登上了发言台。他们常提到主题即是，他们第一次公开演讲，过去来不及参与十年前的太阳花运动，但是现在愿意来捍卫台湾民主。 在“青鸟行动”中，年轻参与者并不是多数。一项现场调查指出，受访参与者平均年龄约35岁，而太阳花运动则为28岁。不过，尽管Z世代的参与者是少数，他们更深层浸润于通俗与网络文化，也带来了大量的动漫、线上游戏等同人用语，例如引用日本卡通《葬送的芙莉莲》，有些年轻参与者高举“如果是勇者欣梅尔也一定会这样做的！”之看板。也有些参与者带入了粉丝追星的文化，例如角色扮演(cosplay)、自制珍珠奶茶手灯等。 捐助物资向来是大型社运所常有的现象，过去的太阳花运动设有现场捐款箱，也出现了多起的群众募资(众筹，crowdfunding)。更为扁平化的“青鸟行动”，则是看到许多Uber Eats或Foodpanda外送员将食物送到济南教会。网路上更有许多“课金阿公阿嬷”，忙着去认养“民主金孙”。 青鸟行动的未来 从太阳花到青鸟，台湾十年后重现大规模公民运动展现明显的去中心化色彩。事实上，所谓“青鸟”一词是来自于主办单位所规划的青岛东路现场，因为在Facebook与其他网路平台，政治性贴文会被调降触及率，网友才改用这个称呼，后来也出现了这样具有文青风的“青鸟冬鹿”词汇。更扁平化的参与也激发创意的爆发，许多参与者认定青鸟即是特有种台湾蓝鹊，因此，出现各种文宣之作品集，而更为普及化的AI工具也让非专业人士能够参与创作。 随着国会扩权争议暂告一段落，青鸟行动也转向各地罢免国民党立委之行动，这也与太阳花运动后出现的“割阑尾”(即“割蓝委”)行动十分类似。在当时罢免门槛仍未调降，该场行动最后只有促成一场有法定效力的罢免投票，最后以投票率不足而失败。不过，区域立委直接面对选民，只要有相当的民意累积，都是会影响他们的政治生命，许多被列入“割阑尾行动”狙击名单的立法委员后来都没有连任成功。 因此，一个未来值得观察的现象即是，多元与去中心化的“青鸟行动”是否更有可能产生在地回应，引发更多未曾参与者之投入。按理来说，一旦决策权越是开放，更多人会从运动参与中获得更饱满的成就感与认同，也更能激励参与的士气。作为台湾新一波的公民运动，是否青鸟行动能够完成太阳花运动未竟的“遍地开花”之理想，是值得进一步关切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