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逃港的广东青年、参与“六七暴动”遭遇警暴的少年犯、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见证事件的香港大学生。数十年过去他们都不再年轻，但是他们的记忆，在纪录片《忧郁之岛》导演陈梓桓的镜头下，由当下2019年见证“反送中”的年轻人重新表演出来。一代人来到香港，几代人徘徊在“香港人”的身份上下求索，几度参与、见证中国与香港之间的历史大事，蓦然回首，才发现个中五味杂陈。 香港纪录片导演陈梓桓的新作《忧郁之岛》，别开生面揉合纪录与重演方式，介入三代香港人纠缠不清的家国情怀，并纪录了2019年参与反送中抗争的年轻一代的想法。而《忧郁之岛》成片后的第一份忧郁，来自电影成为“禁片”，在国安法及新修订的电检条例下无法在香港播映。 “前阵子电影开始在海外各影展放映，有香港年轻人不解为什么要把几代人的记忆扣连到当下的抗争，觉得反送中是香港独有的历史脉络。我并不同意，受访的几代人当中政治立场不尽相同，然而我认为他们彼时都曾经有认真思考过‘香港是什么’。”陈梓桓说。 半生身份疑惑成忧郁 生于1987年的陈梓桓，毕业于城大政策及行政学系，其后于浸大修读电影电视及数码媒体硕士，开始纪录片之路。2014年香港爆发争取普选的大型公民抗命运动“雨伞运动”，他的作品《乱世备忘》纪录了占领区的一群年轻人的占领日常，入围2016年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夺得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节的“小川绅介奖”。然而运动结束后，他认为香港民间步入低潮；而《乱世备忘》虽获外国影展肯定，但因纪录政治运动内容，使电影未获香港戏院广泛上映。 后来有一段时间，陈梓桓经常跟拍香港本地舞台剧制作，因此认识年轻时逃港的老人，以及曾出资拍摄有关“六七暴动”少年犯的爱国商人。2015年的维园六四烛光舞会上，他认识了现为律师，89年曾是学联代表的大学生。他渐渐生出新作的想法。 “2017年我开始构思《忧郁之岛》，我好奇的是，那些曾认真思考过香港是什么的受访者们，他们的信念几十年后会不会改变，其记忆仍怎样影响他们今日的行动？对我来说，2017年记忆中有2016年旺角骚乱的余波，有6名新当选立法会议员被褫夺资格，一整个低气压笼罩所有人，而雨伞运动之后，香港就不再有很多外国的关注。当时我想用新的方法去讲香港人的身份问题，因为《乱世备忘》入围各大海外影展期间，我见识到不同导演处理纪录片的手法，其中一个就是重演（Reenactment）。” 放眼世界各地影展，客观、纪实并非拍摄纪录片唯一法门。美国导演Joshua Oppenheimer的《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拍摄上世纪60年代印尼政府屠杀上百万共产党、左翼人士的其中一名刽子手，并容让受访者重演当年刑讯、处决的记忆，反而引出了刽子手潜藏心中多年的恐惧、自我拷问与疑惑。 《忧郁之岛》则重演三个中老年香港人的前半生家国思考。镜头下那个每天清早在维港游泳的老人，前半生从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出走，与女友冒死穿越守卫森严的中港边境，游泳偷渡来港。时至今日他每年皆会与其他逃港人士到大鹏湾，悼念偷渡时溺毙的难友。那个充满爱国情怀的商人，不时强调自己不会参与政治，前半生却是一个生于英殖时期的中学生，“六七暴动”期间他印制爱国反殖单张，因此被警察拘捕和殴打，成为少年犯。那个为公义奔走的中年律师，前半生是香港学生领袖之一，89年“六四”在北京见证解放军屠杀学生，民主自由的梦被坦克辗碎。 要如何记述与回忆三生三世的香港人身份宿命？“虽然我想重演他们记忆中的历史，但我明白我们这一代人无论怎样也难以完全重现一种他们内心的真实。当时我找两位九十后重演逃港历史，一对受访者与一对演员就坐到模仿大陆农村的场景内，未几受访者喃喃自语：不是这样的。这不但提醒了我，也提醒了观众，所谓重演并非是全部的真实。重演与人们的记忆相似，那件事已经完全地成为过去，怎样回忆或者都会有记不起的遗失的部份。然而，与见证反送中抗争的一众素人扣连起来，就会发现受访者当年面对的抗争、审讯与去留挣扎，其实与当下年轻人有不少相似之处，可以相互对话。” 两段时空 两段挫败 《忧郁之岛》里律师与当年的战友在中联办外烧衣纸遥祭“六四”死难者时，一名战友忍不住说：“我觉得那年从北京回来的人，都很寂寞。”然后在重演的片段裡，只见一名年轻人睡在学联会室的沙发上，辗转反侧，纵清醒也不愿起来。陈梓桓说，那是律師當年從北京回來後的狀態，而那個扮演他的年轻人是当今的学生领袖之一，某大学的学生会会长，反送中期间被捕。 2019年与1989年，香港大学生的政治取态极不相同。1989年，香港曾有150万人游行声援爱国民主运动，昔日的大学生在“学联”这个联校学生组织统筹下，也大力支持北京学运。即使在“六四屠城”后，香港亦是唯一每年有大型烛光悼念死难者的华人地区。而2010年代的香港，各大学酝酿“本土思潮”，甚至出版专著，主张明确的香港人身份，中国与香港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进一步要求香港独立。2019年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律师与战友举烛叫口号：“平反八九民运、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未几场内有更多年轻人挥舞黑旗，大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来自本土派领袖梁天琦参选立法会选举时的口号，声浪把律师等中年人的口号盖过。 陈梓桓按律师的口述，要学生会会长扮演当年在北京目击镇压的情况，以及当年从北京回来后，颓废不愿见人的状态。没料到两人虽政治主张不同，但会长与陈梓桓交谈时，坦白说出那种见证手足、同志受苦难的惨烈记忆，与他当下在反送中为抗争奔走的见闻，原来没有不同。 “所以找一个演员重演年轻时的律师，难度挺大，因为很多演员怕内容敏感。所以最后决定邀请一个当下的学生会会长，期望两代学生领袖之间会产生什么张力。当然事后回望，我觉得重演令几代香港人超越了其本身的意识型态，接通更普世的情绪。又例如重演逃港老夫妇的素人演员，男生的父亲当年也是偷渡客，女生则是小学时才到香港生活，也呈现出香港人身份与中国千丝万缕的关系。” 殖民前后 两种抗争 另一对重演的组合，一个是参与“六七暴动”的少年犯，另一个则是在2019年被捕的少年抗争者。陈梓桓纪录了少年面对漫长审讯的不安、焦虑，也安排他与爱国商人在牢房内对话。一者是将来式的囚犯，一者是过去式的囚犯。陈梓桓说，爱国商人本身很懂得怎样在镜头下表现自己，传达自己想传达的信息，因此身为建制中人，毫不介意他本身的政治立场。 “六七暴动”至今是香港一段极具争议的历史，普遍被视为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的延伸。上世纪50、60年代，香港既是英国殖民地，也是冷战下西方民主阵营在亚洲其中一个直接面对共产阵营的地区。港英政府尝试在左派与右派间采取微妙平衡。直到1967年4月，新蒲岗人造花工厂工人集体反对剥削爆发工运，工联会等左派工会及报章积极介入，将工人运动提升到民族斗争、中英对抗的政治事件。 港英政府警察镇压暴动，实施宵禁，拘捕及殴打左派人士、工人、学生。北京亦声援左派暴动，一度有大陆军人在沙头角边境与英军对峙及爆发枪战。然而随左派在香港各处摆放炸弹报复，针对袭击并杀死对暴动持异议者，包括烧死商业电台播音员林彬；加上后期左派在清风街意外炸死一对小孩，令左派失去民意支持，以失败告终。由于中国政府在80年代否定文革，香港左派随之否定六七暴动，而暴动的种种暴力行为，令左派在香港回归前长时间无法打入主流港人民意。 “我觉得在那一幕，那个场景以及直视一个少年犯下，他流露了部份内心真实想法。这种状态无法单纯用政治理念分析与代言，反而更多是两人出于经历相似，例如都面对过警暴。我不会说从他身上就可以了解到完整的暴动历史，事实上我担心会有人认为我只找来这个少年犯，等同代言和洗白六七暴动历史。然而我认为他在这个年纪也有思考过香港是什么，尽管他给的答案是解殖让中国共产党统治。但是在暴动后，他被所爱的国家遗弃了，很多爱与信任往后不敢重提。我们可以从逃港的人了解到政治运动的狂热，为生存铤而走险的挣扎；从89年见证六四的大学生了解到一代港人的民主中国愿景的挫败，而从六七暴动少年犯身上，我们了解到一个爱国者对国家时而矛盾，时而暧昧的情感。” 重演他们的记忆，折射出香港人与中国的复杂关系。2018年赵崇基执导的电影《中英街一号》，剧情试图并置1967年与2014年两个世代的青年抗争，引起“洗白历史”争议。陈梓桓坦言，也曾挣扎到底要交给观众多少客观史实，他尝试找一个平衡，而且认为观众会明白《忧郁之岛》内众人的口述历史、重演揉合虚实的手法，目的是希望他们从那些人物的记忆，以相对不怎么“正统全面”的进路看见香港。 在《乱世备忘》的开首，陈梓桓加上一段他自己童年时的家庭录像。他生于香港回归前十年，童年似是仍活在殖民地内，但学校已经开始教小孩唱中国国歌，成年人则苦练普通话。回归后一度沉寂的维园六四烛光晚会，连同种种民生、政制改革议题重燃，并让大学时期的他得以在相对自由的空间探问香港人的身份问题。曾经他见证香港人因为2008年奥运而狂热地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多于是香港人，也见证2012年后政制改革的压力原来源自中国，由此爆发多场民主运动。 “我一直用影像去问，香港人是什么？《忧郁之岛》内的几代人都思考过香港是什么，渴求一个更好的香港，而他们都在不同时间点上付出了代价。要是执着赚钱可能没有那么痛苦，因为在命运无法自主下我们仍身体力行思考香港是什么，那必然要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