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澳洲读了五年的中医后，尽管Johnny还是拿下了硕士学位，但他发现，面对来自中国大陆的一些同行和朋友，他常常还是逃不过那三个问题：为什么你在国外学中医？你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学？你是不是学没有中国的中医师那么好？ “他们有些人觉得，你是中医，那你就应该在中国学（中医），”Johnny说。“那我就会问他们：‘你学西医，你怎么在中国学？你应该去希腊学。’” 去中国实习一轮后，Johnny也不觉得在澳洲学中医，就一定会比在中国学的要差。“我觉得可能我们背的方子没他们那么多，但是临床的经验我们要多很多，针灸啊都要比他们会，他们也有不少五年毕业了还没扎过针的。” Johnny出身于中医世家，16岁时跟随家人移民到悉尼读高中。如今31岁的他，在墨尔本的一所中医诊所工作。但一开始，Johnny没想过要“子承父业”，在考上专科后，他选择就读电子工程专业，两年后升本科，又读了一年电子工程专业，发现自己其实对工程类不感兴趣后，才决定往中医方向发展。“我大学第一年就有选修中医的科目，就是想着比较简单，也比较喜欢，”他说。 恰巧的是，Johnny就读的悉尼科技大学在当时是澳洲提供中医专业的仅有四所公立大学之一，于是他向学校申请转系，但学校认为两个专业跨度太大，不批准他的申请，于是Johnny转入一所私立中医学校就读，然后考取另一所公立大学的中医本科专业，后来又读到硕士。尽管中途经历了新冠疫情，导致有一段时间远程上课，但Johnny仍在今年九月完成学业，并成为了澳洲4823名注册中医师的一员。 然而，Johnny和其他中医师都感受到，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在澳洲中医界酝酿之中。 中医争议 就在Johnny攻读澳洲中医硕士期间，中医药产业在疫情的带动下，在中国迅猛发展。在中国政府的推动下，中医成为治疗新冠肺炎的主要治疗手段。从2020年1月新冠刚爆发，中国国家卫健委先是将中医定为治疗方案，继而指新冠肺炎属中医治疗范畴；随后三年间，中国官媒一直宣称中医在抗新冠上有巨大作用，甚至引述中国医学专家，指中药要需要纳入日后传染病防控体系。 然而，随着疫情持续，民众开始质疑政府与中医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在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有市民在社交媒体上指收到来自政府的大量连花清瘟，然而急需的食物却不见踪影。有“首富之子”之称的王思聪在微博上质疑连花清瘟的制造商以岭药业，遭到禁言，引发争议。 2020年全球首波疫情，中国比起西方国家要早控制疫情发展，这不仅成了中国对外叙事的新宣传点，而且就连中药也成了中国对外外交的一部分。2022年，世界卫生组织认可中医药作为新冠治疗手段，该消息在海内外引发关注和质疑。 中国民众对中医的信任度下降，早在20世纪“新文化运动”就有所体现。在当时，中医就被一众进步派人士视为封建社会无科学根据的产物，在2000年时期，”打假卫士”方舟子就多次质疑部分中成药对人体有害，并指自己不反对中医，但反对用行政手段推广中医。 面对民众对中医的科学度的质疑，2007年，中国推出《传统医学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考试办法》，就中医从业人员资格考核做出规定，包括由省级医药管理局进行考试安排、考试人员需要有高中及以上的学历、执教者需要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作登记等。除了规范中医行业外，中国政府在近年也也增加了通过行政手段扶持中医的力度。2017年，中国开始实行《中医药法》，除了对中医资格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外，还强调了中西病重的治疗方针和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的方向。 疫情过后，中医药业继续一路向好。据报道，2023年上半年，73家中药企业中，超八成企业实现盈利，其中净利润最高为云南白药，为28.28亿元；不过，《界面新闻》也报道，部分中药企业业绩分化明显，赚得高利润的一路高升，排在后面的企业则面临业绩下滑。 与推行“中西结合”治疗方式的中国不同，在澳洲，中医被划分为“辅助医学（allied health）”，因而在新冠疫情中，澳洲当局并没有将中医当成是主要治疗手段。此外，在澳洲的医疗体系下，中医属于辅助医学旗下的自然治疗（traditional therapy）类别，而自然治疗除了中医外，还包括多个国家和文化本身的传统医疗体系。比如，在澳洲有三万多年历史的原住民社区也有自身的一套传统草药体系，在原住民社区聚集的北领地，一些养老院会使用原住民传统草药，让年老的原住民继续维持原先在社区时的生活方式。此外，澳洲的印度、韩国、日本等社区均有自己的自然草药治疗。 2023年8月，世界卫生组织举办了第一届自然医药峰会，各国自然医学代表齐聚印度，就如何推动传统医学的监管、应用新技术进行交流。科学界对该自然医药峰会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这能推动传统医学往基于证据（evidence-based）的方向发展；有研究意见认为，哪怕有来自世界最高级别的卫生组织的带领，传统医学究竟能走多远、能有多科学化，仍然是个未知数。 澳洲中医面临挑战，只因不缺人才？ 在就读中医本科和硕士期间，Johnny每天都要在家与学校之间来回开车100多公里上学。尽管辛苦，但Johnny觉得在澳洲的公立大学读中医有一定的优势：澳洲医学教学体系以西药为主，因此即使是中医学生，Johnny也要先学习西医的基本功，这让他对西医有更深入的了解，也有助于他更好地在西医的框架内开展中医治疗；公立大学本身的体系要求各专业研究与实践并行，因此Johnny在学习中医期间也接触了不少最新的中医临床研究，这奠定了他立足研究的个人行医风格；在大学读书期间，Johnny在课堂内外结识了不少同学与同行，这些积累的人脉让Johnny在读书期间就获得不少工作机会，从中药诊所前台到抓药和按摩，Johnny从这些兼职积累不少工作经验，也让他在一毕业就顺利找到工作。 目前，澳洲教授中医学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公立大学和私立学院为主，然而在过去十年，越来越多公立大学取消中医药课程。据《悉尼晨驱报》报道，维多利亚大学在2012年取消该专业；2019年，悉尼科技大学宣布会在2021年停办已有超过25年历史的中医专业，指该专业在财务运营上不能再自给自足，出版的研究数量少，以及与学校科学学院的战略方向有所出入。悉尼科技大学的发言人当时回应《悉尼晨驱报》的查询，否认是认为中医没有科学价值而取消该专业。 今年七月，随着澳洲冬季课程开启，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宣布，从2030年起不再提供中医本科课程，而其针灸硕士课程将会继续开放。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回应歪脑记者查询时指，大学定期会对提供的课程进行评估，以满足技需求和行业及社区要求。“这些因素，以及学生（对专业的）需求，是决定停止中医本科课程的考量，”该发言人说。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宣布结束中医本科课程，意味着澳洲只剩下西悉尼大学一所公立大学提供中药本科课程。 澳洲真的不缺中医吗？从数字来看，整个行业的确处于平稳饱和状态。根据内政部的紧缺职业清单，中医从业人员并不在清单上；而澳大利亚卫生职业监督局最新年度报告显示，与去年相比，中医从业人员总数只是减少0.3%（即14人），而今年首次注册的中医从业人员就380人。这些数据表明，澳洲的中医行业虽有出入，但整体平衡。 然而，若仔细分析中医从业人员的年龄段，会发现，目前行业主力集中在壮年阶段，行业或面临老龄化危机。据该年度报告显示，中医行医者年龄以45到54岁为最多，占了总人数的28%；其次为55到64岁，为24.4%；第三大年龄层为35到44岁，占了22.7%；仅有8.4%的中医从业人员为25到34岁。 在行内人士看来，如今越来越多的公立大学取消中医课程，这不仅会影响中医行业培养新力军，还会影响整个行业继续在专业化的道路上前进。 Anne-Louise Carlton博士自90年代起见证和参与了澳洲中医管理规范化的过程，她回忆，澳洲中医行业发展与其他新兴医疗职业一样，先是行业建立职业协会，在协会的推动下，行业出现相关课程，培养新一代人才，而在公立大学开展相关职业课程和研究，则是医疗职业发展中的重要一环。“这不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但却是所有新兴医疗专业的共同过程，”Carlton博士说。“如果追溯到足够久远的年代，你还会在医学、护理学和牙医学等已发展成熟的专业中看到同样的过程。” 除了培训人才、将专业可持续化外，Carlton博士表示，像中医这样的医疗职业专业化还有重要一步：政府出台相关法律，建立职业认可制度，通过建立职业注册制度来规范行业。“因此，专业化进程的一部分可能还包括不仅要加强教育，还要加强研究能力，并建立研究机构，以研究实践并显示风险和益处，”Carlton博士说。 随着中国移民在19世纪扎根澳洲，中医药也开始在澳洲书写自己的历史。2000年，维州先行全国，作为第一个通过《中医注册法》的州；12年后，澳洲联邦政府将中医注册制度全国化，各州中医从业人员由澳大利亚卫生职业监督局旗下的澳洲中医管理局登记和管理，只有注册了的中医从业人员才能在澳洲合法行医。 Carlton博士认为，相比起中国这样将中草药融入公立医疗体系的做法，澳洲的中医仍没归入公立医疗体系，但相比起其他有着相似医疗体系的国家，澳洲的中医发展要更为专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大学教育，“Carlton博士说。”第二个重要原因是资格与注册制度。” 而面对越来越多公立大学结束中医课程，Carlton博士深感担忧。“这绝对是一个退步。至于是退一步进两步还是反过来，我不知道，时间会证明一切，”她说。“但这无疑是向业界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维护他们（这么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果。” 澳洲真的不缺中医吗？ 49岁的Jack在悉尼北区开了一家经营多年的诊所。“来找我们中医的，除了痛症，还有慢性疾病，西医看不好，对西药产生抗性，我们作为alternative service来帮助病人，“他也强调，中医并不只限于大众熟知的草药、推拿按摩和针灸：“中医讲的是综合性调理，不只是药和针，还有合适的饮食起居，还有心情。” Jack来了澳洲22年，来之前，他就在中国国内做了六年中医。后来，他的太太来澳洲留学，他也跟着来了悉尼，第一份工作做的是按摩，第二份是抓药。他回忆，当时一周做六天，一天做八小时，一天能赚120澳元，按当时的物价来说，一天的薪资可以付得起一个单间的一周房租。 就这样，Jack在悉尼做了三年中医后，又加入了旧同事在商场开的中药店，在那儿做了两年。后来，有个来自珀斯的客人告诉Jack，珀斯的商场不像悉尼那样有中药店，提议Jack去珀斯开店。“我就去考察，毕竟珀斯比较遥远，还考察了布里斯班，觉得珀斯还是很不错，（就在那里）呆了八年半，”Jack说。“我们差不多开了10间连锁店，当时中医也有十多个，做按摩的也有几十人。” 做了一段时间后，Jack觉得自己也到了要进修的时候了，就在2015年回到悉尼的西悉尼大学读中医，期间也在悉尼经营自己的诊所。“（进修）感觉挺好的，比较灵活，”他说。“学到很多新的知识，新的理念，特别是包括西方的西医，而且（课程）很讲究evidence based，就要不停地查相关资料。” 在Jack看来，澳洲中医行业在这22年间变化颇大，不仅有了法律和监管机构，还建立了相对成熟的高等教育体系。不仅如此，他认为，这些年来澳洲政府就中医的政策是越来越严，从治疗手法到可以使用的中草药都有所规定：“这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劣势就是太严，该用的药不让你用，比如麻黄。”Jack也指出，他当年要做中医，只需有工作经验即可，但现在必须通过层层资格认证方可执业。 尽管中医行业在澳洲扎根，但属于西医的物理治疗、足疗等辅助医学可以纳入澳洲国民医保体系（medicare），而有类似治疗手段的推拿、针灸等方式的中医始终被排除在国民医保体系之外，在执业者们看来，这是中医无法在澳洲民众中进一步推广的门槛。不被纳入医保，意味着在澳洲看中医很贵，对于工薪阶级的华人移民来说是个重担。Jack在珀斯做中医期间，有80%的客人是白人，剩余20%的才是华人；在墨尔本的Johnny也表示，他的顾客也是以西人为主。 哪怕是在以多元文化盛名的西悉尼，当地中医师陆志勇也有类似的观察。尽管他的诊所开在移民社区，但华人社区并非是最大顾客源，他有30%的客人为白人，剩余的除了华裔，还有印度裔、南美裔的移民顾客来光顾；华人顾客的年龄段以30到60岁为主，有时候甚至还会有80岁的老年顾客；不过，陆志勇还没遇到有30岁以下自主选择的年轻顾客，“除非（他们）父母要求”。 陆志勇今年47岁，他在2011年开始就读一个中医专科学位，后来完成中医本科与硕士学习，2017年毕业后，他就开了自己的诊所。如今，他一周会有三天坐诊，平均一周会看六到八名病人，其余的时间都花在诊所管理上。陆志勇行医需要有个人资格证，但办理开诊所的手续上，他表示，只要场地符合政府要求，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从一个中医诊所管理人员的角度来看，陆志勇也认为，目前澳洲不缺中医人才，但”找到好的（中医）比较难）”。通过大学的同学网络，陆志勇招了不少同学和后辈来诊所帮忙。“我一般可能是通过朋友介绍（来请人），可能是年轻的比较少一些，一般的都是已经做了几年的，”他说。 陆志勇也留意到，一方面，随着华人移民的增多，越来越多中医诊所涌现在华人聚集，但在延续中医行业发展这一方面，社区内部并没有太大响应，而这主要体现在”接班人“上。陆竹勇认为，许多华人后代不会选择从事中医行业，“主要方面就是毕业后你的收入可能跟你其他行业差很多，这个行业还是要讲疗效，不是说你勤恳努力就行了，”他说。 年轻人还看中医吗 尽管面临世代更替危机，但对于一些出身中医世家的年轻华人来说，澳洲的中医行业成了他们转变生活方式、找到人生新挑战的踏脚石。 除了舍弃工程专业、如今在墨尔本行医的Johnny外，36年的Ivy也在最近完成中医硕士的学习，并在悉尼三家诊所找到兼职工作。Ivy来自台湾，19岁来澳洲，后来读餐饮，并在厨房工作，如今是三个小孩的妈妈。 Ivy的爸爸在台湾也有从事中医行业。“爸爸过来（澳洲后）才念的中医，”Ivy说。“在台湾他只是做推拿，在台湾要考中医（才可以执业行医），但是台湾的制度比较难。他当时接触中医已经40岁了，他做中医之前，是在乐器行自己做生意，后来自己身体出问题，有点久病成良医，看医生看久了，就慢慢去学。” 2014年，Ivy怀孕，她的第一个小孩出生后，就辞职在家带小孩。后来，她的爸爸建议她可以利用这个空余时间来读书，并建议读中医，原因是不会很难。“（我觉得中医）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而且我也希望学好，把自己当作一个医学院的学生，想这些东西怎么让人体变得更健康。”Ivy的姐姐也是在澳洲读中医，于是，Ivy在2017年报读了中医本科专业，后来也读了硕士。 然而，当课程开始时，Ivy才发现“上当”，“还是压力很大”。“（一开始以为中医）很简单，华人文化都会接触到，但是真的去读的时候，很多要消化、看书、找资料，”Ivy说。 “最困难的是英文授课，很多东西是从中文翻译成英文，我的母语是中文，有的时候要去看中文的东西，那个东西感觉被翻译了两次，要去找原文，中医原文本来就不太好理解，对于怎么理解这个东西，要花时间。”此外，Ivy读书时，还要抽时间照顾小孩，如何兼顾事业家庭成了她的最大挑战。后来，Ivy还遇上了疫情，尽管她这一届影响不大，但她也留意到，由于转上网课的原因，学弟学妹们在课堂上练习针灸的机会变少了。 毕业后，Ivy通过学校前辈的介绍，获得了第一份工作介绍。接下来的五年，她希望自己能增加问诊经验。“我感觉（澳洲）的话大众（对中医）的接受度是越来越高的，主要是现在也有注册制度，是越来越严谨了，”她说。 和Ivy有着相似经历的Johnny则没那么乐观。除了越来越多的大学取消中医专业外，Johnny对中医仍未被纳入公民医保体系一事感到担忧：“我觉得未来五年说不定是会struggle。”尽管前途充满不确定，但Johnny认为，他可以当下可以做的，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我自己觉得做好手里的事情，可能对中医的发展是有助力。希望大家互相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