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式的剧场舞台中央，一身穿着现代黑衣的传教者向远方望去，黑暗包裹着他，烟雾在他脚边向四周弥漫。突然，灯光消失，随即又亮起，舞台上却多了一抹诡异的、鲜红的身影：一名身穿刺绣新娘服、头戴金冕冠的的红唇女子直视传教者，眼神凌厉。灯光再次消失、亮起，而华服女子却不见了踪影。 如此一幕，便是由澳大利亚目前发现最早的由华人创作的小说《多妻毒》（Poison of Polygamy）的舞台剧开场。而华服女子对传教者的凝视，传教者面对华服女子时的惊异与迷惑，有如一场在无声中展开的跨世纪对话。 对话的内容，还要先从《多妻毒》这本小说讲起。麦考瑞大学的华人历史学者郭美芬（mei-fen kuo）在翻阅20世纪华人创办的报纸之一《警东新报》（The Chinese Times）时，意外发现了这部在报纸专栏连载的小说。 该小说的作者黄树屏是《警东新报》的编辑，小说在1909年到1910年间连载，讲的是在19世纪50年代，来自广东的黄尚康因沉迷鸦片而家徒四壁，妻子马氏的表亲刚从澳大利亚的“淘金热”中发财，回家省亲，马氏便鼓励黄尚康也到澳大利亚淘金，夫妻二人至此分隔两国，而黄尚康也在“淘金热”中，逐渐功成利就，却忘记了在家乡苦等自己的结发妻子，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娶了更为年轻的昭喜。与晚清时期的传统女性不同，昭喜在澳大利亚受到西方思想的熏陶后，决心摆脱夫权家庭传统，而黄尚康一家在一夫多妻制的桎梏与纷争中，逐渐埋下悲剧的种子。 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历史学者眼中，这部小说是无价之宝：无论是对晚清时期来澳大利亚淘金的华人移民的路线记录，还是对他们的生活与社交方式的描写，都与华人历史研究中显示的证据一致，使得这部小说成为他们一探百年前华人社会的一面镜子；他们甚至惊喜地发现，这部小说还提到了在上世纪灭绝的塔斯曼尼亚老虎，而这一细节为这部小说的历史价值增添了一笔。 除了小说，小说的作者黄树屏的来历也让历史学家们兴奋不已：经西悉尼大学华人历史学者迈克尔·威廉姆斯教授追溯，黄树屏不仅是《警东新报》的编辑，他还是中国国民党悉尼分部的重要成员，曾在1924年返回中国，代表大洋洲分部参加中国国民党会议，并随后担任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多项要职。黄树屏在上世纪30年代时销声匿迹，但根据威廉姆斯教授的考究，他曾与毛泽东出现在同一张照片上。 而《多妻毒》便是黄树屏在收到西方民主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下，对晚清封建社会追捧的“一夫多妻制”的谴责。2019年，位于墨尔本的翻译家林雍坣（Ely Finch)将这部文言文小说翻译成英文，又与历史学家一同为这部小说添加历史解释备注后，小说向大众问世。在小说发布会上，黄树屏在悉尼与墨尔本的后代也来到了现场，见证曾祖父的作品在现代澳大利亚社会重新面世的一刻。 在今年五月到七月，这部小说又被两位年轻亚裔女性导演与编剧改编成舞台剧，先后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与悉尼巡演。舞台剧的华裔导演Courtney Stewart今年34岁，是布里斯班历史悠久的 La Boite剧场的新任艺术总监；编剧Anchuli Felicia King是活跃于纽约和澳洲舞台剧的泰裔作家，她早前的两部作品《白珍珠（White Pearl)》与《金盾工程（golden shield)》均以描写“大女主”式主角而闻名，以她也凭借的女性与亚裔视角，与Courtney一同成为澳大利亚戏剧圈的新世代领军人物。两位亚裔女性作者，是如何改编这部百年前谴责一夫多妻制、鼓励女性独立的小说？弹指百年间，澳大利亚华人女性的地位，有着剧烈的的变与不变。 将百年前的《多妻毒》搬上舞台，展现立体、独立的华人历史 在布里斯班的La Boite剧场，尽管已经接近下班时间，但Courtney仍然在进行一场又一场的会议。2023年，当La Boite剧场宣布Courtney会接下艺术总监一职时，Courtney就向外界表示，在职期间将会专注向大众带来更多新颖的、以被边缘化社区为故事主角的澳大利亚剧场作品，而《多妻毒》则是她担任艺术总监后推出的首作。 澳大利亚媒体将《多妻毒》归类为”淘金剧（gold rush)“，指代的是讲述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初期的‘淘金热“时期的作品。当时，澳大利亚的淘金热引来了英国、美国、德国、中国等移民前来冒险，他们在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聚居，而这一时期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的重要一页。 尽管华人在淘金热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继淘金热后，澳大利亚的华人社也逐渐发展到如今的有着170万人口、继英格兰裔、澳大利亚裔、爱尔兰裔和苏格兰裔后的第五大族裔，但在当代的影视艺术作品中，讲述华人淘金热历史的作品却寥寥可数。2021年，服务多元文化社区的澳大利亚公共媒体sbs推出《新金山》影剧，是近十年来澳大利亚少有的以亚裔演员为主要阵容的影视作品，而剧集对淘金热时期的华人社区的描述，被影评人称是向大众淘金热这段历史提供了“新视角”。 因此，将《多妻毒》这部反映当时华人社区面貌的小说搬上舞台，对Courtney来说意义重大。Courtney的父亲是白人，母亲则是澳大利亚华人。14岁时，仍在读中学的Courtney接触戏剧，爱上了表演与故事创作，也开始追逐自己的舞台梦，然而自己的华裔身份却成了阻碍。2008年之后，她曾多次出演多部功夫电影和戏剧的亚裔配角，但那些配角不咸不淡，大多是因为需要一个亚裔角色，所以才找她充数。她当时的经纪人也曾要求她学习普通话，甚至因为她的长相“太混血”，建议她改变容貌。 2016年，Courtney参与了一项推动澳大利亚亚裔表演的戏剧项目，当中出演了在全国深受好评、讲述华裔移民母亲与女儿之间的冲突的《亚裔单身女性》，其精湛的演技获业界高度认可，Courtney也因此获得了更多出演和创作的机会。在接受《悉尼先驱报》的访问时，Courtney希望自己在担任La Boite剧场的艺术总监后，能够“做一些有意义的改变”，其中之一，便是创作更多讲述多元文化社区故事的戏剧。 “我非常认真地对待我在La Boite的工作，尽我所能为历史上被边缘化社区的人们提供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分享自己的观点，为更广泛的对话添砖加瓦，”Courtney告诉歪脑。 而另一个让Courtney决心要推动《多妻毒》戏剧化的原因，也与近年来澳大利亚社会对亚裔社区的歧视增加有关。在过去三年，随着新冠疫情肆虐，针对亚裔社区的种族歧视案件上升，而如今澳大利亚重开国门，政府欲增加移民数量刺激经济，却遇上通货膨胀、住房短缺等危机，大众中不乏质疑移民政策、认为移民加剧了现时生活成本上涨危机的声音。 Courtney认为，消除对华人社区刻板印象的有效方法之一，就是提醒人们，这个社区里的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而华人社区也被非一个“无脸的集体”。“我们是独立的个体，有希望，有梦想，有爱，有关系，需要找到归属感，就像其他人一样，“她说。 而在《多妻毒》的故事上，Courtney看到了实现这一方法的可能。《多妻毒》的主线是讲广东华人移民到澳大利亚淘金，但当中也囊括了不少主题与思想。黄尚康在澳大利亚“结拜”‘到的华人移民兄弟，反映的是当时在矿场流行的、矿工之间的“mateship”；华人矿工与白人之间的冲突，反映的是当时的殖民主义与种族歧视；昭喜从被卖到澳大利亚到转变成为追求自主的女性，反映的女性寻求独立的思想；黄尚康在出行前向马氏承诺会对她一心一意，后来却携妾归乡，则是引起人们对爱情忠贞的反思。 当然，原著也有不符合现代价值的剧情与主题。在作者黄树屏的笔下，黄尚康一行穿越山林、向维多利亚州前进时，曾遇到当地原住民的攻击，险遭不测，最后被一白人救下，而白人也开枪杀死了原住民。历史学者认为，黄树屏之所以会这样书写，是因为受到当时澳大利亚实行排斥原住民的白澳政策影响。在小说出版时，译者林雍坣就在备注中注明，黄树屏对原住民的描写与现代价值不符。在改编成戏剧时，Courtney和编剧Anchuli认为这一情节与故事主线关系不大，选择删减。 另一遭到删减的还有黄尚康一行人遇到塔斯曼尼亚老虎的情节。为了呈现塔斯曼尼亚老虎，Courtney的同事甚至已经做好了道具，但最后Courtney和Anchuli觉得会拖慢剧情节奏，最终忍痛删去。 “这个故事太独特了。这个故事从规模、史诗性质、详细描述华人华侨几十年前经历的方式等方面都与我以前读过的任何故事都不同，”Courtney说。更重要的是，Courtney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了华人作为单独个体、而非脸谱化形象的一面，尤其是当她阅读到在两个主要女性角色的经历时，这一感受更为真切。 历史上的华人移民女性，就只能是丈夫的“从属品”吗？ 尽管在原著《多妻毒》中，鸦片毒瘾缠身、狡猾贪小聪明的黄尚康才是故事的主角，但机缘巧合下，《多妻毒》舞台剧的其中一张主海报，主打的是以饰演马氏的Merlynn Tong与饰演昭喜的Kimie Tsukakoshi：海报中，Merlynn Tong盘起头发，一身青白色旗袍，两手在胸前双握，温雅安静，却眼神坚定；位于左侧的Kimie Tsukakoshi一袭长发披肩，双手抱胸，红唇烈焰，嘴角轻蔑地扬起，张扬而高傲。 两人的表现不禁让人想起张爱玲的经典《红玫瑰与白玫瑰》，而在故事中，黄尚康也与佟振保一样，在温柔的妻与火热的妾之间，进退两难。 然而，在Courtney与Anchuli看来，马氏与昭喜的故事不只是依附于黄尚康的“白玫瑰”与“红玫瑰”，她们作为独立的个体，在庞大的华人移民叙事中，不停地做出自己的选择，从而改变了自己与他人的人生：马氏为了家族的生存，选择劝说丈夫到海外谋生；昭喜被送到澳大利亚后，拒绝富有却年长的未婚夫，选择了黄尚康。 而在Anchuli的笔下，两位女性角色的魅力得以挥洒，但作为改编者，她不得不面对的是原著中的男权思想。黄树屏是个革命家，也是当时华人社区里著名的女权主义者——他曾推动国民党大洋洲分部允许女性加入委员会的动议。“他谈论妇女权利的方式，他谈论民主的方式，他显然是非常进步的。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同时代的国民党保持一，”Anchuli说。“但与此同时，以现代的标准来看，书中的很多东西确实是倒退的，（包括）他对女性的描写和对书中对澳大利亚土著人的描写。” 如何在不改变故事大体的情况下增添现代元素，对Anchuli来说是个考验。她笑称，在创作时，感觉到自己在“不断地”和黄树屏进行“隔时空对话”甚至“争吵”，而这些元素在剧中均有体现。 在2019年推出《白珍珠》时，当时25岁的Anchuli就在与《卫报》的专访时表示，她的创作方式就是要打破西方戏剧中对亚裔的脸谱化形象。在她看来，亚裔角色不一定只能做戏剧中的模范背景，他们同样可以有着复杂的背景、复杂的动机与复杂的故事走向。 而在对《多妻毒》进行改编时，Anchuli就在昭喜的角色上花了不小心思。她希望人们在看到昭喜这个角色时，不会简单地将她归类会“恶毒的小妾”这一刻板印象。“我让她的故事更多地去反映，一个被压迫者是如何最终成为压迫者——这是小说中的一个主题，“Anchuli说。”小说中有一句话（大概是说）‘集权国家蔑视人性，政府奴役他们的人民，人民奴役他们的同胞’，就像是恶毒也会层层渗透，我将这延伸到剧中的女性角色的故事上。“ ”像昭喜一样，她的整个童年都在契约奴役中度过，当她终于在澳大利亚获得了一些自由和权力，她最终的结局因此极具讽刺。“在《多妻毒》的原著结局中，昭喜将刀刃刺向无辜的马氏，以此昭示一夫多妻制的恶果；而在戏剧中，Anchuli更多的是关注在昭喜那复杂可悲的人生：寻求女性独立的她，最终却通过伤害另一个女性走向灭亡。 尽管马氏与昭喜分别代表着受封建社会与西方社会影响的女性，但Anchuli认为，两人还是有很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在男人的世界里，努力做到最好的女性。我对这样的女性角色很熟悉，她们聪明进取，但也在与（社会中的）厌女思想做斗争，而她们斗争的方式也不一定是完美的，她们也不总是英雄。” Anchuli希望亚裔女性角色在戏剧上能多样化、复杂化，而另一方面，多位华人历史学者们也在不断提出，目前澳大利亚的华人历史过于集中男性视角，往往忽略了女性在移民社区中的作用。 邝黎颂博士长期研究澳大利亚华人家族史。她表示，在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许多华人女性是以商人的妻子的身份来到澳大利亚的，这些商人往往实行一夫多妻制，而这些妇女因跟从裹脚风俗，因而来到澳大利亚后无法正常从事家务，她们就会从中国的贫穷家庭购买年轻女孩，将她们带到澳大利亚。在这一时段，由于华人妇女人数稀少，经济能力中下的华人男性不一定能娶到华人女性，因而会选择与爱尔兰裔女性或原住民女性通婚。 邝黎颂博士发现，由于这些华人移民家庭中的男性外出打工，他们留在中国国内的妻子会因此获得主导家庭的权力，可以管理家务和进行财产买卖；而身处澳大利亚的一代移民女性，则会在西方思想耳濡目染的影响下，寻求独立，在家庭和社区的日常运作中获得主导地位；而在当时出生的二代华人女孩，则会被送往学校进行教育。 在北领地，邝黎颂博士就了解到，在上世纪初，当地的华人妇女不仅参与商业活动，在政治上也积极参与：“当时，北部地区许多年轻的华人女性加入了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委员会里的秘书，职位也是相当高。她们也接受过良好教育，涉足商界和政界。” “人们对华人女性的历史有着刻板印象，认为她们是顺从的、卑微的，却没有意识到历史上有很多关于她们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探索，”邝博士说。“即使只是从女性从商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她们是很有进取心，而在某些程度上，她们必须得这样做，才能让她们的家庭生存下去，因为她们的丈夫要比她们年长得多，可能（更早）离世。“ 在改编《多妻毒》之前，Courtney与Anchuli就有过多次合作，Courtney也非常欣赏Anchuli的创作能力：“在（《多妻毒》）这个剧本里，你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属于不同世代的华人故事。“而两人也在《多妻毒》中的两个女性角色中，看到了当代亚裔女性仍在澳大利亚社会面临的挣扎。 “我认为，不仅仅是小说中的性别政治，书中有很多主题——我也试图在我的剧中反映这些主题——触及到华人移民所经历的种族歧视、仇外心理、结构性种族主义，这些（生活在）今天的华人仍深有体会，这是一件令人震惊、也令人悲哀的事，”Anchuli说。 在戏剧之外，身为移民的亚裔女性虽不再用缠足或被买卖婚姻，但职场与社会上的性别与种族歧视，仍然是她们生活中的一部分。2021年，少数族裔女性行动组织“澳大利亚有色人种族裔女性协会”发布数据显示，每10名有色人种族裔女性中，有6名就曾遭到歧视。澳大利亚税务局的相关数据也显示，2023年，在超过1000个职业中，95%的职业存在男性薪资要比女性高的情况；由莫那什大学发布的最新一份研究也显示，非英语姓氏的求职人成功率要比有英语姓氏的求职人要低。 尽管百年沧桑，但有些改变，仍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