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防疫回国政策的要求背景下，不少海外中国人已多时没有归家。本文作者在与家人分别一年半后，艰难踏上归途，却在入境时确诊，开始了他漫长的隔离、治疗生活。在这个特殊的体验期间，他写下自己的见闻和感悟，作为对当下生活状态的一个侧面见证。 对于当下的海外华人来说，回家之难已然超越了过去的春运。中国对新冠病毒的严控，令其竖起了“网络防火墙”之外的另一道“防疫高墙”，即便隔离时间从14+7降到了7+3，但是稀少的国际航班和高昂的机票令许多人望洋兴叹。 而本人作为这回乡大军的一份子，有幸因为核酸阳性而“被治疗”、隔离、静默了将近一个月时间。这当中的经历并不如外人想象般奇幻，反而充斥着普通且无聊——如果不去思考那背后的荒诞本质的话。乡愁中的家，幻化成了卡夫卡笔下的城堡，一道道亦虚亦实的防疫之强令你无论如何也难以到达。而这漫长的看不到阳光的“治疗”和等待却反而给我打开了一个观察当下中国防疫政策最前线的小小窗口。遂将这个历程记录下来，期望能与读者分享。 困在消毒水之城 一年半没有回家，这期间查出癌症的母亲已经完成了一次化疗、一次手术、一次靶向治疗，作为独子，我并没有能陪伴在母亲身边给与她支援。纵然癌细胞已经清理的比较干净，母亲也总说要隔离太久回来不值得，但是一次次的视频电话，却真的看到母亲因为这一场病显得苍老了。适逢中国公布了“第九套新冠防疫指南”，令我和太太二人可以倾尽年假请了三个礼拜假期回家，其中预留了10天在S城的隔离，然后再转往C城，哪怕中间有什么状况，多折腾一两周总还是可以的。事后证明，我太天真了。 从过关的那一瞬间，你就要学会像一件行李一样安静等待，等待接驳车、等待快测、上车等待、下车也等待、和其他并不知道为什么而等待的等待。过境的人们就在无数大白创造的生产线上走走停停，直到被分配到酒店隔离。 消毒在这里成为了一种痴迷，进入酒店之前行李就要接受一轮喷射洗礼，而无论是大堂、电梯还是走廊，想必都已经经历过成百上千次消毒了，这令酒店内的金属和木制品迅速被侵蚀老化锈迹斑斑，原本阴暗的走廊再加上每个房间外面铺的黄色生化垃圾桶和塑料袋，真的有些生化危机的味道，——在隔离的中国，红色不是主流，黄色才是。照例是每日核酸检测。 隔离第三天，来了一通电话，手机上还还特别有个推送显示是来自罗湖区疾控中心。我接了电话，照例是一段长长的询问，把个人信息问一个底朝天，这种问询从入关开始便没有停过。我问什么事，那头说了解下，结果问着问着就问漏了：“您这是第一次阳性吗？”——这便成为了我阳性的通知书。 我被告知将被转移到医院“进行治疗”，可以开始准备行李了。而仍然是阴性的太太则要转换房间从头开始计算隔离时间。分别是难免的了，毕竟看过被从酒店强行拖走的，也见过母亲与新生婴儿被迫分离的，我清楚一段时间里我的人身自由就不属于我了，挣扎也并不会有什么用处。午饭还剩一个桃子，洗洗吃了。我俩开始分行李，几袋咖啡放在我这、给家人的手信留在太太那，这时候多少是有些犹太人的心态的，外边楼道偶尔传来几声对讲机的沙沙声，都会让我心里一下下的发紧。 其实酒店很客气，提前十五分钟通知我专属的救护车快到了，自己穿好防护服下楼。防护服包括大白防护衣、头套、透明面罩、手套、鞋套，房间开着空调，但是光穿上就已经出汗了。自己下楼后，急救车已经等着了，——对一个并没有紧急病症的我的专属救护车。急救车在拥堵的深圳畅通无阻、左摇右晃的插队甩掉了很多车。穿着手套还可以按手机，不过手套大的要命，到指尖位置就摊了开来，我要像一个提着裙子过水坑的小姑娘一样，小心翼翼地按键。没有多久，防护服便开始了“内循环”，汗臭味和塑胶味就慢慢渗到了鼻子里。一路上从飞机搬行李的地勤、到组织查验通关的工作人员，无一不穿着我这样的防护服，而他们可能是数个小时来计的工作，老实说非常难以想象。 医院：一场飞行棋式的玄学游戏 我到达的是S市专门为新冠病人建造的方舱型医院，我随着护士穿过了几重雪白的楼道，钻过三四重大门，便被安排到了负氧病房，在这个看不见外面天空的房间，我一住就是13天。 刚安定下来，医生便给我打了电话，问我哪里不舒服，我说没有什么不舒服；要不要验血做CT，我说不需要；需要吃药吗，我说我打了三针疫苗，应该可以自己痊愈，不用吃。医生尊重我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嘱咐我多喝水。 这绝非医生不负责任，只是他们都已经非常清楚，近期的新冠患者绝大都数都症状轻微，也可以靠自身的免疫力战胜病毒。更多时候，医生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一个照顾者，他们会花大量时间向患者自己解释在《第九套》中出院的CT值标准、帮患者安排出院后的隔离地点、帮隔离后的人士联系社区和申请绿码、照顾安慰在隔离中心态失衡的焦虑患者。和方舱病人抢救昏倒医生的视频一样，每天的查房就是在防护服内蒸烤的医生问我这样生龙活虎在病房内养尊处优的“病人”哪里不舒服。 之后的两天，我确实出现些许症状，包括嗓子疼和肌肉酸痛，且不到半日就消失了。正当我为自己逐渐战胜病毒而得意，以为胜利在望的时候，医生的几句话却让我意识到自己完全搞错了游戏规则。只有间隔24小时的连续两次核酸检测CT值都高于35，才能够出院。也就是说医院关心的不是我这种轻症患者的病症，而是我体内的病毒含量，或者说是我的传染性。 而偏偏我的CT值一直很低。我向医生的辛苦表达了敬意，并讲述无症状的自己不能够长期霸占国家的公共医疗资源，如今医保缺口还在扩大，不能够再给国家找麻烦了。医生先是对我表示了同情，但现在规定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游戏规则。接着就给我指了条明路，现在有一款新药，目前的数据五天左右就可以出院，你要不要试试，好多军队医院已经开始用了。我一听，军队医院可不得了，那什么阶级，心说这药大概不便宜。他接着往下解释，“用这个药呢，这几天就要持续观察，每天抽六管血。”我心说这是什么神药啊，连治病带放血？他见我满脸疑惑，便跟进说到：“费用方面呢，院方会给你钱的。”——这一瞬间我才明白，绕了半天是让我试新药。可以想象，有多少着急等着出去的感染者就在这样语焉不详的描述中参与了药品的实验？（后来得知，试验费用是500元。不久后，这款“安巴韦单抗和罗米司韦单抗”的特效药正式以不到一万元的身价在S城投入使用，且纳入医保。） 我和气地问，如果不用这个药，还有什么药吃呢？我们只有中成药。就是连花清瘟是吧，那西药呢？西药要自费，有辉瑞那个口服的，两千多。我说我吃这个，我一点没犹豫。事实上，辉瑞的新药同样可以通过医保报销，负责做实验的医生给了我错误的信息，这是在我结账的时候才知道的。 新药拿到手，但是一股荒谬的感觉还是令我有些惭愧。这特效药是拿来治病的，而却只是为了迅速提升自己的CT值尽快出院而吃，实在有些本末倒置，更遑论这笔药钱最后还来自于医保。而自然吃药的时候你也无需关心这药能缓解怎样的症状，反而会更加关心这种新药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为了尽快出院，自然管不了那许多。5天的剂量刚吃到第2天便传来喜讯检测数值超过了35，只要24小时后的另一次检测还在35以上就可以转去7天的隔离了。医生已经开始和我讨论之后的隔离安排，怎料下午医生噩耗传来，第二次核酸的两项检测有一项数值为34.6，所以不能出院。我真是晴天霹雳，这也就意味着要重新算两次的核酸，这么一耽搁又是三天。 这种悲喜很让人抓狂，前一秒还在想今天的晚餐估计不能在医院吃白定了；下一秒你的核酸检测就要重新计算，同样要重新计划的是越来越少的可支配的假期。 医生自然见惯这种场面了，安慰我：“这CT值就是这样玄学，还有好多人连着阴阴阳阳好多天呢。没关系，再努努力。” 我说我真想能够做点什么努努力，不过我真的没什么可做的。 你再多喝点水吧。医生的语气也很无奈，不过我看不见防护服内她惋惜的表情。我想起小时候玩的游戏——飞行棋，不骰到六点就起飞不了，有的时候就是很玄学的骰不到六。 我花了半小时稳定情绪，向老板通报了我的境况，并申请延长假期。最后补充了一句“目前精神稳定”——他纠正我，应该说“情绪稳定”。他嘱咐我“别总自怜写自己那点儿憋屈！要看到医护人员的辛劳，才能体会到幸福，才能大大方方的乐，而不需要偷着乐。”“如此接近抗疫现场，不容易啊！别虚度了”我认真应承下来。 药和医保 除了实验药品和辉瑞口服药，医院常规的药品基本上是退烧药和连花清瘟胶囊。同房的日本人哲史君在退烧后又收到了医生开给他的连花清瘟，我给他简单解释这是一种在中国广泛使用但又没有严谨科学实证证明能够对抗新冠的中药，他听的云里雾里，蹦出两个字“汉方？”，也就是日文中医药的意思，我不置可否，跟他说不介意的话反正吃了也没坏处，他也乖乖的遵照医嘱吃掉了两盒。当然，之后他也立刻选择了辉瑞，并在连续服用5天后出院。我给他发消息祝贺，他回复感谢，说“无事刑期”终于结束。我感受到了日本人那种阴阴的幽默感。 哲史君出院的当天我获悉我第二次阴了，如果顺利则明天出院，我尽量降低期望，爱咋地咋地。中午空空的房间塞进来一个从韩国回来的海员，他第一件事就是问住院花销的问题，我说有医保的话就免费，他说他医保停了。其实很多海外的工人都是这种状况，因为都是短工，公司也未必在中国，即便有中国公司也未必给上医保。因为我特意留意过这些细节，所以告诉他有省钱的办法，不做CT，不进行验血，一下能省三千人民币。多喝水，我像医生一样嘱咐他。 新房间是一个山东大哥和留学生模样的小伙子，都是中国人房间就稍微热闹些。大哥比较爱聊天，因为满肚子苦水，谁不是呢？他说他来了三天，我说牛逼啊来了就阴，哪像我都十天了。牛逼个屁，他原来是七天隔离之后，临上机前查出阳性，被从机场直接拉到医院，进来一查又是阴性，还是阴性，于是出院再来七天的隔离观察。 大哥在中东钻井已经9个月时间，是外国老板，听说中国医院隔离的这些花费可以报销，但是谁知道老板会不会翻脸不认人呢？我就听他聊在中东工作的趣事，他做的是油田工作，本来工期3个月，结果疫情回不去一呆就是9个月，条件呢只不过是比当下住的医院多一个院落，往往工地都在非常偏远的地区，住宿也就是那种住在工地板间房的感觉，精神上匮乏的程度可想而知。 大哥说，海外华人以前三宝是维生素C、板蓝根和藿香正气水，如今又多了一样，连花清瘟胶囊。我问他连花清瘟到底好使吗？他说感冒的话没有藿香正气管用，不过吃总比不吃强。你说他们有多信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些工人在没有医疗保险保障的海外生活中，有病自己吃药硬顶就是必然的。 由于明天就要出院，山东大哥在认真考虑第二天的午饭要不要点，久未吃猪肉的他在菜单里看到了梅菜扣肉特别馋，想把这顿吃完再转移。又是结账又是等车空耗了大半天，午饭就吃上了，我问这扣肉怎么样，他没嘴回我，笑笑的举出一个大拇指。 隔离之墙下的人们 飞行棋终于动了，两次核酸结果大于35，我终于可以转院了。下午三点半，9个出院的人连同行李被挤在一个救护车里拉到了“康复患者”的隔离医院接受7天的“医学观察”。 既是因为无聊，也是期望能够更清晰的了解状况，我会翻翻社交媒体，看看还有哪些同病相怜的病友。我看到有怀孕的女士天天在医院里哭，总觉得确诊的自己连累了肚子里的宝宝；也有在隔壁城市非法做工的师傅，疫情爆发后失去工作机会，偷渡回乡时被抓，除了担心自己的病情、隔离期，更担心的是自己偷渡的罪名要判多久。 我的这班车又会遇到怎样的人呢？先上来的是三名最短入院记录保持者，也就是进来前是阳，进来后的三天两次都是阴。一个湖南大妈从墨西哥出发，十四小时不敢吃不敢喝飞到东京，再转香港入S市。她自己在酒店隔离数日之后被检测出阳性，然后进医院就是阴；她的老公更惨，在香港隔离结束后，先一步被检测阳性，直接送到了香港方舱，而想要回内地？更是遥遥无期了。 车里最长的记录是十八天，这位大姐是本地病例，出院前的日子，她的核酸数值在35上下不断上下了数次，如果没有极好的心态，一个人想必是坚持不了这么久的。在这期间她一直都在认真吃莲花清瘟胶囊。 车里，人人都争着倾诉自己的无奈，他们憋了好久，想把这无妄之灾从厚实的N95口罩里吐出来。 海南在同时因为疫情封锁，也成了同车人的谈资。大家都对一家13口滞留三亚，每天开销上万啧啧称奇。有个老太不以为然：“那些都是有钱人，每天花上万不算什么。”憋了那么久，出去玩玩碰到这事也是很惨的。“现在疫情都这样还有钱出去玩，他们也是活该。”一车人都接不下去这句话。 车在高速路上飞驰，我看见了天。上车前也好好感受了少许自然，雨后的阴天，空气里的青草味，还有雨后的泥土味。 在不见天日的病房纵横捭阖 负氧病房是没有窗的，纵然是下雨，也只能是耳闻滚滚雷声，不见雨点和天空。时间更依靠医护进出工作、开灯关灯和一日三餐来确定。5点40，灯开了，护士用鼻拭子采集的穿刺和旋转开启我的每一天；8点开始早餐、清洁、医生查房；12点午餐；18点晚餐之后查看自己的核酸CT值；23点护士送药。 如此规律的节奏背后是大量医护在这条防疫产线上的规律劳作。比如医生就是两个月一次轮班，闭环工作休息，每天8点上班下午2点休息，在病房进进出出，有时候和病人解释多两句都冒汗。防护服里边最热的时候也能四五十度，山东大哥说那不和中东的沙漠一样？我说不止，因为还有比南方城市更甚的闷热潮湿。 虽然都是面目不明的“大白”，但我们日常会接触到三种，身上贴着“洁”的是清洁工；“护”是护士；当然还有贴着“医”的医生。他们人都很好，出来进去总是客客气气的，护工大哥看我们在床上打字很难受，还主动教我们用床上的小桌板。其实他们承受的风险是最高的，如果感染可能同样要像我一样隔离，有没有保险和工资真是很难说。 好在有网络，能够坐地日行八万里，天下大事还是尽收眼底。朋友们知道我被感染住在医院里，就给我发美国总统拜登被感染、隔离又再复阳的消息。我一开始还有些阿Q，可转念一想，这老头子又没访华，他的隔离能和我一样吗？立刻质问朋友是否在指桑骂槐，不知道我正忌讳这些呢吗？“我这一天到晚看不见太阳，不就为了个阴吗？！难道还盼着我再复阳不行？” 当时正值佩洛西访台，民族主义就也悄然飘进了这个只隔离病毒的病房。一位护工大哥不经意的跟我攀谈起来，他夸我隔壁的日本人素质很好，然后说起之前一个法国人独自住在三人房的时候，他进去打扫，里面放着音乐，法国人看见他在收拾其他床铺以为要来别人，立刻fuckfuck起来，我对此表示遗憾。虽然有这样的铺垫，我也料不到这位大哥能够生硬的转到下一个话题：台湾。“就比如最近台湾这个事情，我现在也能把这防护衣一脱，第二天就上战场。”他是我跟房间外的人谈话多过十句的第一个人，我说您现在工作就挺高尚的了，不用打打杀杀。他说那可不行，我这样的退伍军人，其实随时都能为了国家上前线的。我笑笑，口罩后他也看不太出我的笑脸，我实在接不下去，沉默一会，他便去下一个病房了。 锁 整个隔离，我一直都在和锁打交道。在医院的负氧病房，一位贴着工字标志的大白带着工具把我房间的门锁三两下就拧了下来，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要把门锁换个方向，也就是钥匙孔朝里，旋转钮朝外。我说你们是想把病人锁起来吗？他说不会锁，就是有病人经常锁门，大白进进出出太麻烦。看来病人想紧紧守住最后一点隐私的权力也就这么没了。我问，如果有疯子在外面把我故意锁起来，再放把火怎么办？他说这是领导要求，况且你想太多了，不会的。到了隔离医院，调转的门锁早就成了固定设计，所有大白进门都要不辞辛劳的把锁拧开，出去再锁上。我问，这符合消防标准吗？着火怎么办？大白说，这怎么会着火呢？我问你有什么权力说这里不会着火？他说，着火我会给你们开门。我说放屁，着了火你还能想起我们？——可这样的抱怨有什么用呢？这样的隔离世界，没有消防会来查看防火安全、也不会有交警扣下超速的转运车。于是便有四川地震时被锁在家中的隔离者、更有贵州转运车祸的27死。在另外两个室友眼中，我大概像一个蠢货一样争取着给自己狗命逃生的权力。他嫌我麻烦，说给我找领导，领导最终也没有出现，大概是嫌我麻烦。我也没有继续争取，被困死了也活该。 当乡愁变成城堡 大舅说我的这趟回家的旅程堪比四郎探母，他这说法并没有治好我在隔离期的精神内涝。我的隔离哪里有杨四郎导令、闯关那么惊心动魄？他一条马鞭一个云手在舞台上跑个圈就能越过雁门关，我在这十米见方的病房，最大的运动也不过是去厕所撒泡尿。 当抽离了一些根本性问题而不断在细节的事实上绕圈的时候，人便很容易在画好的小圈圈里坐井观天。于是在医院里，很多事情都变得好像非常合理了，我作为新冠感染者住进医院就要越来越像一个病人，每天关心自己的嗓子、体温甚至呼吸。整个隔离时光，每个人都处在一种空虚而无聊的状态，感染者等待阳转阴；康复者等待结束隔离；医生更多的工作不在治疗而是在病人转院、转码、有了新版本的防疫措施便认真执行。每天关心的就是自己的CT值的上下和健康码的红黄绿。以前二维码是一个客体，需要登录网址或者服务就去扫码；如今这个红红绿绿的码就是每个人，它取代了我们的一切生活，成了主体。那么，我们自己究竟在哪呢？ 隔离中，我重读了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主人公K是个想要进入城堡而不得的土地测量员。卡夫卡用平静的笔触，写出了在这个晨昏不分的地方，K日复一日的在城下经历着的荒诞：城堡没有聘请过测量员，却认可K的身份；K和两个样貌相同的助手连测量工具都没有，却还会被官员赞赏工作；K有个信使，可信使是因为K的到来才成为信使…… 看闷了卡夫卡，我便再打开手机，发现里面的K先生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