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p to main content

“国内外审核的最大不同在于,国外可能偏重审核色情、暴力、犯罪等违规内容,国内的话,还要加上政治。而且,这才是审核的重点。”曾在某知名互联网内容平台担任审核小组组长的林国豪,告诉记者。

 

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想抓住“成名十五分钟”的机会,UGC(用户生产内容)的文章、音频、视频如井喷般爆发。截止今年3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了9.04亿。虽然Facebook,Twitter,Instagram,Youtube等被拦在了墙外,但墙内有抖音、快手、B站、微信、微博、头条……数以千万计的用户每时每刻在这些平台上发布内容,争当网红。

 

与海量内容如影隨形的除了流量,还有审查。无论国内外,几乎每一间主流互联网平台,都会审查UGC内容,也都会设置人工审核来补机器审查的漏洞。人民网把审查称作“内容风控业务”,其董事长于去年4月表示,这已成了人民网内容主业的四层次之一,7月,人民网更发放了首批共67张《互联网内容风控师(初级)证书》

 

不过,没有证书也能做好一名审核员,曾做过一年审核员的王强告诉记者,“因为这个工作几乎不用动脑子思考”。

 

无需工作经验,能熬夜最好

“这里有美食、下午茶,还有各种饮料,很多人入职后的第一感觉都是这些”,王强说。这是因为,只要有用户在发内容,审查就一刻不能停,为了维持24小时运转,食物必不可少。

 

毕业于山东一所专科学校的王强,做过健身房销售,也干过电商B2C推广,偶然看到某知名互联网公司招聘内容审核员的广告,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来面试,没想到初试复试全都顺利通过,拿到了offer。

 

他回忆到,初试来了将近30多人,HR介绍公司大体情况后,播放了公司的宣传影片,同时,HR还会现场提几个短片中的问题让应聘者来回答,答对有奖品。随后,应聘者分小组进入小会议室接受群面,自我介绍后开始问答。面试官当天就会告知初试结果。

 

王强清楚记得当时被问到的问题:山东省委书记和我国台湾地区领导人是谁?“我平时也不关心政治,不知道山东的书记,但我看新闻里一直提“蔡省长”,所以我就回答“蔡省长”,没想到我直接过了(初试)。”

 

复试的问题就比较实际,比如薪酬待遇,未来发展规划等。“我觉得我们男生是有优势的,面试官都希望男生来值大夜班,所以你只要说你是游戏爱好者或者可以熬夜,录取绝对没有问题。”审核工作对学历和工作经验的要求都不高,王强记得和他同批录取的,几乎都是专科毕业,并且,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应届毕业生最好——跳槽频繁、经验相对比较丰富的应聘者,并不是HR的首选。

 

“通常面试结束一天就可以收到offer,确认之后就可以岗前培训了。”王强说。培训一开始,HR就强调“保密协议”,比如不可以在工作期间和别人透露工作内容,不可以接受采访,也要求员工在下班后尽量不要和别人谈起自己的工作。“如果不是离职,我是不会说关于公司的任何事情的,因为我们有保密协议。”

我觉得我们男生是有优势的,面试官都希望男生来值大夜班,所以你只要说你是游戏爱好者或者可以熬夜。

“说实话,搞得我们和秘密部门一样,当时还有点兴奋。”王强表示,培训其实也并不复杂,主要是关键词审核系统的操作,主管领导会重点强调审核词的筛选,除了黄、赌、毒、暴力、血腥,还包括政治时事。王强记得非常清楚,关于政治内容的审核培训是重中之重,培训结业考试的大部分题目也围绕着政治。这一方面体现了国内审查机制对政治内容的强调,但也吊诡地说明,比起其它违规内容,这些政治类敏感词不那么为人熟知,或是不符合新人审查员的道德直觉,才需要重点培训。

 

“公司要求我们熟记党政领导人的姓名,还有就是要背诵一些政治性的词汇,在审核中必须要删除的。培训几天之后,通过考试就可以上岗工作了,不合格的还有机会补考。”

 

上岗后,王强发觉工作流程简单异常。无论是文字还是视频都有一个资源库,内有分组,比如时政、国际以及评论等,“我们只需把内容过一遍,确定没有问题的,就拖到‘发布栏’,有些明显有违规内容的,直接审核不通过,而有些拿不准的,需要更高层的编辑来处理,我们拖到‘待发布栏’就可以了”。王强注意到,为了方便记忆政治内容,很多人都在办公桌上贴了七名政治局常委的照片、名字,以及近期热点事件的汇总。

 

“文字审核只要读,视频审核不但要看,还需要听,有脏话或者不和谐的话都要处理掉。”王强被分配到了所在平台的国际版,负责审核视频。据王强回忆,虽然叫国际版,但大部分都是中国用户,不需要很强的外语水平,所以处理起来还算比较顺手。

 

王强的办公地点位于济南高新区,公司为审核部门租下了五层楼,叫做“内容质量中心”。中心分成了不同区域,“但不同区域的人想来回走动聊天是不行的”。王强还记得,他有一次工作累了,便起身去窗户边看看风景,结果有个保安大叔突然叫住他,称工作区域内不可以随便乱走动。而且,办公室内也禁止拍照。


管理岗任务多,红线真的很难把握

“从2017年济南审核中心成立以来,总的来说,基层审核员工离职率是不高的。在济南这座城市,如果一份工作的技术含量不算特别高,4-6K的收入加上福利待遇也不错,就可以留下不少人”,告诉记者这些信息的是林国豪,曾在媒体工作了6年,2017年经人推荐,被挖到了这间互联网公司做审核组组长。

 

技术要求低,人力成本低,或许正是济南这座城市得以成为中国互联网内容审查之都的原因,其它审查之都还包括天津、武汉、西安、重庆、成都等。审查业又被普遍认为是没有前景和晋升路径的行业,“离职多的反而是我们这些中层,多数离职原因很简单,上升空间有限,工作没意义,不想做机器人”,他最终选择了离职,目前在一家企业做行业公关。

中、高级编辑要有能力读出文章和视频内隐晦的内容,比如一篇文章是否会让人联想到什么、有没有影射某个事件。这些都没有具体的明文规定,需要根据不同的内容来判断。

“我们设了三层审核机制,分为基层、中层以及高层审核。基层主要就是关键字审核,中层要对文章或视频内容进行整体判断,高层编辑要对中层拿不准的内容进行最终判断。”林国豪说到,中、高级编辑要有能力读出文章和视频内隐晦的内容,比如一篇文章是否会让人联想到什么、有没有影射某个事件。这些都没有具体的明文规定,需要根据不同的内容来判断,这就要求中高级编辑对时政热点、网络舆论以及官方的宣传导向敏感。

 

“一般基层审核员根据关键字(来审核),错误率并不大,小组长也可以看到组员的完成情况,比较好解决。中层审核如何把握文章红线,需要由几名高层编辑集体商讨来决定。”作为管理人员,林国豪的小组有10人左右,除了要把审核的事情做好,还要对小组内组员的业务水平进行定期考核。然后写成报告要向上级提交。

 

据林国豪回忆,最初,无论视频、文章还是评论,只要拦下了黄赌毒和政治错误,一般操作起来不难,管理工作也相对轻松一些。但2018年初,他所在集团旗下的一款软件因“内容低俗、舆论导向不正”等问题被停更整顿,创始人公开道歉,并承诺在既有4,000名审查员的基础上新聘2,000人,并且,党员优先。此后,内容审核加强了,对审核人员的业务要求也提高了,“无论是视频平台及直播平台,内容审核的工作已经变得至关重要,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林国豪说。

 

林国豪透露,网信办(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不仅会给公司下指令,每天都会有新的审核规定。同时,公司还要定期向上级网信办做报告,统计审核的数量、类型,有多少涉及领导人等等。遇到国家大事、敏感日期、领导人出访等节点,公司也要做配合网信办提高审查力度。

 

“比如有些文章需要多一点正能量评论,有的文章需要关闭评论,有些文章不可以在APP前台显示。”林国豪说,有些词汇昨天说没事,可能今天就变成了需要屏蔽管控的词汇,规定和标准天天在变,“比如前几天你说“地摊经济”完全没问题,这几天可能“地摊经济”就是需要删除的了。”

 

“有时候真的不好把握。尤其到了一些节点,比如‘两会’、六月初的敏感日,工作量会增加,要重点盯文章及评论,不可以出现政治舆论导向错误的问题。”

 

随着这些平台进入海外市场,旧有的审查逻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中,开始水土不服,“我记得去年年底,一位美国女生上传了教大家如何用睫毛膏的视频,结果说的是关于新疆集中营的事。被停号后当事人找了外媒采访,后来官方出面澄清说下架是因为恐怖主义,审核制度不受政治影响”。

 

起先,平台国际版的审核团队也设在中国,据悉,整个公司能力最强的审核人员都集中在这个团队中。查询招聘网站,确实可见英语、阿拉伯语等审核编辑职位,且薪资要比普通审核编辑高1-2倍左右。2020年初,这个国际版审核团队宣布解散,多数人转岗到其他业务部门,为了消除外界对此平台背后有中国政府监管的印象,公司将运营以及审核交给不同国家本地的团队来负责。


面对审核:有人回味,有人忧虑

“社交平台确实改变了大众的生活,比如短视频,直播打赏都是新的领域,我觉得不错。”王强辞职后,在老家滨州找了一份比较安逸的银行工作。他还是会每天刷各种视频及直播平台,不过是作为一名普通用户,他经常回味曾经当审核员的日子,“自己审核过的内容受众才可以看到,觉得挺好玩的,并且有仪式感。”

 

王强觉得,当审核员基本上学不到任何东西,“就算我们知道了审核标准,对我以后就业也没什么帮助”,有些审核词汇到至今他也不明白为何要禁,“不过我想大部分审核员也不关心这个。外界叫我们五毛也好,七毛也好,我个人是不在意的。反正都是干活儿拿钱的。”

 

林国豪则认为,审核工作其实就和流水线工人一样,机械工作而已,叫“信息民工”可能会更合适一些。作为一个曾经的媒体人,他更担心算法对信息传播的影响,看似算法是智能推送了我们自己感兴趣的信息,但真正值得了解和关心的突发讯息越来越少了,“现在信息爆炸,你天天在刷手机看新闻,但到最后,其实你一点有效的信息都没得到”。

 

“比如今年南方大水,在各个社交平台上你都发现很少的内容,我想原因不言而喻。最要命的是,这种信息碎片化让我们最基本的价值判断都没了。”林国豪提起,之前上海发生了一起命案,警方都通报了,结果他问上海的朋友,没有人知道这事,哪怕他们天天在刷手机。

 

但算法毕竟是人写的,推送也受到政府控制。各个平台的首页,官方想要传播的信息永远能占据有利位置。林国豪说,2018年之后,他所在的平台开始频繁与地方政府合作,“说大气一点就是与地方政府强强联合,但实际上,就是为地方政府做舆论服务罢了。比如涉及政府负面的新闻,我们的系统可以提前监测到,再比如拍摄了一些宣传片,上传平台后我们帮着做一些推广。”

 

“这些年下来,身边人普遍有这样一个特点,不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发生什么事,但肯定知道美国又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林国豪无奈地说。

 

(文中王强,林国豪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