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弦子诉朱军性骚扰案在北京二审开庭，几个小时候，如人们所预料的，北京第一中级法院当庭宣布驳回弦子的上诉，维持一审原判，认定弦子没有能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2014年在中央电视台一间化妆室里发生的性骚扰。 自2018年7月底在网上公布这一指控开始，这一重要案件所经的四年，缩影了中国米兔运动的抗争历程：从石破天惊、轰轰烈烈，到经受一重重加剧的打压与一连串的挫败，在一次次试图重新组织中激发勇气也经历了巨大的消耗，逼试出了当下舆论与法律的终极可能性并为此付出太多代价，而最终……不，没有终局。 2018年7月，弦子将她对那起性骚扰的回忆发到网上，加入了一个短暂时段中一连串密集相互激发的性骚扰指控，虽然朱军确实是所有被指控者中最有名的，但她得到更多高光，也是因为和其他许多受害者不同，她能将自己的指控推进到司法程序之中；以及她走出了勇敢自我袒露的一步。她不是米兔当事人中唯一显示面容的，但或许是唯一以真实可感的形象为公众所知的。2018年9月25日，向法庭递交完诉状之后，她在微博建立账号发布自拍照，并写道：“……还是有点生气，一起去战斗吧。”从那一刻起，她开始承接，互动，甚至主导媒体和大众的关注，不仅维持她自己的案件的长期能见度，也用她的声音带动对性骚扰、女权乃至更广泛社会议题的讨论。 弦子案与米兔唤起的觉醒 自2018年年初兴起，中国米兔始终深受审查与打压，而个案能作为焦点而卷起舆情，突破封锁，为运动打开传播的窗口；也不像组织化的倡导那样容易被针对。随着威权的加剧，米兔越来越主要依靠个案此起彼伏的带动，而其中弦子案始终是硬核，与其说是因为它进展缓慢却总有情节，从庭前会议到一审两次开庭，每次都成为话题；不如说因为它从传播效应的角度看“完美”：名人被告，可靠的、因弦子当年及时报案而被相当程度上锁定了的案情，以及弦子作为原告的勇敢与坦荡的态度和做主体性阐述的能力。还必须提到，通过“弦子和她的朋友们”这个有许多粉丝的微博账号，弦子介入多样的公共议题，从女权、性少数权利到防疫救援等等，从而在网络大众中建立了持续和跨界的影响力，而不被视为仅只抱持一己之遭遇的受害者。从文字到视频和音频，弦子在多样的传播平台上向社群供给思考性的公共品和励志与感召的情绪能量，让她拥有许多忠实的粉丝。——以上是解释当弦子案走到2020年12月，一审第一次开庭，能在大众媒体已经不再敢于报道的时候，聚集那么多衷心的支持，甚至成为一次历史性事件。 从2018到2020，米兔推动了反性骚扰法治规范的建设，最突出的进步在于教育系统；米兔也庆祝了一些个案的解决，尽管另外一些案件挫败；然而米兔的最大成就在于它前所未有地提升了其主要参与群体，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女性的女权意识，并且让她们在一次次集结发声的演练中感知了一个共识联盟。米兔最无力改变，却通过记录许多次碰撞而尽量曝光了的，是执法和司法系统处置性骚扰时的态度和行为，其从不作为开始就是一种实质上的对受害者的恃权施暴。当越来越意识到女性维权的失望原来最终在于公权，而即使个案解决的关键也在于问责并联系到制度改变，米兔所唤起的是政治性的觉醒，即使许多时候这种觉醒还是隐晦不言的。 2020年12月2日案件开庭那天，聚集在北京海淀区法院，丹棱街1号周围的几百人，可能制造了这个时代这个城市离公民社会最近的一天，所以是奇迹般的一天。紧张和恐惧融化于身在集体中的感动，当打出“向历史要答案”以及等等其他许多标语，人们是为弦子、为米兔而呼喊，也是向就逡巡在周边的警察和他们的后台抗议，尽管并没有真的诉诸声音。在法庭之外，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在各种深度社群当中，直播着法庭外的画面细节，配合着各种感想和评论的发布、汇总、传递。无疑一些传播素材是弦子和她的朋友们刻意制作的，其中最突出的，是写有“必胜”二字的条幅，显然是呼应日本米兔原告伊藤诗织在胜诉后打出的“胜诉”条幅，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飞掷给弦子，由她展示给众人，因此预料之中地被固定为话题性的画面。然而线上与线下，无论是弦子还是围观者，情感的涌动都是极其真实的，当那一天结束，现场围观者们最终拥抱走出法庭的弦子的时候，线上围观的人们也在社群里无数次重复相互之间，而不仅仅是对弦子的誓言：“我们也是彼此的朋友”。这一天巅峰地体现了米兔所给予参与者的价值：政治性的觉醒，和对同盟的感知。 丹棱街最后的“意外”之后 朱军通过其网络代言人张洋（网名“一个有理想的记者”）所展开的宣传攻势，简直像是对一审中弦子的表现的报复，一旦发出，就强有力地颠覆了相对有利于弦子的舆论，甚至将整个事件说成出自弦子的编造。在这里不想具体分析张洋如何大胆操作，只想指出，与其说张洋成功混淆了视听，不如说，他提供了一些人迫不及待地愿意去相信的故事，而这些人对弦子所代表的米兔早就充满愤怒，渴望攻击，无所谓事实如何，只要有借口和说辞可用。张洋的传播也是近年来大众媒体被迫退出事实调查的后患：当大众媒体缺席及无法为大众提供可靠的信息，张洋冒充“调查”来贩卖朱军一方的私货的行为完全不受制衡。 这时，曾经以为自己是“完美受害者”，已经锁定事实的弦子，不得不被动做出许多创伤性的劳动，解释，自剖，辩驳。弦子其实是一种在中国并不多那么见的，不顾环境的扭曲而对正义有执念的人。在她的想法中，无论朱军是怎样的名人，性骚扰了她就应该被惩罚，所以她当年很快就报警；因为同样的原因，她也不能容忍张洋的谎言蒙蔽大众成功。她也担心女权大众，如果尚未有明辨的能力，在矛盾的信息中会迷茫而失望。因此弦子并非是为了自证清白，而是继续为了想社群提供公共品，而与张洋展开隔空质证。终究悲哀的是，当这已经不再是一个正常的言论市场，正义不但不能在辩论中得到胜利，反而会被拖累和消耗，而这正是对手所期待并且一定会得到的。 前面说过，当倡导行动越来越不被允许，个案可以仍有合法空间并能带起风潮。但是米兔和所有女人的事业一样，都是边缘和贫困的，无力撑住整个公共空间的坍塌，当一切都在下行，2020年12月丹棱街一幕，只能是最后的“意外“与”逆势抗争，而弦子包裹在当事人身份之下的活动家的能量，在女权被日益公开敌对化的互联网上，也终于不可持续。2021年7月，弦子被微博无理由禁言一年，就此失去她的公开发声平台，没办法再回应甚嚣尘上的攻击，也再难和她的支持者联结。上9月15日案件一审第二次开庭，还是在海淀法院，弦子仍然在法庭外留下照片，但这一次没有了高调的宣示，只有手中一本红色封面的“民法典”传递信息：不要忘记民法典里已经写入禁止性骚扰。丹棱街1号周边无法复现上次那样的“盛况”，很多人不敢来，或者不能来——有些人事先遭到骚扰和警告。 弦子尚未走出法庭，一审判决已经以精细的图文格式发表在微博，原来，庭审过程并不重要，结局已经提前决定，甚至，庭审的“意义”，可能更多是以程序之名实施一种折磨，宣示权威的冷漠和残酷并摧残抗争者的意志。走出那样的法庭简直是又从暴力中幸存了一次，而给弦子的“证据不足”的判决不仅惩罚了她的抗争，也警告了米兔：司法之路不通。不是没有其他米兔案原告赢过，然而，到这时候可以明白，弦子是不可能赢的。如果她的胜利会被理解为米兔运动的成功，会激励更多女性的草根动员和发声，那么她就必须输。 艰难的一年 2021是中国米兔愈发艰难的一年。当有规模的组织化几乎彻底消失，就谈不上什么社会运动，女权主义者的许多愤怒都发泄给了“性别对立”的口水战，用言语的激越代偿社会改变的无力。公开控诉性别暴力是代价巨大、无望和危险的，因为这时候互联网上的厌女已经凶险到了带有杀机，集合起来，结合线下的举报、骚扰，摧毁几个女性的生活根本不是问题。而警察的监控、骚扰和威胁对象也从有影响的活动家远远扩大到了普通女权者，一条朋友圈就可能给她们带来很多麻烦。然而当时间来到2022年，女权主义者已经不再像过去几年一样在抗争的前沿，因为整个社会都在被压平。而压抑和恐惧的另一面却是一种也弥漫社会的疯狂：被“爱国“所驱使的暴力意识已经渗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 所以，当弦子在2022年的8月再次走进法庭，她和寥寥仍然坚持在庭外陪伴的女权者，以及更多远处的同盟所分享的，已经主要是一种冷峻。从残酷的庭审中幸存到第三次，弦子已经完全尽到对这场过于漫长的法治实验的责任，让中国的女性知道她们可以走多远，并且为她们得到一个结论：这些法庭并不为她们提供正义。此时，她们可能甚至已经没有太多悲愤了吧？当女性的冤屈无法通过她们自己的运动来解决，另一个方向就是被父权国家的恩与威所震慑和重新吸收。然而，我还是相信女性的自由意志，今天她们挫败和蛰伏，但明天仍然一切皆有可能。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