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9月中旬推出的“延迟退休”方案，被一些媒体称为“近年来最具实际意义的改革”。确实，在“改革话语”日益空洞化的当下，延迟退休作为一个具体的方案，会影响大部分人的生活。但同时，在官方政策出台之前两三天，网上就有消息传出，有媒体受到报道指令，对即将出台的延迟退休方案，“不解读、不评论”。 果然，9月13号政策出台后，舆论哗然，各家自媒体纷纷发文，但很快这些文章便尸横遍地，一些公众号后台读者的评论也大部分消失。一两天之后，能够在社交媒体传播的，只是一些段子和PS的搞笑图片——那些画面中，老年人还在为了完成KPI而辛苦工作。 “三座大山”之一，以及过于紧张的官方媒体 养老、医疗、教育是过去20年中国的公共媒体最关注的三大问题，也被称为压在老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 如今，在诸多“改革”之后，教育的内卷化没有丝毫减轻。据媒体报道，今年，全国多所大学研究生人数开始超过本科生，以清华大学为例，今年9月招收的本科生是3800人，硕士研究生却达到了9926人，可以想见，就业市场前所未有地严峻。前两年政府打击教培行业，唯一的“成果”不过是造成大量人员失业。不久前有消息传出，教育培训又允许在一定范围复苏。 医疗行业也是问题重重。医患矛盾未见根本好转，而县一级医院则普遍陷入困境。一个例子是河南清丰县第一医院，医生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发工资，维权之后，当地的解决方案是先保证每人每月发1000元基本生活费。“全民免费医疗”看上去遥遥无期，社交媒体上总能看到人们在盘算：那些援助给非洲的经费，如果放在自己的民众身上，岂不就能解决底层的免费医疗问题？ 养老问题同样牵动人心。近些年，这方面的消息陷于停滞，但“延迟退休”也是所有人都能预计到的结果。9月13日开始，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开始传播中国青年报的一篇评论——《延迟退休是对一代人的违约》，点开一开，人们才发现是2013年的旧文。因为报道禁令，这一次公布政策，媒体没有任何“不同意见”。但是，民众大量转发一篇“历史文章”，皆是以另外一种形式来表达不满。 这篇文章提醒人们，十几年前，当中国的养老问题开始出现时，媒体也曾提出过不同方案。2014年，《光明日报》还曾提过一个建议方案，内容是“划转国有资本充实养老金”。划转国有资本充实养老金，符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逻辑。既然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在本质上是“全民所有制”，它的收益用来解决“全民问题”，那也就符合逻辑。但事实上，这只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而已。 现在谁再提这样的建议，很有可能会被封禁账号，甚至警察上门。的确，养老的困境没有改变，改变的是却是有关养老问题的舆论氛围。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这样的央媒，不再可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同时，市场化机构媒体噤若寒蝉，而自媒体则受到严厉管控，这就是这次“延迟退休”政策出台前后的舆论氛围。 它只可能反映出一个事实：在关心养老问题的人们衰老之前，中国这个“社会”率先衰老了，这十多年，显而易见的，没有进，只有退。 人们被分成“三六九等” 对延迟退休的反应也各不相同 对一个社会来说，养老金亏空是显而易见的风险，当下年轻人所交的养老金，用来支付当下的老人，而等到现在的年轻人老去，可能就不再有足够的年轻人了——这是大部分发达国家也面临的困境，中国也不能幸免。但中国还有新的困境：存在于体制内外的差别和巨大的不公平。 一份来自山东省成武县政府官网的《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该县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8778人，发放养老待遇7.85亿元；企业单位离退休人员13220人，发放养老待遇3.69亿元；城乡居民养老待遇领取人员11.94万人，发放养老待遇2.51亿元。 山东成武县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任何一个县的情况都大致如此。事实上，你可以根据“养老“，把中国人分为三个阶级：体制内公务员编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员工和农民。 以农民为例，每个省的农民根据所在省份“人均收入”的不同，根据“新农合”政策所享受的养老也不同，河南农民是每个月120元（一年总计1500元左右），山东则是140元——换算一下，也就是每人每月20美元。农民要享受新农合的医疗报销，每人每年还要缴纳“合作医疗”费用380元，而且每年都在增加。最近两年，各地开始出现拒绝缴纳医保现象，因为对农民家庭来说，这算一笔不小的开支。 与世界上其它国家相比，中国人养老的最大问题，并不是“时间问题”，不是将来的年轻人无法养老，而是“折叠空间”的问题；是当下的社会在养老、医疗上的双规制所造成的不平等问题。如同是一个折叠空间，这个社会上，特权阶层不但享有大量资源，而且还造成极大浪费。中国的“干部病房”，放在全世界都是奢华的，而真正供养他们的，恰恰是没钱看病的中低层收入者。 因此，对延迟退休，人们的反应也会不同。对体制内人员来说，“延迟退休”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晚几年退休，他们“在位”的时间长几年，也就多享受几年特权（退休后有所下降，也仍然是特权），而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延迟退休，则是“推迟几年领取本来就不多的养老金”，因为经济下行，很多人早早失业，没有工作可做。 言论管控之下 年轻人的冷漠和逃离 在所有人群中，理论上最凄惨的就是普通年轻人，因为他们受到空间、时间的双重压榨。不平等的分配机制没有改善的希望，而历史的重担和所有积攒的问题，最终也会落在他们肩上。 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就社交媒体上的声音来看，年轻人对延迟退休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冷漠和无感。 过去几年，真正和年轻人有关的“养老”现象，是很多人选择不再缴纳社保。一方面，“青年人就业率”持续走低，很多年轻人一毕业就失业，没有缴纳社保的能力。不但官方所宣称的“2亿灵活就业者”，大部分不缴纳社保，即便是大城市的很多“在岗”的年轻人，也并没有缴纳社保。 根据中国的《劳动法》，不为员工缴纳社保是违法行为，会受到制裁。但是在有些地方，人们会有更灵活的应对，年轻的劳动者，更愿意把“社保”折算为现金收入，发放在工资中。在网上，成都被一些人称为“西南柬埔寨”，就是因为很多工作岗位，缺乏“社保”这样的基本福利，尤其是在服务业和小型企业，不缴纳社保的现象并不鲜见。 年轻人断缴社保，一方面是“计算”的结果。网上有各种应用软件，很容易计算出自己缴纳社保的收益，与其等待将来可能并不靠谱的保障，不如选择当下的享受。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心理因素，则是年轻人普遍丧失了对未来的预期。 疫情期间，有上海年轻人面对社区防疫人员的“影响孩子将来读书”的威胁，喊出了“我是最后一代”的反抗声音。这种极端情境下的表达，其实反映出普遍的社会意识：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不愿意结婚，甚至不愿意恋爱的现象，正在越来越普遍。 稍做观察就能发现，如今在中国大城市的公共空间里，那些宣扬“一个人”理念的各种活动，往往很受欢迎。不管是养宠物，还是“一个人能不能养老”，都是很时尚的话题，相比之下，七夕节、情人节这种宣扬爱情的节日，这些年开始降温，商家不再感受到消费热情；即使是强调家庭团圆的中秋节，网上最普遍的声音，也是反对胡乱而任性的“调休”。一些商家的调查也发现，今年的月饼，销量不及去年。 不久前发生在西安的“外地女孩死在出租屋”事件，虽然一些细节语焉不详，可能和事实有出入，但其实也是当下年轻人境况的一种写照。官方媒体最终下场证明，女孩不是“211大学毕业”，多次考公务员成绩第一未录取也不是事实（女孩只考了3次）等，但是这一事件的基本事实仍然是成立的：一个女孩大学毕业，独自在大城市打拼，生活困顿，无法找到满意工作，最终死在出租屋里，多天后遗体才被发现。 在日本，这样的现象被称为“孤独死”，它当然是一个社会的极端事件。但是，在中国这个女孩的命运也有某种隐喻性：年轻人处境艰难，即便是非常努力，也无法维持至关重要的社会连结。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放弃，普遍不再信任、参与社保和养老的游戏。 这是觉醒，也是一个社会的真正危机。当下的“延迟退休”没有遇到年轻人的抵抗，因为他们早已不抱希望。198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加入WTO的话语背景下，中国人在一种“发展叙事”下被动员起来，而社保体系，就是一种发展主义的承诺——每个人都应该享受作为中国公民的福利。这种情况下，“参保”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一种个体和政治权力建立的契约，是一种信任和变相的投票。 但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弃保”，就是放弃加入“发展叙事”。这是言论管控无法干预的民意，也是一种社会内部的“断裂”。可以说，这不仅是中国养老体系面临的最严峻的质问，也是整个制度的危机。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