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我印象最深的新闻，不是高考作文，也不是各地为了防止作弊推出的新手段，而是有好心人帮助一位河南商丘的考生吃了午饭。这位考生为省钱而舍不得吃午饭的困境引发了网民的关注。 据后续媒体报道，这位考生是一个孤儿。他是靠着亲戚的接济和政府各项补助才读完高中，高考这天，他在附近一家自发为考生提供免费午餐的饭馆吃了午饭。在休息的时候，有网友发现他的情况，又帮他买了一份盒饭。 在被爱心人士感动之余，我也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等待这位贫穷考生的将是更晦暗、模糊的未来，他努力学习的精神值得肯定，但是“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感叹已经萦绕很多年，“高考”已经很难创造人生奇迹了。 黑袍、蓝袍，最终都是黄袍？ 2024年高考报名人数是1353万，再次创下历史新高，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413万是复读生， 这意味着有三分之一的人对去年的考试成绩不满，想考上更好的学校，竞争更加惨烈了。 张雪峰是现阶段排名第一的人生导师。高考前，他填报志愿的指导课程，最多卖到接近2万元一人。“填正确的志愿，相当于多考几分”是很多父母的想法，但是这样的认识，只是内心慌乱的表现。在AI兴起的背景下，家长更加迷茫。 就业导向，在如何填报志愿的讨论中彻底占据统治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焦虑的终结，而是相反，因为大学毕业就业越来越难。智联招聘公布的数据，2024年普通本科院校硕博毕业的offer获得率只有33.2%，三年前疫情严重的时候，本科就业困难，政府推行硕士扩招政策，现在到了“结账”的时候了。 “大学高中化”，不只是管理风格的变化，也是“学制”上的尴尬，因为大部分本科生都会准备考研，大学教育也就变成新的应试教育。 2002年我读硕士的时候，学校文学院40%的硕士录取的都是山东考生，我记得当时一位院长深表忧虑，甚至想限制来自山东的生源，在他看来，本科生太热衷考研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应试教育的延长”。但是，大规模考研，现在不再是“山东特产”，而是普及到全国。 10年前，“全宿舍保研”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如今人们已经不感兴趣，因为硕士毕业不再成为值得夸耀的事，相反，它可能意味着境遇更惨。前述的报告显示，普通本科院校硕士毕业生的“offer“获得率比本科生还低。网上有人举着横幅，“考不上我们在工地等你，考上了四年后在工地等你”，或者“黑袍、蓝袍、黄袍”（对应的学士服，硕士服和美团骑士服）的段子，是一种调侃，但是它们流行起来，确实能够反映社会现实的转折：以就业为导向的高等教育遭遇了最直接的打击。 “考公上岸”：新的阶级跃升 “独木桥”是“高考时代”的关键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但是过了桥大概率就是一片坦途。在新考试时代，“上岸”是第一关键词。“独木桥”之后，你可能还在水深火热之中。 很多人称考研成功为“上岸”，但是真正配得上这个词的是“考公“。在绝大部分父母和学生看来，考取公务员才是当下唯一有决定性的考试。就在高考前，一位武汉大学硕士毕业生，因为无法适应偏远地方的生活，而放弃进入甘肃小城嘉峪关体制内工作的机会，引起舆论哗然——绝大部分人都谴责她。 一方面，人们被她的言辞所激怒，她把进入体制内工作称为“卖身”“当奴隶”，这对那些立志当公务员的人来说是一种灵魂拷问；而另一方面，向往体制内的人又是如此之多，人们必须排除她发出的“杂音”。 这可能是中国社会最意味深长的转折。20年前，中国刚刚加入WTO不久，社会上有无数的机会，很多体制内工作的人选择“下海”，因为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个人能够成就自我，获得大量财富。而最近几年，即便是在浙江、广东和福建，考公务员也成了年轻人的第一选择。 前些年人们在争论高考是不是阶层跃升的手段，共识当然“不是”，因为高考不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实际上，真正的“阶层跃升”是考公务员。在中国，按照最严格的关于阶级的定义，“公务员”也是真正的新阶级，它意味着加入统治集团，即便你是这个集团内部的底层，仍然拥有高于其他人的特权。 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导师建议我们不要入党。“即使你选择入党，也不要干坏事”。硕士毕业的时候，学校突击发展党员，但是应者寥寥。几个月前见到我昔年的导师，她说现在的学生“百分之百”向往入党，她也不再阻拦，因为大家考公务员或者找工作的时候，“党员”身份都有用。 “考公”当然是高考的延伸，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在内在精神上，“考公”是对高考的“灭杀”。中国在1905年废止了科举考试，不再把考试和从政当官联系起来。此后不管是在国民党还是在共产党时期，高等教育都有某种独立价值，对知识的兴趣背后有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社会”不断发育的过程。 但是，“考公”的兴起，实际上意味着一个新科举的到来。这个考试要求资质（取得本科或研究生学历），也讲究身份（党员优先），而且考试成功就意味着进入特权阶层，这是中国独特的“身份政治”。“社会”开始进入一个收缩的进程。 1990年代中国高考进行了一次改革，国家不再“包分配”，大学毕业生自主择业。1996年国家开始“自由择业”试点，到1998年彻底取消大学毕业包分配工作，也是在这一年，大学开始大规模扩招。我还记得1997年读大学时，周围邻居投来异样的眼神，“国家不包分配读大学干嘛？” 那时候读大学有一点忐忑，但是也有更多期待，很快人们就会发现，“自主择业”背后是真正的自由。不再有人为你安排人生，你必须对自己负责，这就造成一个流动的社会。此后的二十多年，“自由”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 “考公”取代高考成为最重要的考试，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回到1990年代高考改革之前。当下的“考编”，就相当于1980年代的高考，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兴趣，你的未来都会“交给国家”，听从分配。这是一种“逆流”：更多依附和“安全”，也更少自由。 现在那些选择考公务员的年轻人明白这一点。前段时间看到一篇报道，讲几个报考西北偏远地区编制的河南年轻人，他们心中想的是，“期待退休后的自由生活”——他们依然知道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选择了放弃。但是，他们不明白的是，“体制化”不仅意味着有保障，也意味着放弃人生的自主性。那个不去嘉峪关的武汉大学硕士的感叹是正确的，但是她的声音非常微弱，注定被淹没。 文科无用论和价值迷失 “考公”继承了高考，也“抽空”了高考。过去很多年，每年高考季，媒体都在讨论高考的意义，今年不再有人讨论，也很少有媒体组织作家写高考作文，甚至很少有人讨论高考作文——在这个意义上，“高考”可以被确诊为“死亡”。 过去我是高考的“拥护派”。我老家是一个高考大县，从6月开始到7月，你在县城闲逛，每天都会听到人们在谈论高考。有一年暑假我回老家，从县城到村里，看到三个升学宴现场。我打听了一下，有一场考生只是考了普通的“二本”院校，家人也欢天喜地为考生庆祝。 这当然也是异化，因为太多人都在办升学宴。但是，考上大学要庆祝，这里也有真正动人的东西。对乡村子弟来说，即便不相信考试和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也对“离开故乡”“去往远方”有着期待。见到那些年轻人，我总会勉励他们，绝不会告诉他们“读了大学也没用”。 不是在比喻意义上，而是在事实上，我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人”，从落后的中部乡村，到了大城市。我那些农家子弟同学，其中有人当了律师、记者，也有人成了大学教授。 我们都是“文科生”，在1990年代的高中，我们很少关心就业，因为对未来的世界一无所知，无法“展开想象的翅膀”。我们向往的是“成为一个人物”，或者“改变中国”，至少也要改变家乡。衡水中学有位同学曾发下誓言“我是来自乡下的猪，要去拱城市的白菜”，作为他的“前辈”，我们没有这么粗鄙的想法。 尽管高考“应试教育的残忍”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一直认为90年代以来的高考有美好的一面：数量庞大的年轻人，对知识和更大的世界有一种渴望。高考之后的大学教育，也一度给人美好的回忆：第一次旅行，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公共演讲……我们得以学会成为一个“现代人”。 这种“非功利的”、有时候有点浪漫的部分，是高考中迷人的部分。读大学本身就是美好的，这是90年代末高考生的普遍认知。人们相信读书和考试都通往更大的世界，迷信名校，推崇留学，因为海外有更厉害的名校。 时代的转折是全方位的。如今“海外留学”对年轻人不再是让人骄傲的履历，最近我甚至听说有新闻机构招聘实习生，会直接排除有海外留学经历的——这是新的“国家安全感“，但是又何尝不是一种“世界和想象力的萎缩”，这距离真正的“读书无用论”并不遥远。 未来原本不清晰，但也因此而充满可能性。如今未来却变得似乎清晰了：送外卖（不读大学也可以）或者考公务员，变成了两极，但是人们的迷茫却并未减少。 拜高考志愿填报网红张雪峰所赐，家长们普遍相信读文科无用。这其实是“高考之死”的一个证据：人们想把每一点“用功”都兑换成明确的收益，恰恰说明对未来不再有真正的期待。高考中“浪漫”的部分彻底消失，高考也就彻底失去了魅力，只剩下残酷的“拼杀”。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