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肯尼亚人：请把我们从地狱救出来”，这是4月11日肯尼亚第一大报《民族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文章写到，在华非洲人正经历着严重的污名、种族歧视乃至人身攻击。

 

一场针对非裔的“病毒排查”，3月底于广州展开。大量非裔无论是否有海外旅行史都被强制检测、隔离，甚至不经核实签证是否合法就被粗暴地赶出出租屋。他们露宿街头，禁入餐馆商店，时与市民和警察发生冲突。相关影像传回非洲，引发强烈反弹，《民族日报》称“我们给了他们口罩，现在中国的激进人士转而针对我们的同胞”，肯尼亚中华总商会主席卓武（William Zhuo）自言“作为生活在肯尼亚的华人社群的一员，感到关切和悲伤”。    

Camera footage reveals a brutal triple murder of Chinese nationals by three blacks suspects in #Lusaka #Zambia. The lady’s body was even burnt to ashes. New information shows that is was apparently a robbery and murder. Anxiety and insecurity of local Chinese are rising. #China pic.twitter.com/0TBv10N35M

— Shen Shiwei沈诗伟 (@shen_shiwei) May 25, 2020

可以料想，怒火将沿着以肤色划分的族群身份延烧到每一个在非华人的身上。在赞比亚，中资私企员工田宇和同事去逛菜市场，有几个当地青年指着他们叫嚷“中国病毒滚出赞比亚”。

 

5月24日，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一家华人仓库发生了恶性事件，三名当地人抢劫、杀害三位华人并焚烧了尸体，其中一名疑犯系仓库员工。远在400多公里以外的铜带省，华商汪同随即加强了公司戒备，聘请了三名持枪保安日夜站岗，“整个环境突然变得危险，网上不少当地人甚至在说‘中国人该死‘，我好几天不敢出门，反复对自己说‘钱是身外之物，保命要紧’”。

 

华人常被当地人视作奴隶主，种族张力也时时转化为排华情绪。汪同认为，卢萨卡现任市长迈尔斯・桑帕（Miles Sampa）在5月中旬关闭华企的所谓“疫情防控措施”是在激起民族仇恨，“他甚至在公开场合称呼中国人’Chinaman‘，这明显是蔑称，就像我们管赞比亚人叫‘黑鬼’”。

 

疫情期间，汪同的公司损失巨大：“我理解他们的义愤填膺，但我们在非洲的华人也没那么容易。”

 

 

黑色大陆上，来自中国的淘铜者

现年35岁的汪同，已在赞比亚待了11年有余。2008年5月，汪同即将从重庆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毕业，他在校园招聘会上获得了一个派驻到赞比亚工作的国企职位，觉得“男人还是得多闯荡一下好”，便签了三年合同。一个月后，汪同就到了赞比亚。

 

赞比亚是中非的一个内陆国家，1964年结束了英国殖民统治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官方语言是英语。赞比亚被联合国认定为47个最不发达国家之一，另据世界银行，2015年该国低于全球贫穷线的人口占57.5%，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赞比亚人每日收入不到1.9美元。

 

不过，赞比亚北部位于占全球铜矿总储量25%的铜带（copperbelt）上，铜矿的年产量稳居全球前十。靠山吃山，赞比亚北部有一个省就叫“铜带省”，这里云集着前国外涌来的淘铜者们，汪同也不例外。

 

头三年，汪同一次家也没有回，从路桥工程师一步步升为项目副经理，但因缺乏“皇亲国戚”背景而止步不前。汪同觉得“凭自己的能力可以做得更好”，便于2011年辞职开办自己的公司，经营的仍是熟悉的业务：采矿、设备租赁、工业和民用建筑等矿山服务。

 

汪同觉得赞比亚“天气好，佣人也很便宜”，便把家也安在了这里。2013年，他和相恋五年的女友结婚，次年把她接来赞比亚，住在一栋500多平米的别墅里，聘请了三位当地保姆和一位中国厨师。

 

事业高峰时，汪同的公司聘有300多位员工。他开给中国员工的月薪达到1.5-2.5万人民币，还提供住宿，这是在非中企给到华工的普遍水平——这吸引着大批中国人来非谋生，田宇也是其中之一。

 

田宇今年24岁，老家在山西晋中。他的父亲是一名国企的工程师，几乎和汪同前后脚抵达赞比亚。他后来也辞了职，投资了几家在赞比亚的中资私企做股东。

 

2018年，“想自己赚点钱”的田宇追随父亲的脚步踏上了赞比亚。刚下飞机，从未出过国的田宇就被当地的自然风貌吸引住了，“有花有绿草，原野很美，来了几天头皮屑都没了。”

 

田宇所在的公司也位于铜带地区，是一家小型矿石加工厂，不到40名员工中有10个中国人。因父亲参股其中，“关系户”田宇的工作并不繁重，负责在车间看管当地工人操作设备，上班时常常可以摸鱼。

在赞比亚赚钱就是‘险中求富’。

比起国企的严格管理——不允许携带家眷，就餐和购物需要集体行动，如果临时外出需要报备——私企则稍微宽松一些，员工可以在休息时间自由出入。田宇喜欢在公司后面的草原上看日出和日落，但由于地处偏远与对治安的不信任，他很少去更远的地方。来赞比亚第三年，刻入回忆的出游只有两次，一次是入职前父亲带他去看维多利亚瀑布，另一次是去公司附近的私人动物农场，“我特别想再去看看斑马，哪怕一次也好”。

 

前所未有的孤独感，是田宇不得不面对的困难，接受采访也成了一种调剂，他对我说，“聊上10个小时也不为过”。在这边的华人同事中没有同龄人，不晓英文的他也鲜少和当地人聊天，国内的好友也随着共同话题减少而渐行渐远。去年，他买了一只猫和一台PS4游戏机，生活在上班、打游戏和撸猫中日复一日。

 

兼职保安的警察，组“雇佣军”的up主

中国人的工资标准是当地人的10倍左右，经济基础了决定了华人在当地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但这也意味着更易成为劫盗的目标。

 

八年前，汪同的公司刚成立没多久，就遭遇当地村民和公司内赞比亚工人里应外合的抢劫，当日值班的两个中国人被绑了一夜。没有事先参与计划的当地老百姓也趁乱浑水摸鱼，参与者过百。设备和物资一抢而空，直接损失约200万美金。报警后，只有三位参与抢劫的同伙被逮捕，汪同又花费了两千美金“贿赂”警察才得以将他们送进监狱。

 

此后，汪同为公司请了两支保安队伍，包括三名警察和四名军人。武装安保几乎是每家华人企业的必备。田宇的公司也雇了一个当地警察做兼职保安，腰间配有枪支。针对华人个人的抢劫在平日里就很频繁，随着疫情影响经济也愈演愈烈，田宇公司附近在两个星期内发生了四起针对中国人的抢劫，他形容在赞比亚赚钱就是“险中求富”。

 

随意执法也让在赞华人非常头疼，当地官员和警察常以五花八门的名义“突击检查”，偶然还会以“建议捐助当地学校”来“敲诈”。田宇曾去警局“一日游”，那天他和几个同事在餐厅吃饭，突然进来一群警察要求检查护照，他们没有随身携带，还没来得及解释就被带进了警局。

 

田宇还提起另一桩华人违法故事。随着“非洲小孩举牌喊话”送祝福在国内的势头减弱，有个抖音up主开发了延伸产业“非洲雇佣军喊话”。所谓“雇佣军”其实是穿着军服的普通百姓，手里的枪则是从保安那借来的。法院以“组织非法武装”逮捕了这位up主，当地福建商会数次出面，终于把他从监狱里捞了出来。但这名up主却违反了保释期间不得离境的规定，在计划搭飞机“逃跑”时被截获，又被关进监狱。

 

华人被关押时有发生，时间从数日到数月不等，汪同认为“这和华人语言不好，不了解当地法律有关，凭个人的是非观念判断纠纷，而不是依法行事，往往犯下无知的错误。”

 

当然，冲突也会发生在华人之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李静君教授在对非洲的中国企业进行的研究中指出，赞比亚的劳工法并不会保护这些中国员工。并且，大多数华工不熟悉制度、有语言障碍，也不信任低效的当地官僚，维权并不是一个选项。

 

田宇的上班时间从下午6点到早上6点，“全年无休，每天都要上班”。我问：“这样不犯法吗？”。田宇笑了：“在这边谁管啊”。“那如果公司拖欠工资呢？”田宇沉默了片刻，好像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那我就惨了，一点办法也没有”。田宇提起自己曾看到的一个帖子：几个非法入境赞比亚的中国工人被骗到了一家私企，不但工资与合同不符，还遭到了老板的殴打。

 

华工，华商，和中国国家资本

初来乍到非洲的华人，一般都会经人介绍被拉入商会、同乡会等松散的华人组织。汪同向我展示他手机里的几个赞比亚华人微信群：“中华重庆同乡会”、“铜带省分会长理事群”、“赞比亚吃喝玩乐大家族”等。群里聊的大多是时事新闻、商业动向、疫情与舆情、日常见闻，夹杂着对当地人的评价。尽管群里大部分都是在赞比亚待了好几年的“老人”，提到当地人时仍带有鲜明的刻板印象——厚脸皮、不洗澡、坑蒙拐骗、素质低下等，“小黑”与“老黑”是对非洲人的惯称。

 

“我就没见过几个中国人说黑娃好话的”，汪同喜欢称当地人为“黑娃”，“带有四川方言特色，另外也听起来没什么歧视”。 汪同和田宇不约而同地以“绅士风度”来形容赞比亚人，汪同说，“这点中国人真赶不上人家，恭谦礼貌，礼让妇孺，从来没见过插队现象”。汪同提起，太太曾在买菜时不小心跌落了居住证，小店摊贩一路打听送到了他家的别墅门口。

 

但他们两人也异口同声地认为赞比亚人“懒惰”。看管车间的工作中，田宇发现当地工人只要“没人盯着就偷懒”，他将勤劳和懒惰作为划分中国和赞比亚两个民族差异的界限，“（赞比亚）要是能发展起来是个奇迹”。而聘请了超过140位本地工人的汪同，特意买了几本书来研究当地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宗教信仰等，做一名“懂管理，会引导的老板”。

 

这似乎暗合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命题：在前资本主义时期，提高生产效率并非不言自明的工作伦理，积累财富也并非人尽皆然的劳动目标。汪同、田宇和其他众多中国老板和经理，正把“资本主义精神”带入“民风淳朴”的赞比亚。

 

这一过程被一些人视作中国对非洲的“殖民主义”，对此李静君认为，中国至今还没有重复西方殖民主义的核心作为——军事占领、经营特许公司、弘扬宗教、制度移植。不过，透过投资与建设来实现全球扩张野心的中国，正在不断改变国际政经格局。本世纪来，中国资本尤其是国有资本正大举进入非洲，随着“一带一路”计划的推进，这一进程也被加速、扩大。

 

冲突也随之而来。“它们（当地媒体）把国家改名叫 CHAMBIA，说赞比亚要被卖给中国人了,”汪同说，他也部分认同“一带一路”是令非洲国家债台高筑的“陷阱”，“‘走出来’的国企把当地市场开发过度了，掏空了当地政府，把整个赞比亚国家的大型项目都几乎垄断了。政府也有少数的保护措施，但远远不够。比如工程强制分包百分之二十给当地企业。他们几乎等于被剥夺了话语权，没有筹码谈判。”

 

汪同数次用了“将心比心“这个词，他说，自己非常理解赞比亚人“被侵犯”的感觉，很多在非赚钱的华人没有意识到对赞比亚自主经济的伤害。如果要改善当下的状况，汪同认为赞比亚需要有更多的有识之士，“目前还是缺乏一些懂得制定国家战略的智慧团队，不过这说到底还是教育的问题”。汪同认为在赞华企应尽社会责任，他的公司曾为一个贫困地区建设了几间教室。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资本也加重了汪同这般私企老板的压力，“随着‘一带一路‘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政策提出，我们私企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汪同说。“走出去”的是国企，并没有惠及私人企业，大项目都给国企抢去了。截止2018年9月，在赞比亚境内确认考核的“一带一路”项目承接公司只有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尽管生意难做，汪同仍觉得留在赞比亚更为舒适，“在这边我至少是个小老板”。同时，他还觉得自己的视野比困在墙内的大陆人要开阔得多，“在国内只能接触中国的媒体，在这边至少可以看到其它媒体的新闻。”

 

已在兩年多里攒下大概30万元“理想基础资金”的田宇，则计划再攒一年就回国报个夜校进修，“学完我又再回到非洲创业也说不定呢！”偶尔，他也会在华侨群里见到有人询问有哪些慈善机构可以帮助当地人改善生存环境，“但没什么人响应，我只能尽可能对当地同事们友善”。

 

对汪同而言，和当地人“相互尊重再友善一点”就已足够，“至于密切交往还是算了，我不属于非洲，和他们也不在同一屋檐下生活，这就是所谓的国族认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