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2月21日，由演员周冬雨和刘昊然主演的《平原上的火焰》在公映前3天，突然宣布“撒档”。在近年的中国电影行业中，撒档已非什么新鲜事，由主旋律大制作《长津湖》，到《古董局中局》，以至最近《暗杀风暴》等商业制作，都曾一度推迟了上映日期。像《平原上的火焰》，先经历了戏名更改后，有传因为戏中有“劣迹艺人”参与演出而被迫改变上映时间，亦有一说是预售不理想，片商决定推迟上映。但以上说法，如同过去每一部上映前突然撒档的电影，无法证实任何消息的真确性。 审查加码与主旋律独占鳌头 上映状况不稳定阻碍市场自由运转，电影市场亦受到政治风向影响。美中关系紧张，多部原定上映的美国电影未能上映，市场不稳定的源头是很清晰；政府收紧市场自由化，强调党的领导，官方同时亦要掌握紧市场方向，国家干扰市场操作得非常明显。如同在其他领域所有事务的控制权一样，资本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是2021年最常被谈论的话题。 2021年同时是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一点对电影市场的影响，是配合中国国家主题习近平提及的电影“要讲好中国故事”， 官方对电影的态度即认为电影重点作为官方的宣传工作之用：“电影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识。发展和繁荣电影事业，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市场上创造票房纪录是上了新高的。特别在世界疫情蔓延，影响全球电影行业的背景下，中国在农历新年上映的《你好，李焕英》和与国庆假期上映《长津湖》票房创造了新高，在中国单一市场下获取了分别超过50亿的收入。中国官方创造了一种全新供需要求，主旋律制作要成为中国电影主流，只要合乎意识形态，得到官方媒体宣传，加上电影院线丰厚的排片量，就能够获得佳绩。只要看看今年上映的剧情片和纪录片，主旋律电影“一枝独秀”，正反映了高压政治环境与严格的审查制度下，这个国家的电影更加要服从并于政治宣传的这一现实和产业的投机性。 时间回到 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 正式实施，中国当局收紧制作监管，不同于以前先拍后审的做法，所有电影制作经过审批后才可拍摄，未开拍的剧本需经过审查等条例。此外，有很多不成文规定在2017年后出现，比如过去默许电影制作存在中国版本和海外版本的不同，如今要统一版本，电影如海外公映需要先在中国上映等。 在这样的背景下，那些小成本的作品出路逐渐收窄。 中国电影市场虽然膨胀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影市场，每年出产几百部电影，但中国政府收紧放映条件，官方声称要“规范化放映条件”，小成本纳入他们规划之中。以前中小型作品从无缘中国电影院线，除不以在中国上映为目的的中国独立制作电影外，大都要依靠在世界各地大大小小影展和电影曝光。过去，地下电影能够生存在大大小小人民间电影放映中，如今必需要有放映许可，一方面它们看似有机会进入电影市场，另一方面也代表了过去的自由也失去。 过去，小本作品可以在民间创办的电影节上放映。在中国，一线城市发展出的艺术电影联盟与民间举办的电影节，是小型制作的重要出口。但几个重要的民间电影节，2018年前一一被迫停办。此前一些被称为“地下电影”亦即不受官方监管的作品，2017年之后越见越少。 而获得许可、进入电影市场的小本制作，没有大公司投资，亦没有明星参与，强调地方色彩，会选择通过到国际影展上参展，得到曝光机会；它们想投身中国电影市场，需要面对的除了电影审查，还有如何推广市场的问题。 海外、平台，各寻出路 大数据下，电影评分、排片率、票房收入都公开在网络上，实时的票房数据影响一部电影能在戏院上映多久。中国的政策中，每部电影也被安排了上映的时间，必须在上映时间内登上大荧幕。以年初上映，全粤语对白的广州电影《小伟》为例，《小伟》最能反映欠缺大电影公司和戏院支持以下的独立制作的境况。电影在电影院解封后不久上映，在全国排片率上只有0.4%，电影上映前，同样经历戏名更改，上映时间仓猝地定在公开放映前两星期，因而无法宣传。导演在上映初期网上写下拍摄经历，发起组团包场观映活动，试图吸引观众入场，但成效并不显著。 对中小型电影而言，就算能上映，所需要的宣传费用，往往比电影制作成本更要高，对欠缺财力的中小型制作根本难以宣传。根据一位经营中国电影海外发行的负责人A说，像《小伟》这类电影，在电影节上虽然有相当热烈讨论度，需要电影节或得奖来传播，但对普罗观众而言依然很陌生。 我们可以对比官方控制的上映安排，官方对主旋律制作会开绿灯，云集吴京、章子怡、沈腾、徐峥四名大牌《我和我的父辈》，由开机拍攝到制作完成，甚至上映只需要短短兩三个月。相对而言，小本制作完后等待上映的时间就长得多。 “近来在海外电影节放映后的电影，往往需要一年，甚至超过一年的时间才可在中国上映，但因为电影需要在中国先公映，才可在海外公映，时间又会再推后，令电影收回成本更慢。”A强调这些都是不成文的规定，因为有个别例子，如导演胡波的电影《大象席地而坐》并没有在中国上映，但也可以在纽约、伦敦、东京、巴黎等艺术传统院稳固的城市上映。或许值得一提的是，《大象席地而坐》虽然在中国的电影节上映过，但影片至今没有放映的公映证。 “其实中国中小型制作在海外有一定观众客源。”担任发行工作的负责人A再说，“像《大象席地而坐》在日本上映前，已经在影迷圈有相当的讨论，以一部4小时的电影而言，上映时入座率是近年在日本上映的中国电影中，获取较好的成绩。当然因为胡波离去的消息，引起了不少讨论，《大象席地而坐》也只能当个别例子来了解。”例如在日本，能上映的中国電影，都是主流艺术电影圈中比较有名气的作品，如贾樟柯就是少数具知名度中国电影创作者，他每有新作出现时，可很快公映。 亦有电影选择直接走去串流平台，像在2019年法国康城（戛纳）参展的《春江水暖》，在中国各大平台采用PVOD模式进行发行。在院线排片不占优势的中小型制作，走入戏院未必是唯一方法， 在电影节上映后直接到达串流放映，最后归宿爱奇艺，腾讯等平台上。“但这不是坏事。因为客源不多，对大部份制作人来说，这是收回成本最佳的途径。”A 说。 谁在海外定义“中国电影” 另一方面，在政策上，中国并没有配合独立和小本制作的政策落实，中国官方也没有为这些电影的输出，提供任何资助。 在巴黎参与当地中国影展策划的策划人I对我说，相对其他国家推广电影，国家机构不单会资助上映，更主动提供机会、举办影展，例如台湾的文化局。“（中国）官方不是没有在巴黎办过中国电影活动，但选出来的都是主旋律或彷好莱坞的商业制作，观众怎会有兴趣？中小型制作，从没有受惠过。” I說像在12月的巴黎戏院上，中国独立导演郑陆心源所执导的《她房间里的云》正在当地正式上映，作品是电影节得奖作，是艺术片观众才会想看的作品，这是疫情後当地第一部上映的中国独立制作。而电影在上映期间，更获得知名法国影评人Jean-Michel Frodon作演前导读。 由张艺谋丶陈凯歌等第五代电影人，建立以来长久地成为国际艺术电影视野中“中国电影”的代表，到今天中国市场不停扩张下产生更多类型，艺术抑或商业丶都市抑或乡村丶“普通话”或方言制作丶独立或大公司出品丶“作者”或类型电影丶纪录抑或虚构。但我们似乎只看到，一系列高速发展口号，除了官方一而再强调突破的票房和戏院数目外，本应是「五光十色」的电影制作又去了哪儿？对海外观众而言，中国电影当然不会是指《长津湖》或《1921》等具宣传共产党作用的主旋律电影，但中国电影在海外的上映状态，似乎比过去更不乐观。 回到中国本土电影市场，在2021年尾，欠缺美国大制作上映，动画电影《雄狮少年》成为话题和焦点，但它的成绩能否超越同类型《哪咤之魔童降世》一样，还有待观察，而都市爱情喜剧《爱情神话》因为良好的口碑，让这部中型制作，在上映後第二周的上座率不跌反升。在经过市场化又又同时面临收归国有的情况下，2022年的中国电影，会发展成怎样？或需等我们再深入观察，将会形成了怎样的文化生态，还是更走向单一类型的电影上映情况。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