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时，世界就见识了马来西亚华社如何比香港的蓝丝还要蓝丝。当年笔者伴随中大政政系的副教授到访大马怡保市，只消一个午餐时间，就让副教授见识到大马华人如何对中共有莫名赤诚。一名与我们共桌用餐的当地市民，教他一个香港人该如何爱中爱港，斥责反送中运动是外国势力云云。在2019的中国国情大阅兵，和2020下旬中国开始外送抗疫物资时，中国驻马大使馆的官方面书帖文底下，也充满一群对呼喊祖国万岁，感恩戴德的大马网民的留言。 只要接触大马华人够多，类似的事迹会见怪不怪。 同时，当时马来西亚也出现少量敢于逆风表态支持香港的声音。曾经参与本地撑港行动的的笔者深信，哪怕马来西亚的环境再恶劣，也不至于毫无希望。就在刚过去的四月，民间支持香港的公民便自发承办《时代革命》放映会，但亲中人士绝对没有同样的胆量，去为被禁止在戏院上映的中国大外宣电影《长津湖》举办相似的放映会。这些撑港行动多见华裔青年的身影，容易令人联想到年龄层是亲中和疑中或抗中的分水岭。 然而以下的一段小插曲可能会令您有所保留。 友人曾向笔者分享他于中学阶段，和马来语老师的对峙。虽然马来语是大马国语，但许多华裔并不看重加强马来语能力，只求能满足日常沟通的需求即可，友人亦不例外。当老师质问他不将马来语学好如何能在社会立足时，他轻蔑地回应道：“只要Balik China (回去中国)，用华语一样能工作。” 这段往事依稀发生在14年前，那时习近平还不是国家主席，中国还没开始发中华民族复兴梦，也没有一带一路的世界命运共同体的狂想。若说战前的南洋乔工对中国有思乡情结，战时的华侨有民族救亡的焦虑，那么已经落地归根马来西亚超过三代甚至五六代，经过国民教育与国族建设洗礼的现代大马华裔，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大中华情意结，乃至于土生土长的新生代都会有“Balik China”的想法？ 马来西亚华裔的远程民族主义 “Balik China”背后，隐藏着亲中华裔矛盾的心态。 一方面，它是极具贬义的用词，右翼执政党巫统和马来民族主义者常用以羞辱挑战马来至上霸权的华裔，以此主张所有华裔的公民权都是巫裔的“赏赐”，华裔不该再对建国赋予马来人特别地位的社会契约“说三道四”，华裔一般上都对这种大马来史观嗤之以鼻。 从另一面看，华社却愈加热衷于从中国内寻根，无论是家族血脉的还是民族文化的。常见语境中，祖国意味着个人拥有归属感的国家，但大马华裔恰恰选择用祖国来形容另一个国家——中国——虽然他们也不否认自己同时是马来西亚人。如果正面挑战他们的说法，会获得像“难道你百年归土后，要在墓碑刻上“吉隆坡某某花园”而不是你的祖籍地？”之类的答复。 大马华裔之所以能够在以马来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中，守住本身的文化身份，在于建国后成功维持下来的华人社群三大支柱：华语教育，华语媒体，以及华人社团。在大马来主义的制度性歧视面前，它们原是华裔拒绝外在同化压力，向内维持身份认同的防火墙；随着中国崛起的因素出现，这些也成了酝酿大马华裔远程民族主义的温床。有关大马华裔身份认同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之探讨，往往都聚焦在离散民族与文化祖国的历史脉络上琢磨。在今天的局势中，中共如何利用文化的相通性对马来西亚华裔进行红色渗透，将华社的三大支柱转为本身的统战媒介，将会是接下来继续被关注的领域。 按Pew Research 于今年6月发布有关国际对中印象的调查结果，众多接受调查的国家民意普遍负面印象高于正面印象，只有两个国家的对中印象是正面高出负面近一倍的，即新加坡（66% vs 34%）和马来西亚(61% vs 39%)。值得一提的是，被外界看作中国统战“沦陷区”的澳洲，负面印象却是压倒性的86%，而且中方对澳渗透嫌疑早被当作国安问题对待，追溯中共渗透网络的学术研究也已出版。反观马来西亚，迟迟未将中方对其政党、媒体、民间团体甚至学术界的渗透视为严重的国安问题看待。 这形成一个吊诡的局面：人人都知道中国的长手一直都在，却没有人敢公开讨论它。只是一走进民间，就会陆续听见这样的传言：电视台和报界编辑报道不利于中共的新闻后，接获中国大使馆的来电问候；表态支持香港民主运动或台湾主权的从政者，饭局上被点名针对；学术人员被中共官员积极邀请出任政治顾问等。近年最着名的例子，莫过于在2019大马撑港集会前，被要求隆雪华堂报警调查集会者，并要求多个华团发出联合文告谴责集会者的案例。 然而，无论统战攻势再猛烈，亲中与否终究取决于华社的集体意愿与选择。对于关注大马政治的外国人而言，也许他们难以理解，何以在2000年代起高调活跃于民主运动，前仆后继上街示威的大马华裔，能支持违反民主和人权的暴行？同样是遭受体制歧视的少数人口，何以能支持政权对其他同样抗争者实施国家暴力？ 只要更深一层观察，就会发现被统战的大马华裔不仅热爱中国，在政治价值上也受中国大外宣的一连串影响，特别是否定普世价值的存在，反对与美国和其盟友的政治立场：对乌克兰卫国战落井下石，以及在最近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的事件上幸灾乐祸，亲中大马华裔的三观与一般小粉红相去不远。 普世价值从来不是马来西亚人的国族想像 对于上述问题，若回到马来西亚政治情境中探讨，便会获得合理的解释。由于大马的国族建设的工程中，不曾以自由、平等和民主等普世价值打造国族想像，导致马来西亚人的政治参与一直都缺少核心价值所支撑，以致在民主转型上面对挫折时，容易对整个民主制度失去信心。最终，选举沦为数年一度的利益交换游戏。至于捍卫民主宪政、化解种族矛盾，追求多元共存，塑造共同的国族想像等，都不是马来西亚选民最关心的事情。在这样的政治基底下，不难理解何以大马华裔的政治观念那么轻易被中共大外宣的极权主义论述所击破。 反过来说，极权思想的大外宣也已反过来侵蚀马来西亚华社在民主运动的根基。最直接的体现，莫过于华社言论空间逐渐狭窄化的现象。以近期为例，任何议员（主要还是在野党）一旦公开对香港的抗争抑或乌克兰的抗战表示支持，都会遭到本地亲中华裔不同程度的洗版。中国驻马大使馆参赞陈辰，还曾在一场公开的社团活动上批评发起声援香港反送中行动的马来西亚青年“是非不分，自以为理解民主的真谛”，甚至有未经证实的消息表示，曾发生疑似大使馆对本地华团下令对这些活动报警的事件。当支持任何与中共议程有冲突的抗争，会面临本地华裔的反扑时，这将间接导致越来越少从政者敢公开与中共硬碰。据笔者了解，某位民主派的前部长，默默把多年前在社媒上声援香港雨伞运动的旧帖删除；目前某个州属的在野党领袖，只能在私底下的茶局表态不认同新疆集中营；曾留学香港的州议员，在2019年的撑港集会上，低调地带上墨镜和撑伞混迹人群以避免被记者认出。这股寒蝉效应在政坛上不停恶化，政客们自我噤声已为常态。 在这种大环境下，新一华裔更难以逃脱上一代人的思想泥沼；少数投身社会运动的青年，并不足以说明新生代已经催生以普世价值为中心的身份认同。和接受通识教育的香港青年，以及在台湾90年代后催生的天然独世代不同，大马华裔青年缺乏民主教育的熏陶。在政府的义务教育中，有关介绍国家宪政的内容迟迟出现在中六的通识教育（Pengajian Am），也仅停留在粗浅地讲解三权分立，宪法地位和选举程序等，而不曾触碰更深层的政治价值，例如公民自由，民主法治及多元世俗等制度的必要性。 众所周知，马来西亚刚于2018年经历了建国以来首次中央政权的轮替，但由希盟执掌的政府不到两年便在2020年的大马来政治联盟的夺权阴谋下倒台了，随后希盟（所剩下的势力）到今天难以再有撼动国阵的实力。在今年1月起，马来西亚也迎来18岁自动成为选民的历史性政策，但从3月的柔佛州选举的青年票箱而判断，一来18岁到21岁的投票率不高，二来华裔青年也没有热衷于支持代表改革派的希盟。2018以后的政治乱局，让不少新生代认为就算再积极投票换政府，最终也会被不民主的手段推翻，无法改变不满意的现状。 对政治改革失去希望，对民主制度的信心动摇时，使他们都有可能步上上一代人的后尘，转而向往中共的大中华极权主义。毕竟对亲中华裔而言，一边是尝试民主但不停在挫折中打转的马来西亚，一边是不民主但高效率发展的中国，为什么他们要持续将个人认同感投身于一个民主转型遇挫且充斥制度种族歧视的国家，而不是在强大的“祖国”中寻找民族荣誉感？ 永远的灰色地带，百利无一害 就算不亲中，绝大多数大马华裔也不会选择采取反中的立场，最理想的姿态当然是永远保持灰色地带，因为这对他们百利而无一害。从各种工作机会、商团的贸易、留学深造，会馆的侨胞团，到政党的学习交流团，华社与中国的利益瓜葛千丝万缕。口操华语的大马人，如果想要在事业上更上一层楼，相对于台湾及香港，人口更为庞大的中国市场是他们更加向往的出路。 大马90后艺人蔡恩雨，便因在2018年央视节目上称看见天安门广场升旗礼后情不自禁地落泪，并称想在祖国/中国发展，而引起网络一片哗然。然而与此同时，艺人如果被发现曾有批评中共的记录，轻则丢失生意和工作，重则被彻底封杀或取消任何合作关系。作为留洋艺人的Uncle Roger，曾因和另一名反共网红录制节目，而向中国观众道歉，哪怕他的作品大都在英语世界流行。 这也凸显了马来西亚华社在体制边缘化和国家趋向保守下，欠缺实力建立稳固和独立的文化主体，所引发的文化疲弱之问题。不仅让人才出走，也让大马华语文化及市场长期依赖于“进口”中港台的作品。随着今天中共统战的需求增加，以及大马华裔对中国媒体的接收度倍增，中共对大马华社媒体话语权也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除了对本地华语媒体的地下审查，中式社交软件如抖音和小红书也侧面形塑了大马华裔青年的文化样态。眼花缭乱的吃喝玩乐，旅游，娱乐圈的内容，其丰富度都是本地内容无法企及的，这让年轻用户对中国有越来越美好的想像。然而，他们对于这些平台的言论审查所知甚少，乃至于生活用词已被中式新语影响，将政府写成ZF后，也茫然不知其背后带着极权主义对平民审查的意义。 无论大马华社愿不愿意承认，今天的窘态是历史对我们整个族群没有在过去投入足够政治参与的惩罚。自1969年的513种族暴动后，政治暴力成为长期执政的国阵用以恐吓华社的梦魇。身为执政联盟成员的马华公会，直到近年仍继续在选举中推出《要稳定不要乱》，《稳定前进》等标语。稳定的潜台词，其一当然是在召唤华社对种族暴动的恐惧，其二则是在华社集体意识里老树盘根的，一种逃离政治的生存模式，呼吁华社把和政治交给马华公会去代理，就能过上不过问政事便能安居乐业的日子。虽然这现象自2008年萌发的大马民主转型潮起已有所改善，但毕竟来得太迟，大马华社的民主意识根本不足以抵挡极权主义手上魔笛的媚音。 大马青年对本土民主运动的态度，也将决定他们对中国的态度。对于外国的民主抗争，抑或华语世界民主运动的关心，除了处于对普世价值的共同信念上，当中也包括了参照外国经验以在本土自强自立的企图。也许每次国际上发生与中共的冲突，都是催生新世代与旧世代价值取向的异质之契机。 从雨伞运动、反送中、甚至是泰国学运和乌克兰卫国战争，都能轻易观察到，华裔青年出现比较多声援民主和反极权的激进声音，而尾随而来的都是中年人对他们的冷嘲热讽。当然这不仅局限于国际议题，除非是炮火对准大家都鄙视的政府，否则中生代一般上对青年学运的斗争都是抱着相似的态度。对于学生争取服仪自由，他们认为这是不尊重社会伦理；对于争取疫情间线上考试，就指责青年已被娇生惯养。每次的分歧，会让作为少数中之少数的华裔民主派，更加于之面自己的窘境：对外有友族的不理解和国家的歧视，对内有来自华裔同胞的围堵，往下看见公民社会土壤之贫瘠，往上望则有遥不可及的民主理想。或许每一个分歧，也是激发年轻世代做出不同价值选择的契机。 随着马来西亚全国大选将在一年里进行，华裔青年是否愿意站出来扫除政治冷感，延续民主改革的热诚，将是接下来的重点。 电影《天空之城》里的一首短诗，恰好对大马华裔的游离状态的回应：“根要扎在泥土里，和风一起生存， 跟竹子一同过冬，与鸟儿一块歌颂春天……只要离开土地，就没办法生存。”再炽热美好的梦，总有梦醒时分，终须直面现实。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