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加利亚中餐馆的浙江老板:也曾持刀战黑帮,也曾对簿公堂

80后浙江青田人周达,迁居保加利亚20载,也干了20年中餐馆。他和当地黑帮干架,也和当地州长喝咖啡。他觉得祖国和生母一样,不亲,但割舍不下。
撰文 | 调反唱唱
09/28/2020
本文共4250字,阅读时间约7分钟

3月8日,保加利亚首次确诊四名新冠肺炎病患。保加利亚虽是欧洲最晚受病毒波及的国家之一,但疫情威势不减,生活在首都索菲亚的华侨周达,不得不暂时关闭经营的中餐厅。

 

那会,中国疫情偃旗息鼓、国际疫情爆发,网络舆论开始聚焦境外输入,彰显制度自信的同时批评国外“抄作业都不会”。一边是疫情越发严峻,一边是母国逐渐复工,华侨们心里的天平开始倾斜。


3月13日,保加利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三日后,中国使馆公告提醒旅保华人注意防范。微信群的老乡吆喝大家回国:“还是中国最安全”;“我们包机回家吧”;“要死也要回去和父母待在一起”……


周达对此视若罔闻。2月国内疫情严峻时,周达寄了两批防护用品给青田老家亲人,无人认领。自认在老家“人缘不好”的周达说,“留在这我知道是危险的,可我也不想回去面对亲人的冷漠”。

 

索非亚 (图:Unsplash / Alexandr Bormotin)

 

每两个青田人就有一个是侨民

1982年,周达出生在青田。青田是浙江省丽水市下辖的县,紧邻温州。据《青田县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青田户籍人口56万,而2015年侨情调查显示,青田的华侨近28万,也就是一半的青田人都旅居海外,遍布120多个国家,超九成定居欧洲。3月初,8名华侨——餐厅老板夫妻和6位员工——从意大利逃回青田,让这座小城闯进公众视线。


这座侨乡透着普通县城鲜有的全球化气息——欧式建筑、咖啡和西餐交织成异域风味。县内31座桥中的21座桥头,都刻着华侨的名字。


周家的生命史是青田社会史的缩影。周家世代农民,80年代一场大旱后土地荒废。周父改做木工,母亲开了间杂货小铺。周达在五兄弟姐妹里排老幺,上世纪末,五兄妹就全部成为“海外人员”。


第一个出去的是大哥。93年苏东剧变,渐兴的市场经济带来商机,大哥取道俄罗斯偷渡捷克“讨生活”。次年大姐踏上相似旅程,但她走遍欧洲,98年才在保加利亚定居,开了两间餐馆。第二年,她把妹妹弟弟带了出来。

 
那个弟弟就是周达。他幼年就浸淫在口耳相传、神乎其神的华侨故事里,“他们带回国的纸币重到需要请人挑。随便施舍一位亲友,就可以改变那个人的命运”。初中毕业,周达跟着出去 打工后“穿着时髦”的小学同学坐上绿皮火车,到山西的小作坊做蛋糕。他是童工,一天干12小时,一个月100多块钱,一干就是两年。


失联多年的大姐来电,说在保加利亚赚的是小作坊好几倍,周达心里的华侨传说复活了。他没听过这个国家,“只要听说哪里好赚钱,我就会记在心上,没有办法考证,也没有选择的权利”。


1999年12月15日——这日子他记得很牢——17岁的周达到了保加利亚。和大哥大姐不同,他到保加利亚走合法手续,但达成方式却非法,俗称“半公半私”。他拿着国内一家假装有国际贸易的空壳公司开的工作证明,向浙江政府申请签证——80年代后期东欧国门大开,社会主义国家间互相免签。《青田华侨史》记载,上世纪最末两年,拿这种签证输出东欧前社会主义国的“青田劳工”多达10301人。周就是那万分之一。


抵埗次日,周达就在大姐的餐厅当厨师。这个对他而言没得选的选择,一干就20年。六年厨工,到经营自己的餐馆,周达在保加利亚的中餐馆迎来成年、初恋、婚姻与下一代。

(作者提供)

 

母国不亲,但割舍不下

2017年的东欧之旅中,我认识了周达。我在保国移民局办签证延期时遇到困难,周达正在局里为中国劳工有偿代办业务。他帮我填了保语表格,没收钱,还邀我次日去他餐馆吃饭。


他的快餐店叫米饭先生(Mr. Rice),位于市中心,我1点到时,选菜还要排队。他把鱼香茄子和红烧排骨盛进我的盘子,又加了一大勺蔬菜炒饭——萝卜、豆芽、青豆、鸡蛋,让人想起扬州炒饭,可配料又不同。周达解释,“中国人吃不惯这个,但是保加利亚人很爱吃,这是店里销量最高的一道”。


保加利亚和浙江差不多大,但人口仅700万,不到浙江八分之一。周达的餐馆临近东正教堂、犹太教堂、天主教堂和清真寺,四个宗教恩怨纠缠,而四座圣殿间直线距离不超150米。对周达而言,保加利亚人是极其包容、尊重外来文化的民族。没人逼他做不喜欢的事,自己过得很“嚣张”。


想起回国那些揪着他出示身份证的袖章大妈,他觉得自己“活得像只老鼠”。出来20年,周达只回过五次国,更准确地说,回青田。对他来说,家国的模样等于他的青田往事。他是计生制度外的超生儿,没户籍,生来没土地。他初中拿到农村户籍,想去城市上学要多交三倍代培费,几百块不多,却是家里一年收入。在家被父母家暴,在校被同学霸凌。快成年时,他作为潜在兵源,缴了义务兵役费。然后,他就出国了。


说起这些,不难从周达言辞里察觉到愤懑,但他也清楚自己可能是个特例,“我也知道家乡人不能代表中国,我偶尔做做导游,也接触到很多中国官方访问团,让我感受到了一些不一样的存在,可是那跟我有多大关系?他们只是在偶尔的那么一瞬间出现在我的视线里,甚至都不能出现在我的生活里”。


但对周达而言,母国和生母一样,是无法凭主观意愿割舍的联系。“这块土地对我的牵连,在我死之前都不能给自己下定义。中国就像我的肉身父母。他们跟我不太亲,所以我没有在父母身边呆着,也感受不到太多的温暖。但我得有父母,否则我就成孤儿,他们在那儿我就会觉得心安。”

 

(作者提供)

 

又是“番人”,又是“臭中国佬”

和当地的华人交往,周达也自认“很失败”。索菲亚的华人大概只有100多,华人团体却名目繁多,“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中国商会”、“中国妇女联合会”、“一带一路全国联合会”等,成员来去就那几个,活动大体“形式大于内容”。周达无事不登三宝殿,很少与他们打交道,“都是一些成功的生意人,他们和官员攀关系,从中牟取利益。大使馆的人也不作为,有事情就让这些生意人替他们做”。


年轻时周达非常另类,“下班就泡吧,我还给自己买了一辆车,那时候打工仔有车是不可思议的”。不熟悉他的华人都认为他“不老实”,害怕与他走近。久而久之,他们背地说周达只和保加利亚人玩,是“番人”。


但他也会和保加利亚人兵刃相见。曾因对方无礼,提菜刀冲到黑社会老大店前;曾在大街指着对方鼻子骂“保加利亚没有主权,是小三生的儿子”;也曾因一句“臭中国佬”,而以种族歧视与人对簿公堂。现在,褪去年轻气盛的周达认为,无论保加利亚人还是中国人,都该放下成见,开放对话。“如果有人说保加利亚不好,我会试图告诉他,其实还不错。如果有人说中国不好,我会试图告诉他,其实你知道的不一定是真相。”


周达和保加利亚人最亲密的接触,发生在抵埗第5年。他22岁,与一位学口腔医学的本地大学生交往,在当地,牙医可以和上等人画等号。那是他的初恋,他想过结婚,以为爱上了就是一辈子。一年圣诞,女孩母亲去他俩的合租房,客气地问“中国有没有彩色电视?中国有进口汽车吗?”周达当时对她的闭塞迷惑不解,后来反应过来,对方也许只是想奚落他。恋情没走到最后,女孩去了美国,她故乡的异客周达只能自嘲“我就是个没文化的底层,一辈子可能都是开餐馆的”。


中餐馆在保加利亚经历了慢慢被接受的过程。周抵埗那年,当地对中餐厅普遍评价是“脏乱差”——厨子穿着爆炒油烟味的衣服,常在交通工具上被嫌弃。2007年,一老牌中餐厅被曝卫生条件极差,厨师一人兼顾7个锅,地上全是淤泥。之后政府扫荡了不合卫生条件的中餐厅,周达时运不济,他的餐厅开张半年就被迫关张。08年经济危机,周达估摸又有近三成中餐馆在其后三年倒闭。


2014年周达买下现在这家餐厅,把原先花在招厨师的钱用于精装修,60万人民币打造了“索菲亚最豪华中餐厅”美名。变革成功了,其他中餐厅亦步亦趋,“脏乱差”形象渐渐消弭。但保加利亚人对中国人的成见却需要更长时间转变。


一纸护照背后的身份纠葛

失败的初恋,让周达意识到自己无法忽略亲密关系中的文化差异,他想找中国女孩结婚。09年,周达回老家相亲。对方也是青田人,无业、不会家务,可长相“讨人喜欢”,一年后他们步入婚姻殿堂。


这段婚姻只持续了一年。在周达口中,前妻“懒,只会花钱”,喜欢宅家打国际电话,一个月话费1000多欧,每两三个月就要去他国旅游。前妻也诸多不满,曾怀疑他出轨。互不信任带来频繁争吵,矛盾逐步升温,一次吵到“歇斯底里”,周达拿菜刀朝自己胸口插了进去。“我以为可以解脱了,不曾想这才是耻辱的开始。大使馆和新华社都来看过我,第二天就上了保加利亚的报纸。”他的自杀、离婚传遍华人圈,昔日影形不离的朋友说他是“出轨的烂人”。“我现在心很痛”,他声音有些颤抖,“其实我做人不坏的,签离婚协议的时候,我给了前妻130万,想着分开了也不要做仇人”。


2015年周达再婚,太太在大学任中文教师,也是华人。他们有个两岁多的孩子。“我俨然已经是一个顾家好男人,过着庸庸碌碌的日子。孩子给了我很多养分,好像重新梳理了一遍我的童年。”


在这里的头十几年,周达和多数华侨一样,没考虑过入籍,觉得放弃护照就是背叛祖国。一纸护照背后纠葛着身份认同。


侨居20年,归属感对他来说仍旧奢侈。前段时间一个保加利亚孩子写网文讽刺中国,看不过眼的周达试图留言澄清不实言论,引来保加利亚人围攻,他们觉得那些描述恰如其分。那个瞬间,周达领悟到就更深层的思维方式而言他仍是外人。又如他自认和索菲亚州长关系不错,曾去对方办公室喝咖啡,气氛和美。可突然进来的保加利亚人打破了他的幻想,州长和对方聊得轻松深入,甚至开起玩笑。“他们就有聊不完的话题,可以越来越亲切,而我们永远都有距离。”20年青春、一口流利保语,抹不掉我者和他者的壁垒。 


但随着成家生子,他打算今年入籍。这不仅能给他的当地生活更多便利,也为了下一代更好地融入。“心中有中国,何必在乎一本护照”,他认为“抛弃祖国”是断章取义,入籍的华人反能参与到当地更高的阶层,得到更准确的信息,影响更多人,为祖国做更有意义的事。


这是全球化时代的趋势——母国加强与海外移民的凝聚力,影响海外移民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中作出更符合母国利益的行动。提出“文明冲突论”的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指出,“移民社群得到祖国政府更大的重视, 也就更热心于为祖国作贡献。”双重身份的微妙平衡通常只是岁月静好时的美好愿望,政治经济利益冲突却往往成为忠诚的试金石。


但周达不在意这些宏观到似与己无关的国际关系,对未来,他不抱什么理想主义信念。对类似“一带一路”这样的事,他觉得与己无关。他只希望,儿子不会因黄皮肤、黑头发被排斥,比自己更融入保加利亚,有更多选择未来的权利和自由。

 

疫情持续至今,他走上保加利亚街头给流浪汉送口罩,却没有拖家带口回中国。在他心里,中国不是“大不了就回去”的避难所,而是“回不去了”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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