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港督彭定康曾经称赞，与其共事的香港公务员是世上最优秀的团队。三名年轻的公务员没有经历过与彭定康共事的日子，却走过了香港近年最大的政治风波。“政治中立”写在他们的工作原则中，而如今他们面对着宣誓要求，要求“效忠”香港政府。从反修例运动到公务员宣誓，他们面对的挣扎是“中立”与“忠诚”，那些内心价值取向不同的公务员，有人选择离开，有人选择妥协。 辞职那一刻，如释重负重获自由 李进成走出上司的办公室，轻呼一口气，步伐轻盈地走回自己的办公桌。他桌上的计算机屏幕被堆积如山的文件包围，如果他只能说自己的雇主的一个缺点，那他会说：“21世纪了，居然还要将电邮打印出来存档。”幸好，桌上的文件很快便将与他无关。 2020年，疫情阴霾笼罩全球，重挫各地经济，香港也不例外。在人人害怕失业之际，李进成却放弃了多数港人眼中的“铁饭碗”，辞去公务员工作。“（交辞职信）那一刻是如释重负，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感觉。”他解释自己辞职的原因有很多，包括兴趣、志向等，但政治压力必定是其中之一。“其实在任何企业工作也一样，如果你和公司的理念是南辕北辙，那你也很难长久为此公司工作。” 这一年是他在港府工作的第三年。 在李进成辞职前的数个月，即2019年11月，时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智光在立法会响应议员提问时表示，港府正着手研究公务员宣誓，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政府。过去，只有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须要宣誓。罗智光于去年4月被撤换，消息指北京不满他未有强硬应对公务员参与2019年反对修订逃犯条例运动。 “你们今次到来完全没有违反政治中立，”2019年8月2日，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在名为“公仆仝人，与民同行”的声援示威者的公务员集会中发言说，“我们是向体制忠诚，向制度忠诚，向维护核心价值、整个社会忠诚，向我们的市民忠诚。”这次集会是香港反修例运动的重要一幕，主办单位称有4万人参与，参与者来自不同的政府部门。香港警方则指有约1.3万人参与。 李进成是其中一人。 在集会前一天，港府发表声明，引用《公务员守则》内容，要求“公务员必须保持政治中立”，并且“必须对在任的行政长官及政府完全忠诚”，更强调会严肃跟进公务员的违规情况。当晚，下定决心要出席集会的李进成匿名接受了一名记者的访问。他忆述该记者当时问他会否害怕被秋后算账，“我大约回答：‘我已经作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是被解雇’。” 在这场历时超过半年的反修例运动中，素来沉默的公务员没有缺席。不少公务员参与联署、罢工、集会，反对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订，截至2020年2月，至少有43名公务员在运动中被捕，而公务员亦因而被认为成为北京整顿的目标。“严格来说我没有罢工，只是请假。”李进成笑着说。他在大学时期曾参与2014年的雨伞运动，在运动后和许多香港人一样经历了一阵政治冷感的日子，更在毕业后一年多便加入政府，曾经以为将从此安安稳稳地过活。 不过，事与愿违。“每次去游行前，都会问自己，是为了心中的公义发声，还是忍气吞声地享受高薪厚职？”李进成选择后者，“那段日子其实很压抑，周末参与反对政府的游行，隔天便要回政府大楼办公。”但他强调，无论是自己，抑或身边政治立场不明的同事，都没有因社会事件而影响工作，一切如常，“我不知这是好是坏，但我想这可能也是政治中立的一种体现。” “政治中立是大至影响全社会的政策，小至如街道卫生等地区事务，都是以公众利益为依归，而非为了一己的私利，”谈到自己所认知的政治中立时，李进成说，“但面对政权强而有力的压制，我自己也没有信心能坚守这种价值。”结果，港府研究的公务员宣誓措施尚未公布，李进成便已辞职。这一年，和他一起辞职的公务员还有1570人，为近年新高。 为了人工，无可奈何也要签 “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钱钟书的这句话，用来形容今天的公务员也颇为合适。和李进成年纪相若的胡德明在社会打滚了数年，数月前正式成为公务员，任职于某专业职系。这个职系的公务员一般具有专业资格，例如医生、会计师、工程师等。“我是温和民主派，”他形容自己的立场时说，“即是公民党那种，专业一点，是吧？” 胡德明之所以成为公务员，他不讳言说出三个原因：高薪、稳定及轻松，“特别是现在的市道很低迷，私人市场减薪或裁员的风险都较大。”作为近18万人的雇主，港府开出的高薪不只为了养廉，更是重要的维稳手段。根据香港网上求职平台发表的《2020年大专生就业状况调查报告》，2020年大专毕业生的入职平均月薪约为1.6万港元，而仅要求学士学历、无需工作经验及专业技能的行政主任、贸易主任等多个政府职位的起薪点，已超过3万港元。胡德明以自己的年资为例，成为公务员的薪金，较私人市场的相近职位高出几成。 2020年7月，港府要求该月1日或以后入职的公务员签署宣誓声明。胡德明是其中之一。 事实上，与李进成一样，胡德明过去亦有参与反修例运动，而且比许多香港人还要早。2019年4月28日，民间人权阵线举行第二次反修例游行。胡德明出席了，亦有呼吁朋友出席，但当时公众的反应较为冷淡。根据主办单位的数据，该次游行共有约13万人参与。及后到6月9日的第三次反修例游行，主办单位则表示有一百万人参与。身处其中的胡德明至今难以忘怀当时的景况，“很难得看见这么多香港人一致地表达要求。” 面对这份宣誓声明，胡德明并非毫无犹豫，也考虑了一段时间。他最忧虑的是，从港区《国安法》到今次的宣誓声明，内容同样不清晰，既不知道怎样才会违反，亦不知道违反的后果，“无形之中有一条红线。” “你当然可以选择不签，不过就入不到职。”胡德明说罢笑了数声，“这张声明的字眼比较温和。其实政府要针对公务员做任何行动，即使不靠这张声明都有办法，这张声明只是给它一个更简易的工具。”据他展示的声明纸，誓词要求公务员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以及对政府负责，未有指明要效忠个别人士。 新入职公务员开始宣誓的这一个月，也是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的第一个月。“我们在香港生活，已经有国安法了，不论在政府或私人企业，言论自由已受限制，”胡德明解释自己决定签署声明的原因，“现时这个环境，为了人工，无可奈何也要签。” 那你将来还会出席反对政府的活动吗？对此，胡德明欲言又止。 “暂时无先例可寻，大家都会比较沉默，也怕做第一个，”他说，“我会看看有没有公务员因而被处罚，暂时不会去，持观望的态度。” 胡德明认知的政治中立，是“无论你的政治立场是怎样，你都会按本子办事，不会对待不同立场的人有不同机制”。他说，自己不像警察般，只针对政治立场行事，“我觉得我今日还能够做到政治中立，工作上也没有接触到政治纠纷。” 而胡德明目前的人生目标是“赚够钱就移民，可能要5至10年。” 你觉得自己是为钱低头吗？是 张永迪比李进成、胡德明还要年轻，但他的公务员年资最长。他在大学毕业后不久便加入政府，今年已是第4个年头。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去年12月18日带领各部门首长宣誓之后，政府于今年1月把宣誓要求扩大至所有公务员。接受访问当日，张永迪刚刚收到部门人事部电邮发出的宣誓声明。他说，除了这个电邮外，没有任何人向他进一步解释。 “我已经签了，一收到就签，没有考虑，因为你不签的后果是被解雇，”张永迪说，“但我的忠诚度依然是零。”他表示，自己第一次听到宣誓的消息时也有很大反应，觉得这个要求很过份，但到今天已没有太大感受，“政府就是要透过誓言令你不能够自由地表达意见。” 即使已经是公务员，张永迪仍然投身于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参与多场合法集会。但在运动后期，多次集会、游行的申请均被警方拒绝，张永迪亦鲜有参与。他指这场运动令他感到香港已经“玩完”，最触动自己的是“警察滥用暴力”的问题。 年轻人加入政府，或多或少有点抱负，希望令社会、制度变得更好。“加入政府不可能改变制度，”张永迪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只是机器入面的小螺丝，并且会被很多工作的制肘及规范磨灭。”他举例指，简单至一份文件的用字，上级都会指示你按照惯例去写，“这里不鼓励你做创新的事，大家只求平平安安地过日子，不会冒险做新事。”但他补充，自己认识的同事，特别是年轻一辈，都是做实事的人。 就在政府宣布所有公务员均需签署宣誓声明后不久，曾经举行反修例公务员集会的新公务员工会亦于1月16日宣布解散。张永迪不是工会成员，但认为工会的做法明智，因为政府会用不同理由搜查各个组织，新公务员工会的会员将面临极大风险。 在政府工作了数年，张永迪予人看透世情的感觉，又或是已向现实低头。“政治理念虽然是我所向往，但我想实际一点，赚多一点钱，”他说，“除非我的工作要因为政治决定，做一些违背良心、极不公义的事，我不敢说那时我一定会怎样做，但很大可能会辞职。”过去多年，张永迪主要负责行政相关工作。 香港公务员实行轮岗制，不同岗位的职员可能隔一段时间会互相调动，有可能会参与到区议会、立法会选举的工作中。问他，如果你将来成为选举主任，你会如同2019年11月的区议会选举的一些选举主任所决策的一样，按政治立场取消参选人的资格吗？张永迪犹豫了一下，“如果我仍要在这个制度往上爬，我会昧着良心做，除非我已达到财务自由，我才会考虑辞职。”身边有同事已经打算移民，张永迪指自己暂时未有此打算。 “我理解的政治中立是，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政见，但向市民提供的服务不会因政见而有区别，政见不会影响我们的专业，”张永迪说，“政权要求的政治中立，是忠心的忠。政治中立就是对政府忠心。” 你觉得自己是为钱低头吗？“是，坦白承认。”他和记者相视而笑。 被纳税人的钱养活，为市民服务的公务员团体，当中有不少人加入时也有过一些服务大众的理想。而从世俗的眼光来看，公务员职位高薪厚职，又吸引着不少的求职者。本来的“政治中立”原则之上，如今加上了一条需要效忠特区政府，与有些人的理念背道而驰，因而有些人选择离开，也有些人勉强留下，但同时也有人前赴后继地涌进来。这支曾经属于香港人的专业团队，未来又会属于谁呢？ 为保护受访者，李进成、胡德基、张永迪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