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香港政府发表《施政报告》及《财政预算案》，展示政府如何规划香港社会的未来。伴随社会发展，旧区重建往往回赶走庶民生活圈，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也无法幸免，新界农地被征收成创科园区，郊野公园绿化带、填海造地也成为政府积极解决土地需求的“药方”。香港长期公民社会的积淀，历年来社会民间都会在规划问题上发声，提出见解、方案，据理力争。 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就关心的各样社会、经济、文化保育贯献力量，在官方论述以外提出基于数据研究或口述历史的见解，令市民大众对自己身处的城市多一份理解。香港过去有着稳健的民间研究基础，但是在港区国安法出台后，各民间团体研究、倡议关心的社会议题，随时面临建制爱国阵营指控违反国安法。政府一锤定音下，是否还容得下民间的理性声音呢？ 窄路之中不忘初心。2014年注册为非牟利团体的“本土研究社”一直研究港府近年陆续出台的发展规划、愿景，以科学理性研究指出种种规划背后，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从港府以铁路为本的房屋规划、气候变化、市区重建、填海造地、一一拆解“要发展必须有所牺牲”的迷思。 “对一些民间团体来说近年就是有点迷失，政府从姿态上刻意忽视，到程序上建立出可以不听民间意见的权力，民间团体要重新定位自己。我们关心的其实是透过立足于研究基础的事实上，令社会有足够的理解，像病识感一样意识到：原来这是一个问题，如此形成动力推动议题，政府如何考虑意见，其实是后话。”本土研究社成员陈剑青说。 除了陈剑青外，来自大陆东北的Audrey也是本土研究社其中一位义工，透过实地考察、研究及艺术创作，为消失中的香港留存纪录。“个体户”民间研究者袁智仁（原人）到各区收集口述历史，已消失的旧区商贩，烟没的新界乡村，他都从中收集到香港庶民历史不为人知的有趣一面。 “完善”后的香港 城市脉搏仍在 “如果一个城市的公共领域只有政府一种观察和看法，久而久之民智会退化。”陈剑青如是说。 “本土研究社”由一群全职研究员及义工支持运作，每人本身对研究有兴趣，撰写及发布各类研究报告、文章和著作。他们走出学院象牙塔，相信知识成果来自民间，也不一定只能在学术圈子流传。又因此陈剑青自言本土研究社并不像民间一般“压力团体”（Interest Group），以争取推动政策改变为本，并不组织政策游说（Lobbying）和游行。 十年来，“本土研究社”涉猎研究广阔。兴建“纳米楼”成为趋势，港人为置业只能买实用面积低于200平方米的房子，他们研究统计，发现2010到19年，有8,550个纳米房、96个楼盘推出市场，每8个一手房就有一间“纳米”房。研究者的呼吁下，最终迫使政府推出纳米楼定义，并陆续推出政策限制新楼盘单位的最低平方米。 政府常言要加强土地供应，解决港人置业难，“地少人多”的情况下要进行旧区拆迁重建、甚至香港引以为傲的郊野公园绿化带也要用来建屋。他们则深入研究广泛遍布新界的“棕地”（一般指位于新界乡郊的农地，相对平坦及较容易到达，主要用作露天贮物、工业工场、物流作业、回收场等），建立首个棕地资料库，提出收回棕土，丰富香港土地发展的面向，也是为了打破香港地少人多的“迷思”。 “本身我们对研究这件事有兴趣，我们会做研究的乐趣是来自于测试一些东西，去构思一些东西，然后实际地去感受。研究本身是可以产生动力的，比起一般民间的压力团体，他们以政策能不能改动作为他们的动力。我们的全职研究员以及义工一起就大家关注的课题研究，制定研究策略，构思问题，包括短期一些政策回应，长期的法例研究，其实都会兼顾。” 陈剑青觉得，研究本身就是一种这样的事，它是一种能力，让人想办法观察问题，从中找到出路。《港区国安法》出台后，民间团体、普罗大众动辄负上违法风险，政府也摆出更强硬姿态，对民间研究、意见置若罔闻。然而他觉得，社会“完善”了，城市也一直变化，这种变化甚至比以前更动荡，更前所未见。 “如果这个城市仍有脉搏的话，其实你仍然需要有人去把脉，或者是延续脉搏，因为你关心的地方仍然有脉搏，过往很难想像到原来香港可以有一天，终于不用玩‘地产霸权’游戏。” 施政报告背后的尴尬：香港独特性渐渐消失 今年香港特首李家超发表《施政报告》时指出“北部都会区”规划是未来香港房屋供应重镇，该规划可提供3000多公顷土地，预计10年内能发展当中1400公顷土地，提供逾50万个住宅单位。“北部都会区”预计造价3万亿港币，政府预算出资1万亿，但现时财政储备只有6000多亿。同时疫情复常之后，香港经济复苏不似预期，2022年至今，政府土地拍卖流标数目已超过之前7年的总和；今年6幅土地因地产商出价不及卖方底价而收回，导致政府卖地收入按年大跌4成，财赤增至接近1400亿港元。 “香港现在是一个非常动态的环境，步入后增长年代的香港，整个城市本身的游戏方程式不同了。以前透过卖地的收益，然后再兴建大型基建赚取收益，这种玩法现在是慢慢失效，这并非一时纯粹的经济周期问题，而是牵涉结构性的城市命运。这些是一个很重大的议题，但政府官员仍然以婴儿潮思维应对，看不见现在东亚很多城市人口慢慢下跌，年轻人追求生活不像上一代。” “其中最主要的变化就是香港独特性的消失。政府愿景打造香港‘南金融，北创科’产业模式，本来过往香港可以透过边界发展去获得边界特殊性底下的一些回报，因为中港之间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似乎可以取两地之长共同发展，她具备一个有益于也有别于大陆不同城市的假设。但是当香港独特性渐渐消失，两地再无明显分别，其实也不一定要来香港搞创科。再者香港变，大湾区其他城市也在变，也要竞争发展经济，北部都会区既要投放大量资源，又要十年甚至二十年才有可能见到回报，那就不是政府以大型发展规划推动基建，以卖地推动库房收益的问题，而是整个城市未来经济上、社会上的问题。” 大量投放基建对政府来说除了赚钱外，更重要是借基建规划描画未来香港仍旧繁荣、保持增长的“图像”。陈剑青指，大到“明日大屿”、“北部都会区”，小至规划在港岛和九龙的“核心商业区”，都是用来吸引资金，建立信心面向整个社会和世界。 然而陈剑青也补充道，《施政报告》指出将成立“大型发展项目融资办公室”，侧面印证政府在数年间推出“明日大屿愿景”（政府初步估价为6,240亿港元）、“北部都会区”等大型规划后，意识到必须审慎计算长远财政影响。而2020年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发布《明日大屿对香港财政的影响分析》，推算政府2019年至2042年的财政状况，结果显示政府出現结构性财赤，库房可能于2032年耗尽储备，2042年有可能负债达14万亿元。 “政府在卖地、印花税等收益一直占库房收入三成，但收入现在是大规模下跌。换言之，当下香港城市规划的困局是未来很多愿景，现在却寸步难行。从整体城市未来的角度，这个公共财政事务其实牵涉到一个巨大财政缺口，不知道怎么填补。再者香港现时管治模式也吸纳不到一些有能力对应到长远未来问题的思维。” 00后大陆女生的香港未来 00后Audrey在18岁那年来港读书，18岁到23岁至今她一直在香港生活，探访过很多民间团体、独立文艺书店；刚刚开始了解大学内的学生自治团体却转瞬迎来巨变，目睹中大的“民主女神像”消失，学生自治组织被严厉打压。现在她从事艺术录像与纪录片创作，有时在“本土研究社”当义工，到新界乡郊实地考察。 一开始她对香港也没有很多认知。她在大学普通话辩论队认识到一个特立独行的女生，对方毅然由法律系转系到文化研究，也投入到纪录片圈子去，拍下很多香港的庶民风景。Audrey受其影响，加上2019年爆发反修例运动，辩论队内部封闭的圈子与讨论气氛让她不自在，渐渐她远离了大学里内地生的圈子。 访问当日她提到，刚好那天她母亲发来照片，说东北老家下了今年第一场雪。与白雪漫天不同，她心目中的东北一直是灰蒙蒙的。“你有看过胡波《大象席地而坐》吗？电影就在我老家拍摄，那种灰暗的色调就是我对老家的印象。她没有生气，灰蒙灰蒙的，很老化的城市，让人透不过气。” 那么香港的印象又是怎样？“我会想到她好像一片森林，之后很多人去砍树，但是又有很多新的植物从地底慢慢探出头来。又可能都会像一杯鸡尾酒，每一口体验甜酸苦辣，又或者像一面墙，曾经写满了字画，反覆有人涂抹又有人重新写上。对于东北老家，我很清楚我并不属于那里，对于香港，我则慢慢找到归属感。” 人一清醒就会痛苦 最近Audrey的母亲来港旅游，她无法免俗要陪母亲到尖沙咀海港城、K11等大商场购物，但也从中让她观察到疫情复常后，香港的晚间消费及娱乐生态变了很多。商场店铺真的比以前早了很多关门，她说刚好本土研究社的朋友反其道而行之研究“早市经济”，就拍下影片，帮忙剪辑一条IG Reel，在政府提倡“夜缤纷”以外，早市经济的可行性。 深度硬核的影片没人看，像这种轻松的内容，反而很多人留意，Audrey笑说。 “母亲眼中的香港跟很多一样，都喜欢中环那边的高楼大厦，我则喜欢出海考察，到乡村逛逛，喜欢在大街小巷散步，那里常常有意外惊喜，像涂鸦、不知是谁贴上的贴纸，还有庶民生活气息。她听完只是问我出海时有没有看过海豚。之后和她去澳门，她嫌弃澳门的海不漂亮，我便趁机讲讲填海造地如何破坏生态；又推介她听My Little Airport的歌曲。我尝试改变她的游客视点，但整体来说是不舒服的，因为她不明白，也没问为什么。她觉得My Little Airport的歌挺好，我说，你回去后就听不到了，她只是喔了一声。” 跟随“本土研究社”考察新界乡村期间，有一幕景像让她相当难忘。在邻近深圳盐田港的吉澳村，沙滩上堆满随水流由盐田港飘来的垃圾；到了晚上，盐田那边高楼大厦的光源猛烈，照亮整条吉澳村，难以入眠，所以不少村民都搬走了。 她突然记起自己几年前曾在深圳小住过，时位转移，她觉得几年前来自深圳的光污染和垃圾，她也有份造成。“这种反差感真的令我沉思很久，但是清醒的人总是痛苦的。” 说好不止一种香港故事 在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学院一隅的办公室内，保育人士袁智仁（原人）拿出几本有关沙头角旧乡村谷埔村的刊物《谷报》，他不时看着电脑屏幕，正等候移民海外的谷埔村民答覆他研究村落历史时发现的疑问。由乡郊保育办公室赞助、理工大学设计学院主办的谷埔村口述历史、图像纪录计划，是原人近期专注研究的方向。 已婚、育有一子的他现在也不时带着儿子一起逛新界不少乡村，从自然环境、村落建筑、村民生聚掌故，他都能如数家珍地分享给人。除了新界的乡村，他亦研究和收集香港城市的旧唐楼建筑、小贩商圈的历史，近十年来只要媒体报道香港保育议题，必定找他视察和评论。自从2007年他建设网站“活在观塘”，跟进当年全港规模最大（涉1000多个业权、影响5000多名街坊）、政府重建观塘市中心的规划后，他便一直以个人身份收集大小各区的庶民生活历史，指出其价值，并非如政府重建市区时打出“发展必须有所牺牲”的论述。 “为什么想研究谷埔村？因为我发现这条村的历史虽然很少人知晓，却原来与当下香港民情息息相关。这条村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有移民潮，比香港人在80年代、97年及当下的移民潮更早。他们移民到英国、美国，到现在有7成以上村民都在外国生活，常住人口由500人减到4人。有趣的是，那批村民即使在外国落地生根，对村落的归属感仍然很强，每年过时过节都会带同子孙回到村里团聚。甚至很多50、60年代起在村里建成的学校等设施，都是由移民出钱出力兴建的。” 原人说他们现时搜集到谷埔村由40、50年代到2000年代逾百张旧相片，同时也寻访本地与海外村民，撰写口述历史。对于一般人来说，谷埔村在哪里已经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他却认为，香港有不止一种的香港故事。 “很多时候我们读书时学到的历史，是公侯将相的历史，那么我们认知的小人物难道就没有价值可言？又或者他们也在某段时间、某个圈子也出过名，只是被后世遗忘。他们当时怎样生活呢？与当下的我们有没有呼应之处呢？对我来说，我坚持做这些事是因为永远都有一个官方的说法，官方的说法是事实，但除了那个事实，还有更多的事实。” 在寻找谷埔的村落历史中，原人发现一条村也如同香港这座城市，在不同历史中占有过一席之地。有个村民曾参加东江纵队抗日，后来随部队北上山东，进入林彪麾下打过国共内战三大战役，奇迹生还，家里还保存一份有林彪颁发的证书。又原来，英国首个华人太平绅士宋湘如也是谷埔村民，他被送到英国留学后在当地从商，80年代成为其中一个中、英谈判时的中间人，与后来的英国首相白高敦相熟，见过赵紫阳、胡耀邦等中共高层。 原人认为，如果你不用一个人性的角度去看，香港只会是一堆数字与事实，但透过口述历史、掌故整理，那些故事才某程度刻划到香港人的性格，或者香港人在不同时代里怎样想，怎样行动。 那种对人性价值的追求，也见于他跟进观塘市中心重建时，帮助一名古董表匠重新向当局申领工匠牌照。重建之下裕民坊的一排旧唐楼陆续清拆，依赖原有街道特色应运而生的小贩，面临无处可去的窘境。当局要钟表匠证明自己在裕民坊营业多久，原人想方设法帮他寻找证据，最后他在一套港产片《杀破狼》找到裕民坊一幕街景，刚好见到戏中角色在表匠档位旁边走过，从而证明在电影摄制的2005年，他已经在裕民坊营业。 移民大潮、经济转差下的保育问题 “我常常觉得，保育议题怎样倡议，最后也是要有政府参与，像小贩牌照、工匠牌照发牌，一定要他们了解及配合帮助。但是现在很吊诡的是，一些外来游客和香港人都喜欢的地方，政府就会清拆，再把那些霓虹灯管、招牌等遗物放到大商场、文化区里。像最近在湾仔的夜缤纷夜市，就充满了那种人工的装饰物，这意味政府其实知道那些东西是卖点，却又在法例上要求小店、老店拆掉。” 另一方面，移民潮持績，香港经济变差，市民消费疲弱，使得更多老店在三年疫情后无以为继，纷纷结业，却少见有人关心。“保育就是要一直提醒在地的人，仍然有事情发生，仍然要投入其中研究，在民间从下而上彰显旧建筑的价值。如果大家留在香港生活，却变得麻木，那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原人沉醉于研究谷埔村，就是觉得这样一条老村与村民的互动很值得参考。即使离开了谷埔，他们对村子的经济支持不绝，在异国他们更重视自己客家人身份，传承客家菜文化，以致后来香港本地的客家人也不懂的一些客家菜，英国的谷埔村民反而清楚。原人觉得，这不仅仅启发了一条村的存续，也可能启发到香港人在今时今日，如何继续研究与保存自身历史文化之路。 “人的身份是多元的，不会只得一个身份，要去找寻一个安身立命的世界，从而继续发力前行。”原人如是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