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5月有两次重要大选。5月14日，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在首轮总统大选投票中，首次未达半数；但仍在5月28日的二轮选举中以52.18%对47.82%的优势，赢下了反对党联合推举的自由派领袖基里达欧鲁。 同样在5月14日，泰国选民则给已执政泰国近10年的军政府，和亲军方党派投下不信任票。在下议院500个议席中，现任首相巴育，和老军头巴威两人分别领导的两个“亲军方”政党，加总只获得76席。2014年遭巴育军事政变推翻的为泰党获141席；公开支持废除军方政治特权，削弱王权和王室权威的远进党则获最多的152席，拥有优先组阁权。 “民主浪潮恢复 vs. 威权势力扩张” 的叙事下，泰国和土耳其选举备受国际瞩目 泰国和土耳其分别是东南亚和中东地区的中等收入国家，影响力远不及日本、英国、澳洲等区域强国；但它们今年的选举却获得国际媒体相等体量瞩目，甚至更为聚焦，一大原因是被套上了“民主浪潮恢复 vs. 威权势力扩张”的叙事逻辑。 泰国“民主回潮”？ 2014年，泰国广受基层和北部农民支持的为泰党（红衫军势力），同中产阶级和南部人士支持的民主党（黄衫军势力）间冲突不断。在首都曼谷，两派人士激烈冲突，政府和公共设施被占据，交通陷入瘫痪，更有28人在对抗中丧生。5月22日，现任首相巴育领导的军队乘机发动军事政变，废除宪法成立军政府，迫使时任总理英拉流亡海外。 泰国在中南半岛“佛教文化圈”内具有相当影响力。政变后的几年，周边国家也经历一波“民主退潮”。2021年，缅甸军政府发动政变推翻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政府，并用远比泰国军方残忍的方式，杀害近3000名反对政变民众。早前的2017年，柬埔寨亲中的洪森政府，以“勾结美国”为由，强制解散国内最大反对党“救国党”，让该国重回一党制格局。 相比之下，泰国军政府的手段则怀柔得多。政变后3年的2017年，军政府制定新宪，赋予原本“花瓶”作用的参议院实权，并定明由军方委任全部250个议员。根据新宪，泰国总理需获得民选下议院500人 + 参议院250人过半支持，才可获任命为首相。这也意味着，除非发生极罕见的“一边倒”民意，让反对军方的政党获得下院多数的375个席次，否则军方都会对总理候选人有相当大决定权。 “完善选举制度”后的第一次大选在2019年。由于军政府成功“平息”泰国动荡政局，加上国内经济还未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巴育领导的人民国家力量党获得116个席次，加上传统保守派政党（黄营）和中间派政党支持，仅在下议院就已过半，政权合法性也确认无虞。 获得“民意”加持的巴育，很快开始整肃在限制君权和王权议题上最积极的未来前进党。2020年2月，泰国最高法院颁令以“违反政治献金”为由解散未来前进党，党魁塔纳通被褫夺国会议员资格，并禁止参政长达十年。从2020年2月开始，泰国先后爆发四轮针对总理巴育和王室的示威活动。 而疫情带来的民生凋敝，也令巴育领导的军政府支持度锐减。再加上军方本身政治势力的分裂，本次大选前民调都显示：传统反对党为泰党，和延续未来前进党血脉的远进党有机会合共取得超过350个议席，结束军政府的统治。“民主回潮”首次有了希望。 土耳其“变天”在即？ 同样的“希望”也出现在土耳其。2003年起执政土耳其的埃尔多安，过去几年愈发被视为“威权”和“反民主”。产生这样观感的代表事件有二。 一是2016年土耳其发动旨在推翻埃尔多安的未遂军事政变。政变被镇压后，埃尔多安随即发起大规模整肃行动，超过5万名包括高级政府顾问、外交官在内的公务员被停职；超过15000人（主要是军人和司法人员）被拘留，其中过半被起诉，最重处以终身监禁重型。如此大规模的“体制内清洗”，也在当时引来“政变是不是埃尔多安自导自演”的猜测。 二是到次年（2017年），土耳其举行修宪公投，将政治制度由议会制修改为美国式的总统制，同时明定军人不得参政，进一步集中权力。埃尔多安在2003到2014年担任总理，2014到2018年担任虚衔总统，但实际掌握国家权力。修宪后，集权的埃尔多安可最多连任总统到2028年，加之政变后的“大规模整肃”，都让人联想起普京一人独大的俄罗斯。 两次事件之前，土耳其内部反对埃尔多安的势力山头林立，各自政党取向也不同：包括传统亲军方的右翼世俗派、经济左翼势力、温和伊斯兰主义者及库尔德人政党。但在埃尔多安愈发壮大的“威胁”下，反对党逐渐整合到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创立的世俗民族主义政党“共和人民党”麾下。 2019年土耳其地方选举时，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全国最大的三个城市：首都安卡拉、伊斯坦堡和伊兹密尔都败给共和人民党。加上过去几年土耳其动辄接近100%的恶性通胀率，及当局应对4月强烈地震不力，都让反对党候选人基里达欧鲁的民调在大选前，长期稳定领先埃尔多安，似乎土耳其“变天”在即。 土耳其的政治生活：自由、世俗和民主三种价值并不同频 将埃尔多安政府形容为“威权”，在英文媒体中更是重灾区。例如英国卫报的《多元的反对党联盟能否结束埃尔多安的威权统治》；华盛顿邮报的《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已成为这个时代选举威权的代表》都有类似表述。 但土耳其政治生活很难用一元的“民主”与“威权”解释，而是长期存在三组价值对抗：世俗主义和伊斯兰主义的对立；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对立；以及选举民主与家长制独裁的对立。而在本世纪之前，还有经济政策上左翼和新自由主义的对立。 在大部分西方民主国家，以上三者并不存在冲突：他们践行政教分离，实行自由民主制，有定期选举的同时保障各种类型的公民权利。而传统上的“宗教国家”，诸如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则实行宗教威权，既没有定期选举，公民权利也被严格打压。似乎三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但试想如下场景： 是否应该为了捍卫世俗主义，禁止警察、公务员、教师和大学学生佩戴头巾？——这是世俗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冲突。 如果多数民意支持，是否应将伊斯坦堡极具历史意义的阿亚索菲亚清真寺，从博物馆改回历史上的清真寺用途？——这是世俗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冲突。 如果民选总统执意推动伊斯兰化政策，并加强自身权力，削弱来自议会和司法体系的制衡，军队是否有权发动政变？——这是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冲突。 以上三个例子并非凭空想象，而是埃尔多安2013年主掌大权后的真实事件。 一次大战后，前奥斯曼帝国军官凯末尔领导土耳其国民运动，抵抗协约国对战败的奥斯曼帝国瓜分，建立了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作为“国父”的凯末尔，将世俗主义作为重要原则注入土耳其建国理念。他试图将伊斯兰教彻底驱逐出政治生活：旧奥斯曼帝国哈里法（兼任伊斯兰世界领袖和奥斯曼帝国君主）被流亡海外，伊斯兰教国教地位被废除，结束宗教法庭和世俗法庭并存的二元司法体系，宗教内容也从学校课纲中移除…… 在1980年代以前，土耳其对世俗主义的坚持，在如今看来似乎侵犯了相当一部分的公民基本权利。土耳其政府通过政府门下的宗教事务局，直接或间接任命全部包括伊玛目在内各级宗教人员；所有宗教典籍需经过政府审核，修订并符合国家价值观；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宗教典籍和文献被禁止出版，公民尤其是教师、公务员禁止在清真寺以外戴头巾或穿着伊斯兰服装。其严厉程度和中国近几年推行的“伊斯兰教中国化”不相上下。 凯末尔的威信遗产到了上世纪50年代，已不足以让他创立的共和人民党持续执政。但经过凯末尔主义改造的土耳其军队却以非常不民主的方式，在之后60年一直试图捍卫国家的“中庸价值”。1960年的政变绞死了亲美的右翼总理；1971年和1980年两次政变推翻了左翼政权；1996年军方再次政变，将提倡伊斯兰主义价值，倡导土耳其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联合的繁荣党政府赶下台去。将土耳其军队称为20世纪后半期，土耳其实际“话事人”并不为过。 被视作政治强人的埃尔多安真的反民主吗？ 埃尔多安和他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崛起的。1996年主张因伊斯兰主义而被驱逐的繁荣党，已在大选中成为国会第一大党，代表土耳其民间已出现抵抗严格世俗主义，主张伊斯兰价值的呼声。而埃尔多安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其在政治实力占优势之时，能利用克里斯马（charisma, 魅力型权威）的强人形象笼络人心；在本世纪初军方势力尚强，己方实力稍弱时，也能通过和不同势力的合纵连横，逐步推进其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议程。（土耳其不仅应在伊斯兰国家充当领导地位，也要在阿塞拜疆、中亚等突厥地区发挥强大影响力） 埃尔多安和德、法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如今关系紧张，但在本世纪初却并非如此。他在上任初期获得国内亲欧派的普遍支持：并以和《欧洲人权宣言》对接为由，积极推动修宪，取消或削弱军队的政治地位。2004-2006年的修宪内容包括废除国家安全法院、公开军队开支并接受审计法院监督、废除死刑等。2010年的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剥夺军事法院对军事人员的审理权、并规定军人可被宪法法院审判。 上述改革逐步掏空了军队及其代表“世俗势力”的权势，但也获得了包括欧盟在内西方世界的普遍支持，加速土耳其入盟谈判进程。 除此之外，埃尔多安还积极解除头巾禁令：2008年先废除大学生头巾禁令，203年公务员头巾禁令被解除，2016年又扩展到女警，一系列改革当时都获得欧盟的认可。当2016年的军事政变失败后，埃尔多安开始清洗军队和司法届的铁杆“世俗主义”人士。在反对党看来，埃尔多安旨在进一步集权成为“有实无名的苏丹”。但在埃尔多安的支持者看来，此举不过是清除“深层国家”对民主威胁的必要手段。 回到本章开始提出的问题：埃尔多安真的反民主吗？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被认为是“不完善的半民主政体”，执政者或优胜方会通过各种不公平手段，保障己方在选举过程中的优势。 最极端的如俄罗斯和柬埔寨：逮捕或毒杀反对党领袖，解散主要反对党；或是白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在选举中舞弊做票；又或是伊朗或香港，建立审查制度，杜绝反对派人士参选。 温和些的如新加坡，通过压缩竞选时间和限制宣传规模限制反对党空间；又或是马来西亚，凭借城市和乡村不同比例的选区划分，保障保守派占优的农村和东马选民，在投票中具有更强的影响力。 但进入本世纪后，土耳其的历次大选基本是公平公正的，并没有大规模选举舞弊丑闻传出。固然，埃尔多安所在的执政党有利用行政资源打压反对派候选人，但类似情况即使在成熟民主国家也很常见，无法推翻选举的合法性；对于一个人均GDP不足1万美元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民主实践已难得可贵，更比20世纪军队频繁政变推翻政府要“民主”的多。 泰国的权力格局：民选政府、军方、和王室的三角拉扯 和土耳其一样，泰国军方也是政变的常客，更视自己为国家的“监护者”。泰国自1932年君主立宪以来，共发生15次成功的军事政变，最近三次分别在1991、2006和2014年。 1991年，泰国首相春哈旺任内推动民主改革，要求军人和技术官僚，下放国安和经济大权，给予民选政府。权力被威胁的军方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春哈旺内阁。次年5月，迟迟不愿还权于民的军方面对和平抗议的市民开枪射击，连续数日的镇压造成52人死亡，包括医疗救护在内100多人失踪。发觉情势失控后，军头苏钦达和示威领袖双双跪在泰王面前，承诺和平收场，军方也很快允许重新举行大选。 我们可以尝试将泰国政治理解成三足鼎立：分别是民选政府、军队、和泰王，三方权力保持着极为微妙的平衡。1992年之前，泰国军方是国家权力的主宰；1992年，军头在泰王面前的一跪，让泰王权威和民望一时无二。但很快，民粹领袖他信的横空出世，又改变了权力格局。 他信（及其家族成员）首次掌权泰国是在2001年。此前，泰国经受1997亚洲金融危机沉重打击，政府为满足国际援助要求，及修复巨额债务被迫采取紧缩财政政策，令占泰国大多数人口的农民苦不堪言。他信上台后，随即扭转前任的撙节政策，一方面向农民大量派发补贴和低息贷款，同时也启动类似中共的“扶贫”政策，投入大量资源发展“一村一产业”，极大程度改善农民贫困状况。 但同期，泰国城市中产阶级的收入并没有明显提高，他信福利政策又带来负债和通胀迅速攀升，农民和城市中产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发展成后来亲他信的“红衫军”和反他信的“黄衫军”，让红黄对抗成为之后20年泰国政治的主轴。 “红黄对抗”之所以脱离民主框架，是因为他信“拉拢农村大多数”的施政策略，让中产阶级支持的反对派根本没有通过选举获胜的机会。深知这点的他信，也根本不愿意投放资源给“反正不会投他票”的城市中产，拒绝在政策上折冲妥协。 但正如上文所说，泰国的权力结构是“民选政府、军方、王室”的三足鼎立，当中产阶级反对派无法在民主制度中占上风，自然动起联合军方和王室，走“下三路”的主意。而他信广受泰国农民欢迎，掀起的民粹主义浪潮，也让过去十余年权力备受打压的军方和掌握国家大量财富的王室如坐针毡。 2006年和2014年的军事政变便是在“反对派和王室”默许且乐见前提下展开的，两次推翻的首相分别是他信本人和他的女儿英拉。吸取1991年政变后惨痛教训的军方在选取政变时机时，也更有谋略。2006年，他信家族被揭发涉及逃漏税和政府采购弊案，他信试图用重新选举确认民意，但相关选举却被亲反对派的宪法法院判定无效，引发政治危机。而在2014年的军事政变前，泰国长期陷入“红黄军团”的混乱街头政治中，不少民众早已对持续冲突厌烦，又遇到和2006年类似的“选举无效”争议。两次政变前，由反对派制造或鼓动的混乱，都赋予军方有了“出手平乱，维持秩序”的合法性。 泰国的“民主浪潮” 初起，但也停留在最危险的浪头 2014年政变后，军方主导修改了泰国宪法，在原有的议会民主体制上，叠床架屋了一个250人规模的实权“上议院”，所有议员都由泰国军方任命。从传统政治学观念来说，这样的设置显然是反民主的。但在保守派看来，军方本来就是泰国政治的核心力量。相比频繁的军事政变，将军方权力直接写入制度中，反而反应了政治现实，促成了民主制更稳定。 而泰国国内大部分政党最后接受这一版本的宪法。也因为尽管获任命为首相，需要375席上下议员支持，但并不会出现“下议院少数派（125/500）+250军方上议员背书，就可以掌权”的情况。因为下议院只要简单多数，就可以通过对现任首相的不信任案，将其赶下台。换而言之，任何一个首相想要上台，都需要获得民选议会简单多数+军方首肯双重保障。 稍做总结。站在军方视角，2014年政变和之后的修宪可说是“一劳永逸”。一方面，他们通过制度设计阻止了“民粹领袖”再度上台的可能。另一方面，通过上议员铁打不动的250个席次，军队在“中产阶级+保王党+保守派”的政治联盟内部，也掌握了主导权。然而，远进党的出现和大胜却打破了军方的夙愿。 刚刚过去的大选中，高举“反对军方专权，削弱王室权力”旗帜的远进党，攻下了首都曼谷33席中的32席，在曼谷近郊的都会区和其他城市选区也都取得大胜。更令人跌破眼镜的是，远进党更在传统他信和为泰党的铁票区攻城掠地，不仅夺下他信家乡的“本命区”，更在泰北重镇清迈夺下过半席次。 正如笔者上文中分析的：泰国军政府之所以能成功发起2006和2014年两次政变，并成功修改宪法。是因为他们事实上团结了除他信支持者以外，几乎一切政治力量。军队势力过去20年不断扩张，既得益于老泰王去世后，王室权威削弱；也得益于民选政客划分为“红黄两级”，相互内讧。 换而言之，只要泰国民选政坛格局走出“红黄对抗”，走出“他信vs反他信”的二元划分，走出“泰北乡村贫民vs城市中产阶级”的对立，军方涉政的空间就会被大大压缩。如今，远进党获得了原本保守派票仓城市中产几乎一边倒的支持；又能同政纲理念有较大差异的他信为泰党合作，正上演了军方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泰国目前还处于大选后的组阁期，获得最多议席的远进党尽管已获得包括为泰党在内8个政坛支持，但距离任相所需的375席还有一定距离。也有传言称支持军方的宪法法院，有意再度用“持有传媒股份”这种莫须有罪名，或更直接的“主张挑战王室权威”，剥夺远进党领袖皮塔的任相权甚至议席本身。但在笔者看来，如果今后远进党真的受到来自军方势力的强力打压，主要原因绝不是他们几句“反体制”的政治纲领，而是他们作为新政治势力，打破了泰国民选政治领域长期分裂对抗的局面，改变了军方干涉政治的基础。 至于接下来军方会否强力打压远进党，甚至发起又一次军事政变，便很难预测了。乐观者认为军方会吸取1992年的经验教训，在自身实力稍弱时蛰伏；更何况，如今军方掌握了250个上议员席次，拥有对首相人选的“实质否决权”，和远进党之前并非没有“谈判的空间”。即使远进党成功执政，他们也可以期待皮塔和亲他信的为泰党间出现政策分歧和矛盾，届时再趁虚而入。 但也有悲观者认为，当民选政客间矛盾日益减少，军方会处于更不利的地位。有可能和邻国缅甸一样，在“未来注定会被边缘化的绝望中”，发动更彻底的军事政变：不仅不会在政变后数年内归还政权，反而会效仿缅甸和70-80年代的韩国，将民选政客在“肉体上消灭”，彻底废除泰国民主制度。 泰国的“民主浪潮”初起，但也停留在最危险的浪头。 “中美对抗”不是解读各国内政的万金油，泰国与土耳其均注重本国议程 在泰国和土耳其大选期间，无论是墙内简中世界、墙外中文媒体，乃至不少英文媒体。都会首先用“大国对抗”框架解读选举带来的影响。例如不少英文传媒会期待埃尔多安对手的胜利，并以土耳其早前阻挠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为证据，认定“埃尔多安”对西方不友善，其连任对西方世界不利。 中文世界也有类似的情况。2015年后，美国同土耳其就是否应镇压叙利亚境内库尔德武装有显著矛盾；再加上埃尔多安领导的土耳其，是北约中少数没有全面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埃尔多安便在墙内被视为和卡扎菲、萨达姆类似的“反美先锋”。 而在泰国，由于远进党的前身前进党，是2019年香港反修例运动期间，少数对示威者友好的政党。而作为同样在现行体制下被打压的政党，前进党前主席塔纳通更曾和黄之锋等香港社运人士见面交流经验，更促成了“奶茶联盟”的概念。因此，当前进党成为泰国国会第一大党后，也有分析认为泰国新政府将放弃过去的“亲中”路线，转投“亲美路线”。 这些分析并不是全无道理。但正如土耳其和泰国过去三十年复杂政治脉络，“亲美”或“亲中”从来不是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核心议题。 以埃尔多安为例，当其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在本世纪初试图削弱军方权利，并协助穆斯林解除某些“世俗限制”时，被外界视为“亲西方”领导人。过去10年，埃尔多安出于团结国内民族主义者考虑，对库尔德问题施以较强硬措施，因此同部分欧洲国家交恶，又被定义为“反西方”领导人。然而，即使“亲西方”和“反西方”的概括是正确的，这样的取态都不是埃尔多安试图达到的目的，而是其为巩固自己和政党实力推动国内政策的副产品。 更何况冷战结束之后，除了极少数极端落后国家，大部分国家的政府更替，都难以动摇国家因长期地缘位置或贸易关系所形成的外交策略。以土耳其为例，尽管其过去数年同欧洲国家摩擦不断，甚至和美国在叙利亚北部发生军事摩擦。但在乌克兰战争爆发初期，土耳其是首批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国家，其TB-2无人机更在初期为乌克兰抵挡俄军装甲部队立下汗马功劳。土耳其至今也是北约中军费占GDP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也是西方集团在中东的重要力量。 至于泰国，即使远进党在未来顺利执政。由于中国游客在泰国旅游业中占据极大比例，泰国也正积极承接从中国转移出的制造业产业链，泰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短期内难以逆转。因此，也很难想象作为执政党领袖的皮塔会和他在野的前任一样，在香港、台湾议题上“挑战中国红线”。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