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名为《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的自媒体文章被人民网、新华网等等几十家中国一线官媒转载，继而以燎原之势获其他省级门户网站和主流新闻平台加持，宣传势头之猛，被外界看作是内地舆论的集体表态，暗示未来政策走向，是政治动向风向标。作者李光满也一夜间拥有“御用笔杆子”高规格待遇。 文中，李光满从中国娱乐圈“臭气熏天的猛料”讲起，大斥娱乐圈、文化圈、影视圈、"饭圈"，所有圈圈皆"烂透了",点名郑爽、赵薇、高晓松等"失德艺人”。然后话锋一转，将最近连串针对娱乐和金融圈的整顿上升到政治高度，认为是党和国家对经济、文化全面改革的开始。李光满相信，这次全面改革本质是“以资本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的变革”，这一历史走向和发展趋势被定性为“一场深刻的革命”，最终目的是回归党的初心、回归民心、回归社会主义本质；阻挡革命的，必将被抛弃。文章最后用浓重“大字报”口吻强调，发动这场深刻的革命“不仅要摧枯拉朽，而且要刮骨疗伤，还要清扫屋子，让社会上每个人都身心愉悦”。 如何让“资本集团向人民群众回归”？《深刻变革》给出的答案是“共同富裕”。从叫停蚂蚁上市、反垄断、阿里被罚182亿元到滴滴被查，文中将官方近期整顿市场措施，视为走上共同富裕道路的前哨战。李光满希望群众相信，“共同富裕是要让普通劳动者在社会财富分配中能够获得更多收入”，更希望资本圈明白“虽然我们不搞杀富济贫，但需要切实解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 李也安抚国人，特別底层民众，中南海政策组合拳是为打击乱象，达至“共富”；虽有“刮骨疗伤”之痛，但最终能清扫“灰尘”，令人“身心愉悦”，让国家回归社会主义发展正道。在这里，“共同富裕”不仅是“回归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更是值得为之奋斗和牺牲的目标。 这似乎是对近期中央再提“共同富裕”的解话。 重提“共同富裕” 8月1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时强调“共同富裕”，称要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依法保护合法收入，合理调节过高收入。 彭博社统计，习近平去年起开始频繁使用“共同富裕”一词。2021年至今，“共同富裕”已在习的发言中出现65次，超越2020年整年的30次。 习近平在发言中称，“共同富裕”深植中国儒家“大同”思想，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党史中，毛泽东在1953年首倡“共同富裕”：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农民能通过生产合作社，“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但当时这一概念，恐与中共49年建政前在农村根据地叫响的“斗地主、均田地”口号相差无几。 真正让“共同富裕”深入人心的是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提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邓提倡对外开放，将计划经扭转为市场经济。在他口中，改革开放能“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作为愿景，放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前设后面。 中国随后迎来经济腾飞、充满机遇的三十年，但贫富差距随之拉大，“先富起来的人”没有带动“后富”。上世纪90年代，城乡、东西部、内陆与沿海城市差距日趋严重。那时“西部大开发”、内陆城市发展计划等国家政策制造相当声浪，却未有显著效果。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80年代初约0.3持续上升，2015年达0.45，远超0.4警戒线。官方语言中，“共同富裕”概念低调了很多，取而代之是对分配方式的引导。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1998年提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普遍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形成高收入和低收入人群占少数、中等收入人群占大多数的分配格局，“使人民共享经济繁荣成果”。这一分配格局是西方理论的经典社会结构，以庞大中产阶级为特征。“共同富裕”的执政目标开始从模糊变得具象，亦充满挑战。为推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发展成果来共享，江提出应“正确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逐步实现“两头小、中间大”的格局。 直至中共十八大前夕，中共高层仍无法在“经济繁荣”和“共享成果”间分出轻重，对如何处理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的关系存在分歧。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甚至因“蛋糕论”起争端。2011年7月10日，薄熙来称与其他地方“先做大蛋糕再分”的发展思路不同，重庆先将蛋糕分好，再做大。次日，汪洋在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做大蛋糕，“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政府工作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没有“第二次分配”，只有“第三次分配” 中国贫富不均问题严峻。早在7年前，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中国民生调查报告2014》就指出中国家庭净财富基尼系数高达0.73，最顶端1%的家庭共占有全国1/3以上财产，底端25%则仅拥有1%。后来多年，官方未再公布全国基尼系数。 对如何“分蛋糕”，习近平在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新解：“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三次分配”一说引起外界关注。中国媒体引述，这一概念出自经济学家厉以宁1994年的《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一书。“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包括三次分配。第一次分配是由市场按照效率原则进行的分配，第二次分配是由政府按照兼顾效率和公平原则，侧重公平原则，通过税收、社会保障支出等这一收一支所进行的再分配。第三次是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通过个人资源捐赠而进行的分配。” 是次会议后，《经济日报》头版三天连发署名“金观平”的评论，深入阐述“第三次分配”概念。首篇文章为当今中国定调，点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而“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这一定调与近年官方口吻截然不同：习近平多次表示当今世界大势“东升西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时与势”的必然结果。 随后作者提出，要达成“做大蛋糕，分好蛋糕”的目标，需引入“第三次分配”，强调是市场自愿的“慈善”行为。 一般来说，西方政府为优化分配，主要措施是政府扩大社会安全网，包括提高福利，调整税收，为中小企业供更安全的营商环境、更多便利等。除了第三次分配，上述文章确实也提出了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其他调节工具；但遗憾的是，到底有哪些具体政策，内文并未提及。而且，文章海否决了西方高福利政策：“要预防高福利陷阱，不过度强调物质享受、不轻易冒进急于求成、不盲目追赶吊高胃口，避免运动式共同富裕。” 2018年中国刚完成个人所得税税改，个人所得税税务制度预计短期不会有大幅改动。而疫情重创下，中央未提供任何针对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对当前国内出生率下降、失业率攀升、家庭债务大幅增长等社会、经济问题，当局未见任何财政改革，更毋论完善社会安全网。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浙江被选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文件明确到2025年，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将取得明显实质进展；到2035年，浙江省基本实现共同富裕。虽有时间线，却未有计划书；如何实现“共同富裕”，中央给出“应地制宜”的指令。 官方口中的“第二次分配”似乎完全被抛弃，更像象征性口号。 这一波“共同富裕”只将矛头对准科技业龙头、金融市场巨擘和娱乐圈大亨，通过政策整治“第三次分配”强迫企业和高收入人群“共享财富”，但还不知与谁共享。 腾讯是最早读懂“三次分配”精神的科企。8月18日，腾讯宣布再增500亿资金，启动“共同富裕专项计划”；阿里巴巴9月初启动“阿里巴巴助力共同富裕十大行动”，将于2025年前累计投入1000亿人民币。预计未来将有更多民企跟随，响应中央指示。 而浙江省委书记袁家军谈到共同富裕，也只重复“分好蛋糕”论调，更强调“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差别富裕……不能靠政府大包大揽”。话音未落，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他任内曾力挺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杭州市2.5万大小干部随后被中纪委要求“自查自纠”，于3个月内整顿任何可能的不法政商关系。 风暴到来前，谁也不知它会在何时降临 在北京最近连串目不暇接、几乎令民间喘不过气的政策调整下，李光满和他的《深刻变革》似乎是第一个走出“雾里看花”，把一系列政策看出门道，揣摩出脉络的人。9月1日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上，习近平再提“敢于斗争”，要求干部在“百年变局”的关键时刻，面临当前明显增多的风险时，不要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要丢掉幻想、勇于斗争，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由此可见，《深刻变革》这篇充满战时紧迫气氛、民粹主义的“雄文”，的确跟上了节奏。55年前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姚文元的一篇《海瑞罢官》开始，步步走向全国群众动乱，难怪境内网络和海外媒体拜读《深刻变革》后，涌现了对“文革2.0”的担忧。 正当《深刻变革》引起舆论关注，常以鹰派形象示人的《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9月2日突然发文，称此文是“严重的误判和误导”。9月6日，中国副总理刘鹤在2021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强调，政府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不会改变。外界舆论普遍认为，胡锡进的文章和刘鹤的表态均在为“文革2.0”的猜想降温，唱稳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否定左倾政策回潮的可能。 但吊诡的是，胡锡进的文章在发表一天后遭全面下架（网上图片）。北京相继释放的讯号体现了政策走向的不透明，增加了市场的混乱，令外界无从判断。若真有风暴正在酝酿中，那么在它到来前，谁也不知会在何时降临。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