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是中国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建队75周年。1949年，中共建政后成立了首个全国统一的少年儿童组织——中国少年儿童队，也就是少先队的前身。1953年，中国少年儿童队正式更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作为群众性儿童组织，其“先锋性”体现在从小“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此后，“少先队”和其标志物、组织结构和活动方式历经多次改革，至改革开放后才逐渐定型，演变为今天国人所熟知的样子。 和“新中国”历史一样长的少先队，是每一个红旗下的蛋不可回避的童年“主旋律”。75年来，少先队的点点滴滴是中国孩子共同的情怀，也是他们的政治启蒙“必修课”。伴随着“时刻准备着”的呼号，几代国人戴上红领巾，被教导要成为“共产主义接班人”，这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首次体验到集体主义和组织生活，是“体制化”的开始。少先队不仅是一段共同的集体记忆，更是国家灌输给个人的集体人格，它“从娃娃抓起”，深刻塑造了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截至2023年底，中国在籍的少先队队员人数超过一亿，算上超龄的前少先队员，构成了国民“基本盘”。 我叫“红领巾”：集体人格的养成 “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当上小学的时光都已面目模糊，这句口号是否唤起了你一段深刻的记忆？你是否还能随口就哼出来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 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每个中国孩子的童年都因共同要素太多而显得千篇一律。基本升上小学二年级后，学生们就会被告知，“入队”是人生第一个里程碑。 学校每年会举办隆重的少先队员入队仪式，一般由高年级的少先队员为低年级的新晋少先队员戴上队徽和红领巾。在入队仪式上，新队员会被教导右手握拳，高举至耳边，在队旗下做出庄严宣誓：“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员。我在队旗下宣誓，我决心遵照中国共产党的教导，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好好劳动，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出一切力量！”整个入队仪式在全校合唱少先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后结束。此外，学校会定期举办校内和校外的少先队活动，在重大节庆日，也会举行队会仪式。 孩子们还被告知，红领巾是五星红旗的一角，是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从成为少先队员的那一刻起，在升上初中成为共青团员前，很多学校要求学生每日上学都必须配戴红领巾；如果忘记了，会有纪律委员在校门口记下你的名字；更严重的，不带红领巾就不能进校。 在刚刚成为少先队员的头几年，每个孩子都对这块红色的三角巾珍而重之、爱护有加，因为“红领巾”是身份的象征。在学校每周一的升旗仪式上，只有成为少先队员的学生才能向国旗敬少先队礼，还未入队的学生只能行注目礼。因此，率先入队的“红领巾”在同学前多少带着几分骄傲，“普通”学生除了羡慕外，更多地是被教导要争取早日入队。而入队除了要成为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外，还包括一个“忠诚测试”：“为人民做一件好事”。 这种“争取入队”的竞争风气是被鼓励存在的。虽然每一个在读的小学生只要满六岁，都会依照“全童入队”原则成为少先队员，但无筛选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能同时入队，只有成绩好、表现优秀的学生才能获得老师的青睐而首批入队。通过这一仪式，学生会被拣选区分出来，越早入队就越是“先进”，迟迟未能入队的往往意味着“落后”；只有“差生”才会最后一批入队，对孩子来说，那是很屈辱的一件事。 以上代代相传的仪式，不论是“八零后”还是“零零后”，体验都大同小异。但每一代中共领导人都会尝试令同时期的少先队“个性化”。同其他共产政权一样，中共也热衷于“领袖与儿童在一起”的叙事。五代中共领导人都曾多次在“六一”儿童节戴上红领巾，与少先队员交流。领导人亦有专属的“殷切期望”，被特定年代的少先队员传颂。毛泽东的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邓小平的是“立志做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有体力的人”。属于“八零后”和“九零后”的则是江泽民的“星星火炬、代代相传”和胡锦涛的“勤奋学习、快乐生活、全面发展”。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则是“从小学习做人，从小学习立志，从小学习创造”。 针对少先队的“习语录”还包括“努力做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好孩子”。孩子们也因此参与过不同的主题活动，包括建国初期的“小五年”计划，九十年代的“小红花”，之后的“星星火炬”、“少年雏鹰行动”以及“童心向党”活动。 应该说，幼年时期的我们对优秀、先进和“好孩子”的想像和标准都是围绕着“少先队员”这一政治身份来构建的。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国家的预备力量，他/她是热爱学习、服从命令、遵守纪律的，是爱祖国、爱人民、“童心向党”的，也是充满正义感、不怕牺牲又乐于服务人民的；但他/她却是没有自己的名字的。 一个合格的少先队员是脸谱化且无个性的。孩子们要做的是像《一分钱》那首歌里唱的，小学生作文范文里写的那样，做好事后不留名。人人都知道应该潇洒地留下一句“我叫红领巾”，才能不愧对少先队员的政治身份，让胸前的红领巾“更加鲜艳”。而其他不符合这一集体人格的特质，都会被摈弃。 “时刻准备着！”：中国少先队制度化中的不变与变 中国少先队的历史一般被追溯至1920年代的北伐战争时期。在湖南、江西边界的安源矿区，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安源儿童团，团员多为矿区的童工，他们被组织起来参与罢工行动。这类劳动童子团在1937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逐渐演变为半武装组织，许多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抗日儿童团，“打日本、捉汉奸”，也就是我们常在老电影里看到的“小八路”、“小地下党”形象。而那时，抗日儿童团的口号就是“时刻准备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少年先锋队被确立为由中国共产党创立和领导，委托共青团直接领导的少年儿童群团组织。其地位和组织形式是在建立初期就确立的，且延续至今，包括成立由地方至中央的少先队工作委员会，而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代表大会作为少先队的最高机构，每五年召开一次会议。少先队的基层组织则走“党政分开”的路线，以学校（生产大队）为单位设立大队或中队，下设小队，并选出大队长、中队长和正副小队长。除此之外，每一个班级还设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劳动委员、文娱委员、体育委员、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等职位，管理具体班务。这些班级委员会（班委会）的小干部，将与上述基层组织的大中小队长各司其职、共同管理班级这一组织单位。 不过，少先队的标识、誓词、呼号等内容却经多次修订，做过不少更改。文革十年期间，少先队被“红小兵”取代，工作陷入停滞。1978年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名称的决议》，恢复了少先队的组织活动，并将1960年代的故事片《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代替原本的《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成了现在国人耳熟能详的少先队队歌。1981年共青团又正式通过了新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章》，队章将呼号改为“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回答是“时刻准备着！”。 队章在千禧年后亦有数次修正，令少先队更趋制度化。2005年，新的章程将入队的年龄限制从7岁下降到6岁，并加入了队歌和入队誓词的内容。在最近的一次改革中，章程增加了“党的指导思想”，令篇幅大大增加。2020年的章程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队章，强调少先队的目的包括让孩子“成长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又增加了少先队活动和辅导员的内容。 此外，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个月前在党刊《求是》发表文章，首次扩充“接班人”这一专用语，提出下一代不仅是“社会主义接班人”，更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文章表示，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相信用不了多久，这一论述就会被运用到各地各级学童教育和少先队组织活动中。 “每个苏联孩子都希望成为少先队员”：源自前苏联的少先队制度 少先队制度并非中共首创，事实上，它和马列主义一样是“苏学中用”的舶来品。少年先锋队的概念来自前苏联，是共产主义“先锋运动”的一环，先后曾出现在三十余国，“苏联少年先锋队”这一组织至今仍在俄罗斯活跃着。 “苏联少年先锋队”成立于1922年，中国少先队的道德准则和礼仪与苏联少先队极为相似。每一位苏联少先队员在入队时都需要宣读誓言，保证“坚决拥护共产党和共产事业”。队员被教导配戴代表革命烈士鲜血的红领巾，呼号是“随时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少先队员被要求做所有儿童的榜样，“集人类所有优秀品格为一身”。曾被树为典型的苏联少先队员帕夫利克•莫洛佐夫（Pavlik Morozov）是一名与“人民公敌”坚决做斗争的斗士，他的事迹包括毅然作证反对自己涉嫌偷税漏税的父亲。在组织上，少先队趋向军事化管理，队员被编成大队，参与包括行军、唱歌、体育在内的活动，保证其“童子军的形式，共产主义的内涵”。 英国著名苏俄史学者、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在2007年出版了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一书，以口述历史的方式还原斯大林统治下普通人的经历，其中有关少先队的内容，有助于解构这一儿童组织如何通过严密的组织架构和严明的纪律，服务前苏联统治者的需求；相信不少中国读者能找到这其中的相似性。 书中提到，“苏维埃儿童透过少先队强烈感受到社会的包容与排斥，每个孩子都希望成为少先队员。加入少先队是光荣和令人兴奋的，红领巾是为社会所接受、享有平等地位的重要标记。不能加入少先队的孩子──其中许多人是因为自己的社会出身──感受到深深的羞愧和自卑”。以及，“大多数孩子不懂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只把革命看成‘好人’与‘坏人’的斗争──却能认同革命者的英雄事迹。” 共产主义强调的是集体主义，消灭私有制。因此，苏共认为对私人领域的消灭，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过程。共产政权大多要求国民拥有“集体人格”，对私人生活实施全面占领和监控。在斯大林政权下，教育是儿童社会化的处所，而家庭则被视为儿童社会化的最大障碍。当权者透过学校，以及儿童和青年的共产党组织（少先队和共青团），向下一代灌输新型态的集体生活方式，更让孩子及早接触到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行为、崇拜、仪式，促使他们长大后成为忠贞、活跃的共产主义者；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对领袖的个人崇拜。 惯性或顺服？被提前“预演”的成年生活 在中国，成年前的校园亦可被视为微型的国家，在那里的生活是真实社会“儿童化”后的缩影。孩子们因此可以“预演”大人的体制化生活：加入少先队如同“入团”和“入党”，大队长就是“团支书”和“书记”，班级和学校被组织成党委和军队的形式，学校和班级的日常运作都由“上级单位”监管……在每一个班级的一角，必定会有“队角”和黑板报，列出取得的成就和歌颂当今领袖。为了鼓励集体主义的风气和练就“顺从”的集体人格，少先队会组织政治性的操练，向领导人宣誓效忠。班级里甚至可以有“警察”，监督、批评甚至审判不合群的同学。这些“小干部”的权力有多大，相信不少人还心有余悸。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国家政治的成人世界介绍给孩子，让他们提早感受到集体的权威以及不合群的代价，被提前驯服，早日习惯长大成人后的生活。 这种驯服甚至是在“不自知”中实现的；虽然一些经历过“少先队”的国人会以为，少先队和“红领巾”这一套制度在多年实行下，早已失去了当初的政治性和强制性，而变成一套行礼如仪的生活“惯性”：没有人把它当真，大家都是应付而已。甚至有不少“八零后”认为，在互联网刚刚进入中国的头两年，自己曾有幸接触过没有“墙”的世界；那时的小学生，被“洗脑”并不如近十年来的严重。 事实上，少先队这一套制度和它衍生的规范早已嵌入国人“社会化”的一部分。将组织的荣耀与个人荣辱联系在一起的是非观、被灌输的集体主义思想和集体人格，伴随着其他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教育贯穿国人的童年，并陪着他们一同迈向青春期。 初中以后，学生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等政治理论，还要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历史必然性”等历史观。而他们的政治身份也在逐步升级：中学生要写入团申请，争当共青团团员；大学生则要写入党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尽管不同，但不变的是个性要让位给集体，且政治身份的不同将人与人之间权力的落差合理化——如果仔细辨认的话，成年生活处处都被这一套规则所左右。 这也是不少人在成年后申请入党和考公的原因，不是出于政治信仰，而是为了维系这一政治身份的优势，并不自觉地成为了系统的维护者——惯性，何尝不是一种顺服；越早习惯的人，就越是不敏感。 当权者比民众更了解这一点。2021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政治启蒙是党赋予少先队的根本任务。 “为了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必须“在少先队员心中埋下共产主义理想种子”。 谁能做社会主义接班人？ 1961年9月，毛泽东曾在武汉会见访华的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Law Montgomery）。席间，蒙哥马利提到中共领导人的继承人问题。毛泽东回应道：“‘继承人’这个词不好，我一无土地，二无房产，银行里也没有存款，继承我什么呀？ ‘红领巾’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叫‘接班人’好，这是无产阶级的说法。”在毛的口中，“接班人”这个名词等同于“继承者”；然而，谁又有资格做政治“接班人”呢？ 那么在政治菁英甄选的层面上，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少先队员制度是否是为了培养和选拔政治菁英而设立的呢？从性质上来说，少先队是共青团和党的预备队，少先队员将来是要“继承”共产事业的“接班人”。理论层面来看，少先队具有一定的菁英选拔和社会流动意义。“入队-入团-入党”的三部曲虽有强制性，但也蕴含着一定空间，允许普通人可以通过放弃私人领域来融入组织生活，换取晋升至政治菁英的途径。 不过，党从来不会宣传“今天是少先队员，明天做国家主席”的上升路径。事实上，中共如何选拔、任命与晋升菁英仍是中共政治研究中相当缺乏透明性的课题之一。在毛时代，政治菁英是固定的群体，在社会上不具流动性。谁来“接班”，谁能“继承”，不关平头老百姓的事，靠的是“伟大领袖”的钦点。而历史上曾有两位“毛主席钦定的接班人”，一位是软禁至死的刘少奇，另一位就是因外逃而死于非命的林彪。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体从毛时期极不透明的一党专政开始逐步放开，令不少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有机会一窥中共对政治菁英的选拔程序。而日益聚焦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中共高层，开始大量任命具有专业知识背景与专业经验的技术官僚，取代原有具有革命背景与工农阶级身分的干部；除了“红”（政治面貌和阶级背景）外，也讲究“专”（专业技术官僚）。在这一背景之下，政治菁英群体不再固化，社会流动性有所增加。有专门研究中共菁英派系政治的学者开始关注新晋政治菁英与领导人的共同背景，相关论述主张基于领导人权力巩固的考量，因而与领导人经历越相像（如同事、同乡、同学等），就越容易被大力提拔，“团派”就是其中研究的焦点之一。 团派，又称“共青团派”，或“胡锦涛派系”。作为中共党内的政治势力派系，团派最早起源于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时，曾在胡担任第九届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期间，大量有过共青团职务背景的官员获提拔，其中包括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胡启立、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锦涛等。其他代表人物包括李克强、汪洋、李源潮、刘延东、刘奇葆和胡春华。这一系的中共政治菁英算不上顶流的“红色血脉”，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自普通家庭，属“学而优则仕”，靠勤奋学习有了专业背景，从而走上仕途。 这也算是少先队最接近中共权力中心的时期了。由于共青团代表党担负着组织、领导和带领少先队的任务，因此掌管少先队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中国少年先锋队全国工作委员会（少工委）主任，亦兼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团派”代表李源潮和李克强均担任过少工委主任。 不过，“团派”的中心人物胡锦涛在二十大闭幕时被当众带离会场，代表人物李克强随后退出中南海权力中心，止步于国务院总理一职，更在去年十月突然离世，震惊海内外。曾经被传为“接班人”的胡春华也在二十大后被踢出政治局。可以说，李克强以及其他团派政治菁英所代表的偏向多元和竞争式的社会流动管道已经堵上了，中共高层曾在政治甄补层面出现的短暂的固定模式和发展趋势已宣告终结。如今，中南海的统治菁英再一次改变了内部权力分配的游戏规则，“红”又压过了“专”，技术官僚被亲信取代，国家主席永不“退休”……外部观察者也被迫退回了研究的起点，政治继承仍是共产国家共通的体制缺陷问题，因它不具有可预测性。 被叫做“接班人”的人不可能“接班”，被称为“国家的主人”的，也不是国家真正的主人。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这属于“等你大了就懂的道理”。从小学开始唱到滚瓜烂熟的队歌，“我是社会主义接班人”，但出了校园才发现“接班”并没有“路线图”，从来都没有。也许习近平提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初衷也在此——当不了“坐江山”的“接班人”，还能做那个“保江山”的“建设者”，力保红色江山不变色。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