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的大年初一，年过八十的曾柱生站在墨尔本唐人街，看着街道上空高挂的大红灯笼，激动之余却有些不安。最终，他还是等来了那个坏消息：从午夜起，墨尔本再次进入封城状态。 “当时我的反应就是，啊，‘完了’。”回想起八个月前的封城宣告，身为墨尔本唐人街商会主席的曾柱生仍不禁苦笑。 此次封城，是墨尔本自2020年疫情爆发的第三次封城，尽管只有短短一周，却打乱了曾柱生与商会的计划。当时的唐人街，正逐步走出封城的影响，为了让街道恢复生机，唐人街商会投入数万澳元在唐人街张灯结彩，在街巷架设美食和游玩摊位，还请来了当地青年舞狮队表演，结果政府封城宣告一出，所有努力付之东流。 在这之后，墨尔本又经历了三次封城，疫情期间封城天数达262天，为全球最长。建立将近两个世纪的墨尔本唐人街，在疫情的影响下，也沦为“空城”，多家老字号餐馆与商店被迫结束营业。 如今，随着墨尔本解封和疫苗接种率超过70%，过去18个月的苦与痛似乎暂告一段落。但对于和这条街息息相关的人们来说，他们的生存之战，仍在继续。 凝聚海外华人的街道 墨尔本的唐人街居于墨尔本的市中心，东西走向，与城市的“中轴线”相邻，被南北走向的罗素街一分为二。在多元文化的墨尔本，唐人街与希腊社区聚集的朗斯戴尔街和和意大利社区莱冈街相邻，三条街道均以餐馆为主，零售业为辅，衍生出独特的多元美食文化。 自1865年创立以来，墨尔本唐人街见证着当地华人社区的发展与变迁。它曾是怀着淘金梦的广东劳工的寄钱回家的场所，也曾是清末民初民主运动人士筹集海外资金的重要场所——位于唐人街东半段的一座浅蓝洋楼仍挂着“中国国民党驻域多利支部“的黑白横匾。 但更重要的是，唐人街是当时华人移民购置日常用品、食物和住宿的地方，为早期华人移民组成社区提供基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唐人街仍是集吃、穿、住、行等功能于一身的华人聚集区。 曾柱生祖籍广东江门，在悉尼出生和长大，1953年，还是青少年的他跟随父亲搬到墨尔本。他的父亲是唐人街著名的“活跃分子”，每逢节假日，会和唐人街的同乡们一起搭建舞台搞活动，当时的墨尔本市议会没有提供经费，他们就自己掏腰包购置用品，聚会当晚既有舞狮表演又有放鞭炮活动，好不热闹。 “到了第二天要清扫的时候，因为市议会那边不会派人手来帮忙，所以他们就会组织唐人街里的年轻人去搞卫生，清理放鞭炮后的碎纸，“曾柱生回忆。那时他在唐人街旁边的皇家墨尔本技工学院（现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读书，因而也被父亲喊去帮忙打扫卫生。 七十年代末，曾柱生完成学业，当时唐人街已有几个初步成型的华人组织，它们都需要有人协助组织活动，于是曾柱生就接下了这些任务，成了节假日唐人街庆祝活动的“搞手”。“当时有一名南澳州的官员来维州担任旅游部部长，他来到唐人街之后，很是吃惊，没想到唐人街内部是这么有组织的，”他回忆。 但很快，曾柱生就意识到，唐人街社区的力量不仅限于此。1901年，澳大利亚开始实行反对亚洲移民的白澳政策，尽管该项政策在1973年就完全废除，但对亚裔社区种族歧视的遗风仍在。曾柱生回忆，在上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当地报纸轮番报道，指唐人街餐馆使用食品添加剂，而食品添加剂对人体有害，瞬时唐人街餐馆生意大受打击。曾柱生与当几家餐馆一起，制作一份有关食品添加剂的详细报告，罗列其无害的证据，并发给各大媒体。 “在那以后，媒体们就不再报道了，”曾柱生回忆，而这次食品添加剂事件也让商户们意识到，在争议中，除了唐人街的业主之外，没有人会为自己发声；而和唐人街社区相近的希腊社区和意大利社区，均有自己的商会代表社区的商会发声。于是，唐人街成立成立餐饮业协会，后来又成立了商会。 而随着华人社区在维州的扩大，唐人街成了华人社区的文化核心，对于澳大利亚政客来说，拜访唐人街成了政治拉票、彰显自己维护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的必做之事。曾柱生回忆，从州政府选举到墨尔本市议会选举，总会有部长议员到访唐人街并拍照，而这些官员往往会被唐人街的规模和热闹所震撼。曾柱生指，唐人街是这些非华裔的政府官员近距离接触华人社区的第一站，“有官员到访唐人街后甚至问我，他可以为华人社区做些什么。” 从“家后院”变旅游胜地，唐人街的转型 数十年来，在众多华人的努力下，唐人街成为了澳大利亚华人社区的象征，每逢农历新年，主流媒体定会到唐人街报道华人庆祝节日。而对于那些在唐人街长大的华人来说，唐人街还有着另一层特别的意义。 雷安娜今年62岁，在香港出生，1968年时随母亲到墨尔本，家就在唐人街附近。她太祖父在1899年时到了墨尔本打工，并在唐人街开了一家名叫“安海（音译）”杂货店，商店既卖由当时清朝中国进口、受华人欢迎的食物与杂货，又为漂泊不定的华人劳工提供物品暂存服务。和其他唐人街的商店一样，安海杂货店分两层：地下营业用，二楼则是员工居住。 1949年，正当中国内战正乱之时，雷安娜的父亲搭船来到墨尔本，并投靠当时接手了商店的表亲。60年代，商店被拆，雷安娜的父亲在唐人街餐馆商店轮流打工，雷安娜和母亲到了墨尔本后，她的父母又开始在唐人街经营一家卖豆芽的小生意，豆芽就种在商店后院。 70年代，雷安娜到了读书的年纪，她被送到在墨尔本北区的一家学校读书。“唐人街就是我的游乐场，“她说，一边回忆着当时太祖父的商店原址前有一个空旷的停车场，她和朋友们放学了就在那儿玩球。“当时唐人街就是一个社区，每个人都彼此认识，“她说。”那时候的唐人街很小，没有多少餐馆，只有一家能喝早茶的酒楼。到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早期，餐馆才开始多起来。但尽管如此，唐人街范围仍是相对小，你基本上认识街上的每个人，也知道哪家的烧肉更好吃。“ 澳大利亚早期华人移民来自广东、福建一带，许多甚至是同乡。雷安娜的父亲来自广东四邑，而唐人街上不乏来自四邑、讲粤语的华人。70年代后期，雷安娜的父亲成了唐人街四邑同乡会的主席，节假日时会召集唐人街的同乡邻居们一起庆祝欢度。“以前我的爸爸去饮茶，总能和酒楼里的员工聊上很久，因为他们都说广东话，也是同乡，”雷安娜回忆。 墨尔本澳华历史博物馆前策展人麦保罗（Paul Macgregor）指，由于早期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南中国，出于文化、语言相似的原因，他们常组建同乡会，互相帮助，这些同乡会在帮助在早期移民了解和融入澳大利亚生活起重要作用，也是华人社区的基础。 然而，随着岁月流逝，唐人街也在发生变化。麦保罗指出，在上世纪70年代，维多利亚州政府将墨尔本唐人街列为旅游景点，希望在唐人街发展旅游业。此后，雷安娜发现，她记忆中的那个像家后院般的唐人街逐渐消失，而新的唐人街面貌慢慢出现。 随着墨尔本市中心楼价的涨高和华人人口的扩大，许多华人不再满足于止步唐人街，开始搬到墨尔本近郊成家立业，因而在墨尔本东南区出现一批华人聚集居住区。另一方面，随着澳大利亚发展旅游和留学产业，游客和留学生逐渐取代华人居民，成为唐人街的主要消费群，唐人街的华人面孔，也有主要以讲粤语的广东、香港、东南亚华裔移民向讲普通话的中国大陆移民转移。 雷安娜感叹唐人街的变化之快，而她也担心，随着唐人街的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唐人街会失去当初的社区感：“我很担心人们在唐人街只是过客，并不会全心全意投入这条街。店铺总是在不断更新，餐馆也在不停地变化，许多人来来去去，而他们的背景也变得不同了。这不是我以前熟悉的唐人街，”她说。“以前我的爸爸去饮茶，他会问酒楼的适应，‘你是哪里人？’然后他会说，‘噢我认识你的同姓同乡’，现在，你不可能这么做的了，因为唐人街里的员工可以来自任何一个地方。” 疫情遥遥无期，唐人街商户的挣扎 墨尔本唐人街向旅游业和留学生倾斜，无疑为街道上的生意带来巨大商机：疫情前，唐人街是留学生与旅客们的最爱，到访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超过140万人，而留学产业则为当地经济贡献超过350亿澳元。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却让唐人街变了样。2020年农历新年前夕，澳大利亚出现第一例新冠病毒案例，社会上也开始出现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澳洲新闻集团旗下的《先驱太阳报》就以“CHINESE VIRUS PANDAMONIUM”作为标题，暗指华人是新冠病毒源头。疫情期间，澳大利亚亚裔联盟委托的一份调查显示，有三分之一的澳大利亚人认为疫情是由“Chinese people”引起。 唐人街向来是华人庆祝传统节日的地方，为了控制疫情，唐人街商会主动减少农历新年庆祝活动，又呼吁参与活动的市民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但在歧视与偏见下，唐人街餐馆和商店的生意大幅度下降。为表对亚裔社区的支持，维多利亚州政府副州长与墨尔本市长共同出席唐人街的舞狮庆祝活动，墨尔本市长更是带领市议员到唐人街餐馆吃饭，希望借此向外界释放信号，鼓励非华人社区的居民支持唐人街。 然而三月，澳洲进入封城状态，所有餐馆只能提供外送服务。尽管政府对受影响的企业提供了以雇员为单位的资金援助，鼓励企业不解雇员工，然而这些援助名额仅限于澳洲居民，对于依赖学生、背包客和临时签证持有者作劳动力的唐人街餐馆商店来说，这些援助始终有限。多家餐馆和商店被迫结束营业，门口贴着的店铺出租启事，在墨尔本封城的寒冬中额外孤零。 何威廉（William Ho）今年34岁，2004年来墨尔本读书，读书的时候就经常逛唐人街，偶尔还会去唐人街“租书”，后来留在墨尔本工作，四年前决定和姐姐一起在在唐人街开一家餐馆，主打姐姐拿手的越南菜。他记得，当时唐人街一铺难求，最后只能靠花了三十多万澳元买下仍在经营的一家餐馆，并改造成自己的生意。 何威廉观察，自己的客人是游客学生与本地居民“五五分”，然而一场疫情，让他同时失去两个客源。“以前附近的上班族，或者是来city办事的人，中午午餐时间回来帮衬，但是现在基本上中午的客流完全没有了，很少人（在办公室）上班，“他说。 何威廉在封城期间试过自己送餐到郊区，以及和外卖平台合作，但和先前的收入相比仍天壤之别，“始终人少了，另外可能封城期间大家多了时间在家煮饭，“他说。不过，何威廉希望这样能至少让同事员工保持稳定工作。 面对封城困境，何威廉唯有接下挑战，寻找新出路。今年年初，墨尔本仍保持封城状态，何威廉决定试一下”转型“，从越南菜转向做香港茶餐厅和糖水，收到不少正面反响。“我本身是香港出生，自己也想做一些我喜欢吃的东西，比如糖水，其实想当年读书的时候都觉得，‘为什么没有这些东西呢？’，所以先做糖水以及一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 然而疫情恼人，对于墨尔本的居民来说，好不容易结束一次封城，没过几个月又迎来一次，前后共六次封城。尽管几次封城之间，墨尔本市政厅鼓励餐馆开设户外就餐区，并设资协助餐馆搭棚，但在曾柱生看来，唐人街本身路窄车多，菜系本身也不适宜户外就餐，因而政策对唐人街的餐馆帮助不大。今年十月，随着墨尔本的疫苗接种率达到目标，墨尔本解封，预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墨尔本不会再次宣布封城。 解封初期，人们仍然没有信心外出，餐馆生意难以好转。市政厅为了鼓励居民外出就餐，推出五百万澳元就餐补贴，何威廉也看到生意开始好转。“但是我们其实和附近商家聊天，大家都比较担心，补贴项目的经费用完后会怎么办。我知道第一个礼拜就已经了一百多万，可能整个项目只能持续四周。”疫情前，唐人街商铺在圣诞节和农历新年期间非常热闹，何威廉也担心澳洲持续会持续封关，游客和留学生进不来，今年的人流只能持续到圣诞节期间。 不仅是何威廉，就连曾柱生也认为，想要恢复唐人街昔日的繁荣，旅客和留学生必不可少。此次疫情，超过13万留学生被挡在澳大利亚国门外。作为商会主席，曾柱生这两年来在州政府、市议会和政党间奔走，要求尽早允许留学生入境，但直到11月底，联邦政府才宣布允许留学生在12月1日入境，然而因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到来，政府宣布留学生将延迟入境两周，此事引起留学生和临时签证者强烈不满。 12月15日，澳大利亚如期开放国门，然而不少学者专家估计，澳洲在国境开放政策上的踌躇不定打击留学生和临时签证持有者的信心，而澳大利亚在去年疫情期间，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曾呼吁留学生和临时签证持有者”回家“，指澳大利亚没有责任照顾他们，此事仍为留学生和移民社区诟病。安永最新报告指出，直到2021年3月为止，澳大利亚因关闭国门就流失了37.5万移民。 伴随着移民流失的是澳大利亚各大行业出现“用工荒”，餐饮业、旅游业等长期依赖留学生和移民的行业在解封后出现大量职位空缺，然而无人申请，有餐馆甚至宣布，因人力不足，将会在圣诞期间关门。 但对于曾柱生来说，解封后的新挑战，不过是唐人街在百年沧桑中经历的又一难关而已。11月的墨尔本正逢春天，曾柱生和和商会团队决定让解封后的唐人街“焕然一新”，请来工人挂上灯笼，装上数个写着“欢迎来到墨尔本唐人街”的粉红色牌匾，又在唐人街广场摆上鲜花，架设舞台。曾柱生也忙个不停：接下来，唐人街先要举行“欢迎回归”的活动，然后要重新庆祝中秋节，以弥补华人社区对在封城中庆祝中秋的遗憾，最后还要举行庆祝圣诞节和新年的活动。春风吹又生，生活仍在继续，唐人街上的他们仍在继续努力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