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本专栏上一期提到，在我和太太被确诊为新冠病毒感染患者之后，“你知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被感染的？”是我们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甚至，几个月过去之后，当有人得知我曾是一名感染患者，这个问题仍然会冒出来，如梦魇般挥之不去。

 

住院隔离的日子里，百无聊赖的病友们，也在反复推演各自的感染路径。

 

欧洲的新冠起源神话

很多人得知我们从欧洲回来并确诊新冠之后的反应，都是“欧洲真的遍地都是啊”！

 

找我们的源头之前，先看看欧洲的“源头”——意大利。我们把时间拨回欧洲爆发初始，所谓的意大利“一号病人”，即在伦巴第地区曾参加了马拉松并观看了足球比赛的确诊病人，似乎以他一人之力就导致了该地区的疫情扩散。

 

根据媒体报道，当初在排查时，检测了这位“一号病人”所接触的有中国旅行史的同事，但他的同事并未感染，“一号病人”的感染源因此成为悬案。其实这类排查恰恰折射出当时的漏洞：距离武汉疫情社区爆发已经快两个月，而各国对来自武汉或湖北的人员仍采取自觉申报、无症状不额外处理的应对措施。事后诸葛来看，病毒在当时的意大利已然落地生根，简单地排查“一号病人”身边那些有中国旅行史的人员，并不全面。

 

不妨假设，这位“一号病人”的某位去过中国的同事确实被诊断为阳性，那他很可能就会被冠为意大利的“零号病人”。不过，这真的可以说明“一号病人”的传染源果真是“零号病人”吗？为什么不会是相反，即“一号病人”在接触时传染给了这位同事呢？若已然社区爆发，仍以“链式传播”作为预设的流行病学调查，是在看似科学的方式下得出完全不科学的结论，影响着对疫情的准确复盘。

 

在疫情带来恐慌、仇外、污名的同时，全球都陷入一种对感染源并不科学的狂热追逐之中，以为能够通过“顺藤摸瓜”的方式，发现病毒的传播途径，殊不知完全可能陷入一种自我误导的境地。

 

 

过去14天，你在做什么？

目光再转回到国内。

 

我刚刚被告知确诊的时候，正六神无主，疾控紧接着打电话来要求加我微信，并通过微信私聊的方式上报过去14天每天的行程。接完电话，我们就被送到了临近的定点医院复查。等到再次登上救护车被送往公共卫生中心，疾控的工作人员再次来电催促，要求尽快上报行程。在入院的头几天，疾控依旧会根据我上报的行程，锲而不舍地追问我详细信息。

 

有句讲句，我确实不能理解，为什么需要详细关注我在国外到了哪些地方？我是否去过欧洲的疫情重灾区如意大利的伦巴第区或德国的北威斯特法伦州，并不会影响医生对我病情的判断。由于回国前未做核酸检测，而我也没有任何显著的病症，到底是何时感染其实已经无法确定，此时再回顾我回国前14天的活动轨迹，真的有意义吗？

 

得到了我的行程轨迹后，他们详细追问了我在每个地点做了什么，戴没戴口罩，如果有外出则会问我在地铁上人多不多等等问题。难道中国的疾控还打算通知国外？或者去国外寻找密切接触者？还是说，这些统计的意义是某种官僚的形式，毕竟全闭环操作、各部门配合、层层上报的具体表现是同一件事会有好几个部门来问你好几遍，接着，入院第二天街道却仍然完全蒙在鼓里，还打电话问我怎么还没回家？

 

这不禁让我想到很多报道中说感染患者如何隐瞒自己的行动轨迹，如果不小心漏报了什么，将来我会不会也被作为瞒报的典型而面临严重的处罚呢？

 

我的同房病友陈北，经常通过“复盘”自己的感染路径来打发时间。他在英国与朋友同住，他的朋友有一位同事曾接触过确诊病人，并有轻微咳嗽，由于当地条件限制无法进行核酸检测。有趣的是，他始终不太愿意相信他的朋友被感染，总是试图说服自己是在机场买三明治或在飞机上吃东西时染上病毒。

 

正如前文关于意大利的分析同样的逻辑，两个人接触后他们的发病时间先后与感染的时间先后都未必是对应的关系。这种不对应会导致“线索”的断裂，甚至错位——因为找错了方向，片面强调追根溯源的方式进行流行病调查，反而会陷入一种反智、不科学的狂热之中。

 

这当然不是说，流行病学调查以及对感染者行动轨迹的排摸不重要，及早锁定潜在危险人群，并及时提醒可能受影响的潜在人群以减少更大范围的传播，这些都是负责的防疫手段。但是，疫情发展至今，我们对于病毒来龙去脉的追查，是不是过于执迷？

 

有句讲句，对“感染源”的强迫性追溯，之于治疗与预防几无贡献，倒像是一场为了安抚心理不安而编撰神话的猎巫。中美间关于病毒源头的口水战不正是这种猎巫的盛大演出？如果不认清这场追根溯源的全球病毒追逐战当中不科学的一面，我们不仅会被困在官僚文件的案牍中，更会因此而陷入污名化，最终可能在科学和伦理上犯下更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