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你心目中理想政府的模样？是自由放任还是大包大揽、是服从民意还是领导人民、是提供福利还是争取荣光？

虽然这个问题并不会被每天探讨，但或许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套关于“好政府”的评判标准。当大规模且威胁严重的灾难，比如疫情发生时，政府“应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变得具象起来，平时不会言说出来的对理想政府的潜意识，都会直接影响每个人对现实中政府做法的评价。

时至今日，回看包括中国在内各国政府的防疫措施在不同阶段的变迁，以及中国大陆民间对它们的评价，恰好可以从中窥见人们心中对防疫“理想国”的想象，并折射出不同的价值立场。

“防疫理想国”想象之一：不瞒报、不渎职

回望今年2月，中国的疫情的盖子刚刚被揭开——在经历了辟谣疫情、坐实疫情、专家组视察、春节前夕迅速封城等一系列动作，熟悉中国官方话语体系的人都能立刻觉察到疫情的严重性。最初的“辟谣”姿态让官方在疫情初期面对指责时有些气短，加上2003年非典时留给了公众“政府会瞒报”的印象，一时间，各种批评呼啸而至，舆论一时间俨然要重拾第四权力的监督作用。

虽然官方在话语权方面略显气短，湖北主政者甚至被戏称为“F4”（fool four），但在权力掌控上寸步不让，大量物资均须通过红十字会统一调配。物资堆满仓，医院却告急，领导的司机私自抱走一整箱口罩的画面传遍互联网，进一步激起了普遍民愤。

李文亮医生的去世把种种不满推向高潮，虽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但如果要总结当时的社会声音，人们对一个理想政府的想象或许可以概括成这六个字：不瞒报、不渎职。

 

 

“防疫理想国”想象之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进入3月，疫情开始在世界范围内蔓延。当时我见过一个评论，大意是：“病毒不仅影响身体健康，还会暴露出各国体制和社会中的现实弊病，比如中国出现瞒报和官僚的作风，韩国见证教会的巨大影响力，新加坡外来劳工恶劣的生存环境……至于欧洲，应该不用担心吧？”

 

当然，现实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回国前，我问欧洲当地的朋友：“像欧洲这样一个经历过黑死病的地区，你们的小镇上还立着纪念那次灾难的圣三一柱，怎么在这次的传染病危机面前似乎一点都不重视？”朋友犹豫着回答：“也许是那件事，实在离现在太久远了吧。”

那么这次疫情能不能跟黑死病相提并论呢？当疫情变得严重时，政府都以最高规格来应对：英国女王做了在位68年来，第五次特别演讲；德国总理默克尔执政以来首次圣诞以外的演讲……但他们话锋一转，“不要拜访老人”、“你爱的人可能会因此去世”——虽然不指名道姓，但是拐弯抹角让人“等死”的潜台词，肯定是让众人无法接受的。

从国人社交媒体上强烈的抵制来看，虽然这是别国的“内政”，但这显然与他们对理想政府的防疫措施背道而驰：理想的情况应该是，发现问题就要解决问题，更折射出在大灾难面前，人们对“国家”这个有史以来最强有力的组织形式存在的期许与寄望。

“防疫理想国”想象之三：本国之外还有全球

既然中国的百姓期待国家政府面对疫情要有所作为，在这种背景下，即使中国的防疫措施略为严格，都容易被国人理解和接受。同时，随着疫情扩大，那些没有采取强制、严格隔离手段的“不作为”国家，就会被顺理成章地视为“白白浪费了中国争取的时间”，此时防疫不再是一国之事，也是每个国家尽自己全球责任的一部分。

人们对“防疫理想国”的理解和期待，跨越出国门，却在全球化和封闭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矛盾：选择退出世界卫生组织（WHO）的美国是大开全球化倒车的典型，“闭关锁国”的中国却可以被国内的人们理解为尽了“大国负责任的态度”。没有一个国家是“孤岛”，每个国家的行动都会影响其他国家，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在这样的想象当中，防疫的“理想国度”不仅要自己“守土有责”，更是对他人、别国负有责任。

 

基于上述对防疫理想国的想象，中国人心目中最符合理想的国度在哪里？会不会是中国？我想起在电影《2012》里，维系人类最后生存机会的方舟也被安排在中国建造。但是电影里的方舟，并不是给所有人造的，对于全人类来说仿佛是救生艇不够用的泰坦尼克号，必须排除一部分人才能让其余的人顺利搭乘。

有句讲句，无论是因为被隐瞒而陷入危险的普通人、明知危险却在群体免疫中可能死去的“所爱之人”，还是因为“守土有责”而被拒绝在国门之外的人，都逃不开对“谁是我们”的界定。这或许是对防疫理想国的诸多想象中，最富争议也最众口难调的一个，我们想象不断变化的背后，除了对政府的期待，也包括了对自我的认识的不断变化。但是围绕着“我是谁”不断修正“什么样的政府”更好，难道不会有点屁股指挥脑袋吗？世界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未来你心中的“防疫理想国”又会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