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档案跟香港前途有关。”香港史研究者崔永健翻开一份主题为“Future of Hong Kong”的档案，告诉记者。在英国国家档案馆里，崔永健捧着一份又一份跟香港有关的历史档案，埋头把每一页档案拍下来，待回去后再细阅里面的内容。 这座位于伦敦西南郊区的档案馆里，保存了英国殖民管治香港期间的历史档案，当中有关香港前途谈判时期的档案近年得到香港社会的关注，无论是研究香港史的人，或是曾以为可推动港人参与进香港“二次前途”讨论里的人，都尝试透过档案及史料去追寻香港的前世今生、拼凑出一幅更为完整的版图。 英国国家档案馆属于英国司法部辖下的行政机构，里面收藏及保存了近千年来英国政府的官方档案及历史文件，馆内浏览档案的人来自不同地方、关心的时期及面向也极其多元。作为香港研究者视角所关心的，是英国殖民管治香港那段时期，英方各种就香港发展所进行的决策、报告、书信来往，如何塑造了香港历史的来时路。 香港史研究者∶从香港的过去解答现在的问题 崔永健是2005年首次来到这座档案馆，当时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攻读硕士研究学位，专研香港史。 “我会研究香港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是纯粹对香港的过去有兴趣，而是对香港的今天和将来有兴趣，然后尝试替香港未来的问题去寻找一些历史根源，于是就想了解香港民主化的问题。” 那年他研究战后香港市政局在1950至1970年代初的发展。市政局是当年香港仅有民选议席的机构，“虽然选民基础狭窄，但可以说是代议政制的雏形，研究这范畴涉及到宪制上的改革，当年港英政府一定经常要跟伦敦这边商讨。”若要全面地理解当年的决策、港英政府与英方之间的沟通往来，便需要翻阅当年的档案文件。 “虽然当时香港的政府档案处有购买了一些英国殖民地处的档案，但未买到70年代的那批档案，所以我需要飞来英国看档案。”于是，那年他得到大学资助机票费用，来到了英国档案馆，翻阅50至70年代初有关香港的档案，从中也发现到了战后以来英国迟迟不肯给予香港民主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反对，那些素材都是从档案里面发掘出来的。”这个发现，后来崔永健在2014年以笔名“毛来由”写成了一篇《为何英国不早给香港民主？英国档案提供的答案》的文章，分析当年中方强烈反对英方让香港走向民主自治的缘由。 翻阅这些档案的过程，颠覆了很多他对于香港史既有的认知与想像。 崔永健说，2005年的时空里，香港史的研究比现在匮乏得多。“当时没有太多人做香港史研究，那时落后很多，很多基本但重要的问题没有人研究。”其中一个颠覆了他原有认知的，是被香港人津津乐道的“麦理浩年代”，即1971至1982这十年期间，时任港督麦理浩推行一连串政策，大刀阔斧改革香港，把香港打造成为“模范城市”：“为什么会有麦理浩年代？以前的认知是因为六七暴动之后，港英政府需要收买人心。” 以当时外界的理解，麦理浩年代的改革是发生在1967年香港左派暴动“六七暴动”的回应。然而在翻阅档案的过程中，却发现这些打造香港成为模范城市的举措，是为了日后在香港前途谈判的过程中，增加英方谈判筹码的手段。 “那时是知道可能要就香港前途展开谈判，故要制订英方的策略，而那个策略就是升极香港成为模范城市，争取民心，令香港人站在英国的一边，就会令英国有更多谈判筹码。即使最终要将香港交给中国，中方都需要去做更多的事情去维持香港人、在香港的外商及英商的利益。这种理解是很颠覆性的。”以上的观点，后来也被岭南大学公共管治研究主任李彭广于2012年写成了《管治香港：英国解密档案的启示》一书中指出。 踏入2010年，崔永健指在这打后的时间里，开始愈来愈多人尝试透过英国档案来追寻香港的前世今日。“不少学者也会开档案做研究，例如李彭广、吕大乐、叶健民等。”学者以外，民间对于香港的过去，也有了愈来愈浓厚的兴趣。 “我觉得这跟香港身份认同有关，当大家对于这个身份认同的情感愈来愈丰富的时候，一定会想了解这个地方的过去。” 另一方面，他认为香港传媒开始透过解密档案去进行采访报导，也是另一个掀起热潮的原因。“那时《明报》、《苹果日报》会报导档案馆最新解封的档案，我想2013至2014之后愈来愈多吧，可能2014年又正值中英谈判达成30周年，一般档案30年就会开（注：据英国《档案法》规定由档案馆所收藏的文件，一般会在发出30年后才会解封，2013时将期限缩减至20年），因为开了，记者走去开档案来看，又引起了一个热潮吧。” 在这波热潮里，已经毕业、当时任职中学历史及通识科老师的崔永健开始以笔名“毛来由”书写，在网络上发表一篇篇从历史档案中追寻而来的文章。“本来是打算低调做人，那时是受到传媒的触发，看报纸发表的解密档案报导，觉得很有趣，而我自己以前也看了这么多档案，已经有资料在手，就决定开始写作，写香港民主化的问题、中共对港政策的问题，算是香港前途问题的前传，一直写到现在。” 崔永健认为，英方解密档案的重要，在于可以由此了解英国及港英政府的决策过程。“要知道某件事情的决策过程，便要透过档案，这不等于要全信档案里面的东西，例如对香港民情的判断可以是错的，但起码有一方的资料可以做参考。” 话虽如此，档案内容不时都会因为不同理由而被抽起或遮盖，“常常都会出现的，尤其是80年代至90年代的档案，关于香港前途谈判、过程期前后的那些档案，很多都会被抽起。” 离开中学的教职后，2015年他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攻读历史学博士，研究的课题仍然是香港史，“我不是一个参与抗争的人，但也想找些东西为香港贡献，那就继续研究香港吧。” 2020年7月，《港版国安法》落实之后的三天，崔永健从新加坡回到香港，望着香港急速的变化，他感到非常陌生，“我记得那年年底，我坐上了电车，在上层的前座望向港岛的街道，突然发现一个景象，就是挂在街头的那些议员的横额全部都消失不见了，那刻的感觉是，我所认识的香港好像完结了”。 于是他决定要为这个“已完结的香港”书写历史，写作计划名为《一国两制的开场与收场》，以1971年为始，2020年为终，“为一国两制盖馆定论”。为了能够安心地写作，崔永健于2021年4月来到了英国，并特地选了一个较为容易到达英国档案馆的地区居住，方便他能到档案馆去寻找档案。 “如果日后香港史只剩下官方论述的书写，然后香港史的书籍全都是三中商（三联、中华、商务三个官方背景出版社，香港民间合称三中商）出版，那是很有问题的一件事。做香港研究或香港史研究，最理想的地方一定是香港，但如果自由没有保障的时候，就没有办法继续留在香港去做，希望我写的香港研究可以对香港社会、全球香港人都会有些影响，希望读者看完之后都会思考一下，对社会前景会多一些看法吧。” 最近他开的一份档案，是彭定康年代改政方案的主题，1992年彭定康上任后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提出政改方案，立意改革立法局的选举制度，遭到中方的强烈反对及批评，彭定康当时被时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怒骂为“千古罪人”，“虽然档案有内容有很多都被遮盖了，通常抽起了的都是中方对那件事情的反应，但仍然有东西可以在里面看到，例如兴建新机场的争议，英方的内容虽然也有抽起，但不像抽起中方反应那麽多，真的很顾及中方感受。” 随着香港社会对于历史档案的兴趣愈来愈浓厚，崔永健在攻读博士期间，一次再回来英国档案馆的日子里，在档案馆遇上了同样查找历史档案的香港人，“我遇过朱凯廸（注：前立法会议员，目前因47人案而被还柙候审）、也遇过香港前途研究计划的人”。 “香港前途研究计划”成员∶历史档案中找前路 2017年，距离2047年、一国两制50年不变承诺的大限只剩下三十年，本土研究社、香港众志、以及一众年青学人发起了“香港前途研究计划”，透过研究及分析重要的历史档案，重新认识香港历史，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民间研究，以整理在香港前途谈判期间的种种历史脉络，并希望透过民间对于历史的研究，希望推动港人对于2047年香港二次前途问题的关注。 这个计划，曾经众筹成功让研究成员得以远赴英国国家档案馆，展开档案解密的工作，并在当地招募义工协力帮忙，在三年之间，已纪录了逾千份来自英、美的解密档案，同时亦就着所发掘出来的档案，写成一篇篇分析性文章，把读者带回到80年代谈判桌上的光景。 翻看“香港前途研究计划”在写作平台上的最后更新日期，停留了在2020年的时空，在《港版国安法》生效之后，该平台已经没有再发表任何文章。曾为该计划成员之一、目前已身在英国的姚跃华承认，在国安法生效之后，即使只是挖掘历史档案并就档案内容进行书写的工作，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下也变得较为敏感。 姚跃华不是一开始就加入这个计划里面的，“我算是中途加入吧，参加了工作坊之后才加入的”。触发他加入研究档案工作的契机，是2017年中国外交部声言，《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作为一个小市民，听到这说话也是很触发到的，因为当时白纸黑字签下了这份有期限的承诺，也是基于这承诺才有人会留了下来。所以那时希望看看是否可以从档案里面寻找到一些蛛丝蚂迹，当年谈判的期间中方是曾承诺过的、写进了英方的备忘录或会议文件中，并且具有法律效力的。” 曾经做过政治记者、担任大学研究助理的姚跃华，希望能够透过参与发掘档案的工作，丰富当年的公共讨论，“所以最终加了入这个计划里，当时的政治氛围很重，想尝试透过不同面向去寻找香港人的定位”。在此之前，他不是完全没有接触过与香港有关的历史档案，“有去过位于观塘的政府档案处，但那时没有看过跟政治太有关连的档案，主要是看市政的主题。” 2017年，随着英国解封新一批的档案，姚跃华和其他研究成员从香港来到了英国的档案馆，“那是我第一次来英国档案馆，来了差不多两星期，几乎天天都跑去档案馆”。当时他们也招募了一班在当地的港人义工协力，反应颇为热烈，“都会有20至30人参与，年龄大约都是二十多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主，但也有1至2个老年人，他们是在六四发生之后来到英国的。” 在密集地翻阅及整理历史档案的过程之中，姚跃华对于过去香港就着前途问题的讨论及理解丰富了很多。 “主要集中看19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的档案，有些内容是预期之内的，因为坊间已有很多回忆录，但重要的是读到英方内部如何去评价一些事情，未必一定要接受英方的观点，但至少知道了英国内部是如何去衡量某一件事情，也会见到很多他们看到中方的草拟之后的一些考虑，如觉得中方的一些机制会容易被滥用，或觉得中方的谈判策略是如何、从而作出一些策略性调整，看这样的决策过程也是有趣的，在未开档案之前，香港人看到的只会是公开的结果。” 在看了数量庞大的档案之后，对姚跃华来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年讨论《逃犯条例》的过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曾就1997年后如何处理两地司法管辖区的疑犯问题有过一连串讨论，“有十多份档案都是关于逃犯条例的讨论，那时英方觉得这会出状况，也有讨论过可能会触发政治案件，尤其是六四之后，如果大量政治犯来到了香港，中方是否可用逃犯条例去引渡民运人士回去受审呢？英方很重视两地法制的不同，认为即使没有民主，但法治精神及法制的区制是很重要的，要防止中方的入侵，法治基本上是最后的护盾，整个过程也回应到当下的时事及局势。” 从历史文件中溯源，过去并没有真正地过去，当年遗留下来的担忧，在主权移交之后的时空不断上演，“我比较着重的是涉及到法制的档案，因为觉得政权一定会沿用及施行殖民时期的恶法，研究殖民恶法对我们去理解政权对于自由的压榨是有关系的，例如《社团条例》、《教育条例》、《公安条例》等。” 如果说香港史研究者是为香港现状把脉而去追溯过去的历史，姚跃华当时在做的事情是为蕴酿三十年后或会去讨论的前途问题寻找更多的资源，虽然在今天的局面下，这样的空间愈缩愈小。“某程度上，如果大家觉得有些制度是需要去成立、而那是对香港自治空间重要的话，我觉得寻找档案仍然是相关的；另一方面，在找档案的过程中会发现很多白纸黑字的承诺中方是没有履行，挖掘档案某程度也是一种追究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