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秋天，台北天气多变。 林芯（化名）初次离家，九月开始北上念研究生，本以为是人生新起点，不料却是情绪灾难的开始。硕一上学期课业负担重，她也为赚学费、生活费身兼五份工作，承受庞大压力。自我要求极高的她，不断告诉自己，摆脱舒适圈才有所成长。 学业、工作、自我怀疑，积累的精神压力，林芯情绪潮起潮落幅度越来越大。过去有家人朋友支持，波澜再大，情绪浪潮宣吐后总会逐渐平息，但在异乡少了支持，林芯最终溃堤。 Mon. 父亲自杀那天 忧郁就在我心底扎根了 早上十点，闹钟还没响，林芯已清醒。不知多久无法正常睡觉了。 星期一没课。 宿舍隔音很差，听见隔壁同学起床盥洗，她哭肿的双眼仍不愿睁开。“我每天都是哭着睡着，又哭着醒来。” 第一件事是挣扎要不要下床。好不容易睁开眼，直盯着天花板，老旧电扇一圈圈转动，搅动身体的黑暗能量。 直到太阳升起又落下，她仍在胶着，没把握能否应付起床后积累的作业，及床缘外的生活。 林芯离开床已是下午四点。起床后她心情更绝望：今天将进入尾声，她又搞砸一天。逃避生活丶事情积累丶无力面对丶继续逃避，恶性循环让她找不到突破口，只能一直逃。 林芯习惯买晚餐途中打给母亲。母女感情很好，但林芯无法和她谈及情绪状态，只轻巧周旋着生活起居食衣住行，内心挣扎她轻描淡写带过。 这份难以言喻的痛苦，从国中三年级就深植心中。 那年，父亲自杀了。 父亲是一名粗工，话不多，有一家之主的威严，非常疼爱女儿。“我们家巷尾有个停车场，爸爸腰间总悬着一大串钥匙，记得他每天六点半下班回家，我只要一听到‘喀哩喀哩’的钥匙声，就会兴奋地冲到巷口接他。我当时很矮，我爸都会搭着我的肩，父女俩一起慢慢走回家。” 林芯却最害怕父亲喝酒，酒醉的他完全变样。父亲嗓门大，喝醉后常对母亲大吼，也常嚷自己活不下去了。她至今仍对太大的声音感到恐惧。 一天，父亲照常醉醺醺回家，口角冲动下打了母亲。妈妈带着年幼的林芯连夜逃回外婆家，那是林芯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爸爸联系过她，但她不敢接电话，“我怕接起电话，听到他的声音会想回家，但我不能回家，因为我更害怕那个喝醉的他。” 父亲精神不稳定，但每天忙于工作，似乎从没想过自己可能患抑郁症，只不停酗酒。研究认为抑郁症患者会借酒精纾解低潮，而酗酒和药物滥用的患者中，有三成是重度患者。 “当时，我爱他，也恨他。” 再听到父亲消息，是接到哥哥电话，传来爸爸自杀的噩耗。父亲被发现时已陈尸三天，满房尸臭。房间遗留未烧完的炭火和两张写在日历纸的遗书，结构松散丶笔迹凌乱，明显是喝醉下笔。“父亲对现世和家庭状况非常不满，骂了当时的总统马英九，也和我们道歉。” 父亲的自杀在家中是禁忌话题。母亲不理解他为何自杀，为何不能好好工作、生活，要自私伤害留世的人。“距离他的死已经十年了，我至今还是想不透，也不想去想。” 专家解释，重大压力事件有时是抑郁症诱因，有时是压倒骆驼的最后稻草。以林芯为例，或许年幼的事埋下抑郁种子，又或这正是她最后一根稻草。 林总以戏谑口吻说：“我很M（被虐）哦。”长大后，她潜意识复制与父亲的相处，常将对父亲的焦虑依恋投射到别人身上。“我对被照顾的爱感到害怕，不敢接受别人对我太好，因为我害怕这段关系会结束，就像我和我爸一样。”每遇上欣赏的男生，发展到一定阶段，感受到对方好感，就会立刻收手，关系都在未开花之际就因她的逃避终结。 并非所有遭遇重大事件的人都会患抑郁症，相对的，诱因消失也不代表抑郁症会不药而愈。但抑郁症与压力事件“相生相克”，郁期时寻常压力也会被看得很重，平日轻松应付的挫折也成了无法处理的问题，甚至会把处理好的疙瘩挖出来反刍。对林芯而言，此事彷佛不定时炸弹，随压力积累，随时引爆。 Tue. 请别再跟我说“没事的” 我知道自己“很有事” 闹钟八点响起，林芯带着前晚的疲惫，逼自己下床。 星期二的课很重。 “我心情很忧郁，觉得自己越来越糟。但会强迫身体要动起来，不然我只会一直消沉。”一早赶去教室，上午上完课，直奔系办值班。为赚生活费，状态再混乱也要准时到班。 值班结束，紧接着赶下午两点的课。这科老师很严格，课业压力常让她恐慌，担心挂科。下课后，林芯会和同学在河堤散步，她善于表达、愿意倾吐，会反覆诉说焦虑，但常被回复“没事啦！你想太多了！” 彷佛无形的手捂住她的嘴，告诉她“好了，别说了”。 别人说“不用担心，没事”时，林芯只能心中默默白眼，“你们根本不懂，我很有事”。 室友王洁安（化名）是她最亲近的陪伴者。林芯说王是神经大条的“标准理工女”。林芯表达恐慌时，理性的她开始总直接提解决措施，然而不会往情绪里钻，往往无法理解林的状态。 王曾转发科学研究给她：“你看吧，研究显示人类担心的事，九成都不会发生：)” 然而，再科学的研究，都无法说服“非科学”状态中的抑郁患者。 洁安最初并没察觉室友不对劲，“只是觉得她好像都不睡觉，而且很常钻牛角尖”。起初她求好心切，试图解决方法，说服林芯正面思考，然而对方不停绕同一件事打转，洁安偶也失去耐心，吵架收场。 不过时间久了，她渐摸索出陪伴者之道：患者低潮时，先适度认同，慢慢引导对方正向思考。即使不完全同意，也别急表态，让对方有情绪出口。“如果他和我说了十件事，我会先认同其中八件事，再从剩下两件事中，点出他可能存在的思考盲点。” 另外也划清界线，别被拉入对方情绪，更忌一起恐慌。 洁安有其他抑郁症朋友，每个人郁期的状态不一。精神科医师认为，行为差异有时是疾病和性格的交互作用，“同样是抑郁症，发在不同性格的人身上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有人对事物有较高主宰性，偏向“主宰型患者”，再痛苦也会不停挑战自己极限。有人个性保守依赖，偏向“依赖型患者”，忧郁时更畏缩。 王认为林芯偏“主宰型患者”，愿意向外求助，努力脱离忧郁。她的“依赖型”朋友发病时几乎丧失行为能力，无法出门，断绝外界联系，不接电话、回讯息，须靠朋友买食物。有些依赖型患者郁期时，会紧抓着亲近的人不放，甚至透过情绪勒索来测试，确保陪伴者不弃他而去。 “这种令人窒息的依赖，反而让朋友一个个离开。”洁安说。 现代社会，抑郁患者情绪成为焦点，陪伴者的慌张、疲惫、无力却常被忽略。陪伴者希望患者振作，但担心踩到地雷，用词须小心翼翼。 精神科医师说，患者有时会不停贬低自己，他人的加油，似乎是质疑对方不够努力。 一开始面对林芯，洁安不知所措，一心只想把她拉出来，反而造成反效果。“林芯不喜欢我跟她说加油！她说自己已经很努力了，这句话好像在责备她做得不够，会让他压力很大。” 她后来悟到，患者要的往往不是“解决者”，而是“倾听者”。所以她“以静制动”，先认同患者情绪，让他们安心倾吐，待对方情绪平稳，再点出盲点，制造突破口。 台大医院精神科医生廖士程提到，例如许多人认为运动抗忧郁，积极敦促患者运动，“殊不知运动只能感善轻度忧郁，其实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在发病时根本动不了，更不用说是运动。当患者无法达成朋友或亲人的期望时，心中产生更深的罪恶感，觉得自己连朋友这点期待都无法实现，反而加重自我否定的情绪。” 那被动的倾听陪伴，是否过度放任患者陷入低潮？其实患者比谁都渴望摆脱抑郁，但需要时间，谁也急不得。有时幽默轻松的陪伴反让他们也轻松。“督促对方准时吃药，我会和对方约定好，如果准时吃药就给他一个小奖励。”洁安说。 Wed. 我爱我的“认养人” 痛恨需要被救济的自己 今天是工作日。 林芯下课便直奔咖啡厅，逃离令人窒息的校园。 咖啡厅是个能疗愈她焦虑的地方。林芯喜欢在咖啡厅写报告、读书。走进咖啡厅，她进入截然不同的心境。浓郁咖啡香弥漫，慢调爵士钢琴曲，邻桌轻松交谈，店员冲泡咖啡，悠闲氛围是她的救赎。林芯在隐密的位子坐下，电脑收到通知，她申请的“弱势奖学金”并未通过。 父亲过世后，家中愁云惨雾，她被转介到“台湾儿童暨家庭扶助基金会”（家扶中心）。 家扶中心的认养制度，旨在协助贫困或家庭破碎儿童、青少年获稳定补助，每个认养人每月提供1000元台币。 家扶中心为她安排了三位认养人。她不知对方是谁，只知每月写信报告有哪些开销，自会有钱进帐。“小时候我觉得这些认养人都是假善人，捐点钱就想打发我，根本从来不会读我的信，也不在乎领养的小孩过得好不好。”但每月的信成为林芯的抒发出口，她把许多无法向母亲说的苦写在信中，寄向未知。 除了概括本月花费，有时她会提到自己的焦虑，挫折，自我怀疑和认同危机，有时也提到对未来的憧憬。 林芯不知这些信最后到谁手，认养人当时对她来说，是亲人又是陌生人，她感谢，也怨恨对方，总愤愤地想，“要不是我死了一个老爸，哪轮得到你们来认养我。即使你们给我钱，我的生命也不会完整。” 她痛恨自己需要被帮助的处境。 久而久之，林芯却发现自己萌发了病态的自豪。她把被同情视为理所当然，这种扭曲依赖又令她痛苦。“我常恨自己，因为我爸过世后，我就紧紧抓住‘弱势’身份，觉得自己只能靠这个生活下去。” 几年后，中心安排她与认养人见面“相见欢”，林芯认为“伪善”和“矫情”，万分抗拒这商业包装的慈善。 现场记者聚集，渴望捕捉感人画面。“如此做作的画面，只是藉由消费弱势，来彰显富人的慷慨，满足他们的优越感罢了。”林芯猜测，对方不是势利白领，就是穿金戴银的名媛。她心中充满厌恶，祈祷一切快结束。 十分钟后，认养人到了。 万万没想到，走来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奶奶。她见面便握住林的手，轻声说：“你就是林芯吗？我帮你祷告很久了。” 愧疚、难过、欣慰，复杂情绪直冲脑门。她没想过，自己写的一字一句，都化作认养人的祷词，守护她多年。 林芯与认养人的关系在大学结束，但她们联系密切，她知道自己并非只身一人。林芯是基督徒，父亲过世后，一度逃离信仰。与认养人见面后，她决定重拾信仰，教会开始成为重要心灵依靠。 到台北后，林芯进入新教会，希望断开原生脉络。她不想继续依赖弱势身份，所以加倍努力。这个想法常在郁期时鞭策她。 在她定义里，抑郁病人分“文艺型病人”和“积极型病人”，前者花时间沉浸在忧郁中，刻画悲伤情绪，即使知道需要改变，但承受不起改变现状的痛苦，不会设法摆脱郁期。 而林芯自认属于“积极型病人”，虽知改变很难，但比起在情绪里焦虑能否好起来，她愿意承受痛苦，寻求出路。 Thu. 诊疗间中唯一能抓住的 只有医生的权威 今天要去复诊，林芯相当期待。 医生是年过五十的严肃大叔。当初林芯得知教会提供精神医疗咨询，决定求助。“这位中年男性、充满权威、又是透过教会转介认识的精神科医师，让我非常信任与依赖。”在医生身上，她看见父亲的影子，也看见过去的自己：依附父亲、兄长攫取安全感的小女孩。从小缺乏父爱，让林芯对“阳刚的爱”产生渴求。 “我的精神科医师很凶，我对他又爱又怕。我如果没有按时回诊，他会严厉责备我，但与此同时，他的权威和专业感又让我非常安心。”林芯喜欢向医生诉说，和他对话让她平静。但医生除初诊花时间了解状况外，后续只会询问近期情绪，已斟酌剂量或换药。 廖士程认为，病患对医生产生依赖是合理现象，但若发现患者病态依赖，而不愿脱离病症，就要设定界线，并协助他们独立面对。 林芯并未对医生产生病态依赖，尽管她把医生的话奉为圣旨：早点休息、按时吃药、多运动等。而用药的仪式感，也是她扭转现状的仪式。 医生开了两种药。白天服抗抑郁药物“克忧宁”（Purtraline），晚上安眠药。林芯没明显感受到药物对病情的改善，但就像安慰剂，服药让她说服自己，正往光明前进。她戏称，吃了“快乐小药丸”，才有能量开始新一天。 抑郁症并非单纯心理问题，是大脑神经传导物质运作出状况，血清素、多巴胺和正肾上腺素等分泌不足，就会不断翻出痛苦记忆。 事实上，起初感受不到疗效是正常的。廖士程表示，抗抑郁药要连续服用4到6周才能发挥作用。但许多患者一感受不到药效，就失去耐心，恣意停药，医生无法追踪疗效，便难衡量是否换药。 每种药都有三分之一的患者反应不佳，廖士程表示，医患必须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才能一起面对不确定性。 患者面对眼前黑暗，常怀疑是否会康复。廖士程表示，就如同感冒，抑郁症会康复，但复发率很高，根据国外治疗准则，建议患者康复后持续服药四到九个月，甚至一年，“维持性治疗”，降低复发风险。耐心的持续治疗、定期追踪，才能完全康复。 Fri. 失败的咨询治疗 让我更想逃 今天林芯在医生建议下，预约学校的心理咨询。 美国精神医学会建议，轻度抑郁症可纯靠药物控制，但中度、重度患者，建议服药且病情稳定后，结合心理辅导治疗。林芯这种经历重大事件的患者，医生常建议透过心理辅导厘清不安来源。 不过，咨询师的效果，与两人契合度有关。对林芯而言，咨询几乎毫无用处。 她被安排到一名年轻的女咨询师，“这位咨询师无法让我信任，不像我对我的精神科医师那样依赖。”40分钟谈话，话题围绕课业压力，咨询师只着眼当下焦虑。“她只是看着我，不停抛出问题，问我该怎么办？逼迫我想办法解决问题。” 咨询师让林芯说明她的问题。 “我很怕我的研究方法会被当。” “被当了会怎么样？” “那我就无法准时毕业，开始工作。” “那你觉得该怎么办？” “我只能努力念书，不要被当。” “如果你真的努力准备，我相信你不会被当的。” 然而课业压力只是冰山一角。“我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学业压力，而是最根本的不安全感造成的恐慌。”校园的咨询体系不健全，咨询师人数不足，也让质量下降。“不论我讲到哪里，40分钟一到，就会赶我离开。”虽然咨询暂时处理了短期问题，但对长期过往没任何帮助。 失败经验让林芯对校园的心理辅导失望透顶。 Sat. 请把我当正常人对待 忧郁是一个状态。 父亲自杀后，这个病便隐隐存在。儿时经历让她习惯活在痛苦中，甚至觉得痛苦让她安全踏实。抑郁症并非瞬间发病，而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专家指出：“人都有适应力，有时我们会让自己处在一个不理想但相对可以接受的状态。因此患者必须有足够的动机，才会选择就医。”林芯的抑郁就是周期性的，时好时坏多年，直到波澜越来越大，负能量逐渐吞噬生活，才决定就医。 廖士程说，其实抑郁症是很容易产生“病识感”的病，患者会真切感到痛苦，也会意识到这非正常状态。但许多人仍不愿就医，主要碍于抑郁症的污名化。社会生产的污名标签黏在患者身上，患者进而下意识地“自我污名”。内化后的污名，是不愿就医的元凶。 这一问题在老年世代尤其显著。世卫统计，全球老年人口抑郁症比例约7%，就诊率却仅1.3%，长者对精神病的看法，让他们宁可受苦。 虽然年轻世代中抑郁症不是避讳，但林芯和多数患者一样，不主动提病情。他们不要同情或特殊待遇，更不希望朋友改变以往的相处模式，将他们当病人对待。 “我只想被当正常人。” 在忧郁星球上，这再简单不过的心愿，是每个人最深切的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