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市民开枪的中央政府是不能接受的，早晚会倒台的。” “我们外交官世界中，虽然是不能代入感情的，但是凡是去过现场的，都无不对民众抱有同情。” “我们对华的经济援助和改革开放的支援，到底有何意义？” ——城山英巳的《天安门档案—从机密记录解读日本外交之“失败”》一书中记录，曾经在1989年六四镇压现场目击的日本驻华外交官们，含着眼泪发出如此质问。 2022年，日本出版了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教授城山英巳的新著《天安门档案—从机密记录解读日本外交之“失败”》（中央公论新社）。他以事件30年后公开的12册、超过5000页的《天安门外交档案》为主轴提出：虽然现场外交官站在同情中国民众的立场忧虑中国的未来，而东京的外务省则以“长远的大局观”，忧虑未来如何与中共高层打交道；最终，日本政府在六四后仍对中国采取“尽量有耐心、持续以温情注视”的怀柔政策，在1979年到2022年间，总共援华政府开发援助（ODA）三点六兆日元，结果还是把中国修炼成了一头排外的“怪兽”。 1989年后，城山英巳以驻北京记者身分，采访许多六四事件的亲历者，前后长达10年。对他来说，天安门事件前夜，是中国最接近民主的瞬间，然而一场军事镇压，令一切崩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是否真的会逐渐走向民主、自由；还是它从来就是个能毫不犹豫向人民开枪的强权国家呢？”——城山发出如此质问。 带着对侵华历史的强烈“赎罪感”，‘友好’和‘协助’一直是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主流。然而即便六四事件成为了中日关系的“分水岭”，但是“始终，一个安定而平稳向现代化推进的中国”，才是日本对中国“期望的形象”。当他引述访华的前美国总统尼克松晚年对中国怀柔政策的感叹：“我们可能创造了一个弗兰肯斯坦”，也发出质问，从结果上来看日本对中国的巨额援助，某程度上也协助催生了当下中国这个“怪兽”。 当习近平打破当年邓小平的集体领导制，“定于一尊”之时；六四34年后，中国如何变成和日、美、欧比肩对垒的强国，俄乌战争、“台湾有事” 的当下，“歪脑”记者访问了发掘出中日历史脉络的城山英巳先生。 从六四开始的一段中国史 记者：89年六四发生的时候你正在读大学，当时你的认知和感受是怎样？90年代的大学生经过六四是怎样的心理状态，愤恨、还是闭口不谈？会和你私下聊六四、中国的未来吗？接下来的改革开放对当时的大学生有什么影响？ 城山：六四的时候，我还是一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从6月3日深夜到6月4日凌晨，我一直盯着NHK在北京现场的直播。 就在这个时候，我决定要去北京和学生们交流，于是我参加了日中学生会议（编注：自80年代开始为了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在两国间轮流展开的学生交流会议）。六四是我对中国问题产生兴趣的直接机会。 我大二的时候，在中国举办的日中学生会议上与中国研究生（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第一次讨论是在1990年夏天，但我们没有讨论六四问题，因为大家有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就是不提六四。我当时虽然知道谈六四有可能给学生造成麻烦，但还是在“代沟与年轻人力量”的主题演讲中提到，上一代年轻人是“文革的一代”，如今则是“天安门世代”。中国学生们也接着谈到，当年父母一代是不假思索的响应政府，而如今则是“不管政府怎么号召他们，他们都会先自己思考，然后再行动。”而他们的思想也不再限于共产主义，而是更趋多元。后来，我听说当时的学生都成了共产党的干部、企业家或大学教师。他们中的一些人我在驻北京当记者时也有过交流，尤其在江泽民执政期间，“言论自由”的空间还比较大，他们也成了改革开放中的受益方。 记者：你在中国作为记者的访问历程中，似乎也和六四关系密切，几位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和六四渊源很深，如浦志强、刘晓波等，和他们的交往中，你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情？他们的经历，对当今中国发展有怎样的启示？ 城山：我对浦志强先生有很深的印象，至今仍是如此。 在对重庆发展起来的劳动教养进行诉讼时，我尤其这样认为。他恰恰明白调查报道记者在中国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他通过法律和诉讼撬开了言论空间，媒体也进行了报道。事实上，中共中央已经废止了劳动教育制度，我觉得浦志强先生的这些手段和行动，在言论控制日益严重的中国，是 "应该有的未来"。 如今，中国民间影响共产党和政府的空间越来越小，但在这个缩小的空间里，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如白纸运动。 在白纸运动中发声的年轻人对男女社会性差异和女权问题感兴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接近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LGBTQ、儿童和农民工等。 这是乌鲁木齐大火引发白纸运动的一个标志。 我期待这些年轻人对社会产生兴趣，并尝试与社会接触。 记者：你的第二次特派员经历可以说是和习近平上台时间是同步的，对他的统治趋势，你有什么观察？ 城山：当习近平在2012年成为共产党总书记时，和其他改革派知识分子一样，我希望他能朝着中国民主化的方向发展。 原因是他的父亲是习仲勋，广为人所知的便是对于改革政治制度的热衷。然而，在2014年，浦志强因举行纪念64事件25周年的非正式集会而被拘留，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观点是错误的。 我认为习近平执政的两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作为共产党历史观的信徒，他以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的100年 "屈辱的近代史 "为出发点，刺激了人民对屈辱历史的创伤感，点燃了民族主义，并把它变成了对自己个人为‘核心’的向心力。 事实上，中国在继续经济增长和军事扩张的同时，宣传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和 "强国"，其 "中国不能再受西方的愚弄 "和 "以牙还牙，加倍奉还 "的 "战狼外交 "引起了国际上的批评，但在国内却与对自己的支持联系起来。另一个影响来自他的父亲，他曾被软禁和监禁了16年。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习近平自己也经历了地狱，但他从共产党的历史中了解到，"政治上的失败意味着死亡"，"政治是一场斗争，如果你不赢，你就死在战场上"。 我觉得这种斗争精神在国内反腐斗争和与美国的对抗中得到了真正体现。 记者：外界有一种说法：当下中国的发展心态很像二战前的日本，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两国在西方围堵下的民族主义问题上，你觉得日本的历史对于中国有怎样的参考价值，中国这方面又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城山：有观点将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等同于中国共产党政权，但即使整体上有相似之处，也需要观察个案和周围的国际环境而定，不能这样简单定义。 习近平正在向国外出口“中国价值观”，扩大中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二战前）日本法西斯主义则试图建立一个“大东亚共荣圈”。 利用秘密警察镇压异己和监禁人民以增加国家权力的方法也是类似的。 然而，与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不同，今天的习近平有着国际社会无法忽视的影响力。 这就是为什么在广岛举行的七国峰会领导人宣言中，他们强调愿意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稳定关系，鉴于中国在国际社会的作用和经济规模，我们需要与中国合作。 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民主化不感兴趣 记者：你曾经提过，六四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出现“外交论”（对中国进行持续观察和援助）与“感情论”（对六四事件中被害民众抱有同情）之争，但最终“希冀的中国想像”也没能实现。如果认为日本在六四后的怀柔政策造成了如今中国的样貌，那据你观察，在香港2019年运动和白纸运动之后，日本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取态清晰吗？对于六四后的外交问题，日本有反省了吗？ 城山：评估1989年后日本的对华外交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当时，外务省，特别是中国通的外交官们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强硬性，即 "在接受来自西方的外部压力时会变得更加顽固"，并试图通过对话鼓励中共 "改变"。 日本当时的外交记录明确指出，日本 "期望的中国形象 "是 "一个通过稳定和温和的政策实现现代化的中国"。 只是应改避免回到文化大革命时代。故而无论有多少平民被屠杀，日本政府仍然选择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期望将中国共产党纳入国际社会。 我相信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错误的外交决定，但日本官方在多大程度上真正讨论了屠杀人民的共产党的本质，并决定了当时的对华政策，这是值得怀疑的。 六四发生后，日本从一开始，就已经有了一个结论，即不应该孤立中共，所有外交政策的前提都是指向恢复对中国的政府开发援助。我觉得这是一个 “失败”，驻北京的日本外交官曾经建议：“任何对中国政府的支持或合作都会受到中国公众的反感。 民主化是中国未来的一个趋势，我们应该关注公民的思维方式”，但东京的外务省否定了这个想法，说民主在一个农民的国家是不可能的。 当时，一些在北京实地目睹了六四大屠杀的年轻外交官关于日本应该从根本上审查其对华政策的意见被忽略了，而对中国共产党的对策最终还是以结果为先，定下了“以温柔的目光持续关注中国”的策略。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认为曾经侵略中国的日本，不应该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加以置喙。 日本如今的对华外交基本上与当时的情况相同。 其路线是在“追随美国”的框架内寻求“与中国对话”。34年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国际影响力有限，日本不仅被中国利用摆脱了国际孤立，还继续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的飞跃发展，包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然而，日本虽然有能力支持中国共产党，却难以更有策略地引导其发展，也无法要求中共对其政治制度进行更多的改革。 记者：日本外务省这句“民主在一个农民的国家是不可能的”非常有意思，在六四后的中国，很长时间以来，类似的话都用来否定中国人可以走向民主化，很难想像那时候日本外务省会这么想，不知你怎么看民主化对中国的重要性？ 城山：中日关系因小泉纯一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变得紧张，2005年在中国因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民众变成了“暴民”，但中国当局默许了这些带有强烈官方色彩的示威活动。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意识到，由于日本军侵略中国的历史问题，中国人民有根深蒂固的反日情绪，而共产党和政府可以有效控制反日情绪，并同时能够促进中日之间的友好。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有了共产党政府，日本政府对中国的政策会更容易进行，如果中国变得民主，反而会变成一个“反日的中国”。 我认为，日本外务省中国通的外交官在六四事件后，也只对稳定中日关系与共产党政府的关系感兴趣，对中国的民主化抱有冷淡的感情。 然而，最近，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的富裕，来日本旅游的中国人数量迅速增加。亲眼看到日本的中国人意识到，实际的日本和日本人与中国政府和媒体所传达的“军国主义日本”完全不同，他们对日本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习近平政权上台后，共产党和政府以“战狼外交”的方式反日，而民间也逐渐开始理性看待日本。日本政府终于在发展一种不仅包括共产党，而且包括“人民”的公共外交。现在日本政府内部有很多声音认为，鼓励中国的民主化将有助于稳定中日关系。 记者：强势中国已经成型，“战狼外交”也越来越厉害，日本如今和中国打交道的身分是怎样的？ 城山：日本政府在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人权问题和日本国民被拘押问题上说了该说的话，并强调了对话的必要性，包括首脑会谈，以及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 这个方向没有错，但必须扩民间交流、议会交流、在野党交流、学术交流、知识人之间交流、文化交流和旅游，这是对政府间交流的补充。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怪物”，不能再被忽视了。 只要两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恶化，中国政府也会限制民间交流，但我们应该重建双边关系，使各领域的交流能够继续下去。 为此，应首先解决阻碍交流的拘留日本国民的问题，并创造一个环境，让人们可以安心地到访问中国。 相比中国人权，“日本国家利益”议程上永远更重要 记者：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外界认为中国入侵台湾的可能性越来越高，你对此有什么观察？而日本夹在美中之间，必然不可能置身事外，需要做出怎样的准备？又要怎样去理解“和平”？ 城山：如果美国或台湾采取激进的台湾政策，习近平很可能武力侵入，但目前他将仔细观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日本和欧洲的团结情况。 在这个时候，当西方团结强大的时候，分析认为武装入侵台湾的可能性已经降低。 但与此同时，我认为它将在欧洲发起外交攻势，以削弱西方的团结，它还将不仅加强对日本的外交行动，还将加强对日本社会的影响行动，因为日本正在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正如许多专家所指出的，2024年台湾的总统选举将是一个关键点。 如果民进党获胜，它将加强分裂西方国家的努力，以确保在紧急情况下的武装入侵不会失败。如果国民党胜出，它可能也会大肆展开对台湾的影响力工作，重点推行融和政策。同时在努力分化西方国家。鉴于台湾的有事，日本政府加强防卫能力是非常必要的。 但仅此还不够，更重要的是重振日本经济，加强日本的国际影响力，不是军事上的，而是外交上的。在这方面，我认为七国集团广岛峰会是非常成功的。 记者：日本曾经在1989年六四之后的七国集团峰会中，“以一敌六”力劝美法等国“不让中国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你如何评价今年七国集团峰会中对中国的表述？在七国当中，似乎日本的取态相对比较强硬，但是美国方面又期待“美中关系回暖”，似乎在中国问题上，美日不同调的问题让然存在，你怎么看？ 当今世界似乎距离全球化越来越远，本国利益优先似成大趋势，当“中国内部人权”和“日本本国利益”出现冲突的话，日本有没有可能再次选择后者，如因经济利益不再关心中国侵犯人权问题，或为了保护在华日企做出妥协等等？ 城山：《G7广岛峰会领导人宣言》指出，“我们的政策措施不以伤害中国为目的，也不以阻碍中国的经济进步和发展为目的”，强调需要 "De-risking "而非 "Decoupling"。在七国集团中，最希望与中国建立关系的是欧洲，包括法国和德国，其次是日本，同样，对中国实施制裁的美国可能是对中国立场最强硬的国家。 岸田首相确实希望与习近平会面，以解决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增加其国内支持。为此，他以七国集团主席的身份抛出了与中国融和的信息。但是，日本政界有很多对中强硬派，网络舆论中也有很多反中的声音，所以岸田在对华关系上只能如履薄冰。另一方面，对日本政府来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政府曾经在六四后，在没有事先通知日本政府的情况下，突然推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在考虑到 “与美国的关系”和“与中国的关系”的悖论的情况下进行外交活动。 由于美国和欧洲的重视，日本政府现在也在向中国政府指出中国的人权问题，但它基本上仍然对人权问题不感兴趣。“日本的国家利益”在议程上总是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