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届在德国举行的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documenta fifteen，下称文献展），这场五年一度、在德国中部小城卡塞尔所举行的“文化艺术界盛事”，首次选用来自亚洲的策展人。到底这会否让更多的亚洲以及华裔的艺术家，可以登上这个世界著名的艺术展舞台？如果单从结果来说，那的确是对的。
有更多的华裔艺术家参展吗？
本届文献展共有四位／组受邀参展的华裔艺术家，包括台湾原住民艺术家张恩满、成都艺术家团体曹明浩和陈建军、广州艺术空间“菠萝核”（BOLOHO）、香港亚洲艺术文献库（Asia Art Archive）。另外，又有合共23位来自台湾的艺术家参与进这一届的文献展里，如果用过去每届平均只有约200位艺术家参展的人数作标准，那的确是一大进步。
但有趣的是，这届参与的艺术家人数，增加到超过1,500人，为历来参与人数最多的一届，当整体数量大幅增加，亚洲创作者的声音，似乎没有被聚焦，也没有获得太多的讨论。而且，整个文献展最终讨论的焦点，却成为了“为何展览可以容纳反犹元素？”
为何事情会变成这样呢？
这次的文献展，是一场有趣的策展实验，有别于以往，是来自印尼的策展团体ruangrupa下放策展的权力，邀请世界各地14个艺术团体组成核心的“Lumbung”（印民语的穀仓，延指人们社交、讨论事情的空间），然后再邀请不同的艺术团体，这些团体又能再邀请更多的艺术家参与。最后参展的艺术家超过1,500位，对比过往数据，最接近的为第六届的文献展，有623名艺术家参与，而其他届数，参与艺术家大概都是200位左右。
大致上，ruangrupa只建立框架，让艺术家们可以自由串连。但基本上他们不是联合创作，只是联合展示。因为展出的作品在艺术家们来到卡塞尔前，就大致创作完成。他们不是来到卡塞尔才开始创作、然后展示成果的。所以这届文献展在策展上是集体、去中心化的，但在创作上大致称不上是集体的，而可以去到协作性的程度，除了部份邀请他人参与的作品，就只剩下展出期间的互动讨论了。
那么，这种集体、去中心化的策展方式，如何惹来了“反犹”的争议？
让我们回溯文献展的“反犹”历史
这是我在德国旅居数年后得出的经验：你必须了解德国人的包袱，才能看懂他们的行为。
在柏林前往卡塞尔的火车上，我读着今年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的报道，当中大多都在围绕当中的反犹展品，以及混乱的策展方式。总策展团体ruangrupa来自印尼，而在德国当地的舆论中，论述的方法是这样的：“为什么德国政府资助的活动，会容许含有反犹元素的作品展出？”策展人来自哪裡，并不是讨论的重点。
但当真正参观过展场，再把“反犹”与策展方式放在一起讨论，那就会带出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意图决定形式，形式决定混乱的程度，而那混乱就是手段，让本身不可能发生的事变得可能。这种策展的方式，本身就倾向收纳更多不同的激进思想，从而挑战既有的想法。而在德国踫到反犹这个禁区的作品（即使所谓反犹作品，许多只是批判当下的以色列而已），却是这届展览众多挑衅行为中，少数受到指责的。而所有的挑衅，其实都可以用来开拓讨论。
开始谈论今年文献展前，让我们先记住，这是一个在德国举办的艺术展，而无论在官方或非官方的论述中，它也与纳粹有关。
在官方的论述中，文献展一开始的时候是对于纳粹的反击。1937年，纳粹举行名为“Entartete Kunst”（堕落艺术）的展览。那是一场公开污名化的展出，公开声言那些包含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达达主义（Dadaism）等思潮的展品是“undeutsch”（非德国化）的、堕落的作品。而这些现代主义的艺术家，在二战结束前一直遭到纳粹当局抓捕。文献展主办方的论述指出，文献展是对该场污名化历史的反抗，让现代艺术可以重新被正视。在这种论述下，文献展与纳粹的关係是对抗式的。
但这是完全真确的吗？
2021年，在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Deutschen Historischen Museum）中，举办名为《DOCUMENTA. POLITICS AND ART》的展览，除了梳理文献展的发展，它还如此向观众宣告：Werner Haftmann，这名一向备受尊重的德国艺术史学者，亦是首两届文献展的艺术总监，从1937年起，就是德国纳粹党的成员。根据历史学者的考证，Werner Haftmann在二战期间甚至有参与在意大利搜捕游击队。而展览的策展人Julia Voss就称，Werner Haftmann非常投入搜捕行动，他们甚至能证明，他有参与刑求游击队及射撃平民。在展览中，甚至有暗示Werner Haftmann知道部份在二战期间逃亡艺术家的行踪，而这些艺术家最终被捕。
首届的文献展，也许没有如文献展官方所说的对抗纳粹。例如犹太画家Felix Nussbaum、共产党员Otto Freundlich，他们的作品都没有在首届文献展中展出，关于纳粹战争罪行的作品也是缺席。另一方面，Werner Haftmann也为德国画家Emil Nolde洗白，把他从一名反犹人士写成一名品德良好的德国人。
这场2021年的展览，在当时引起不少讨论。在战后的德国，纳粹的幽灵几乎无处不在，除了要找出历史中的罪犯加以惩处，背负历史罪名的德国，在许多层面上，都会採用极端的策略：完全不容许任何有反犹可能性的行动存在。
而今届就是丑闻爆出之后的第一届文献展。在2019年2月，文献展官方早就已经宣布，印尼艺术团体ruangrupa将会成为第15届文献展的策展团体。
德国总统：艺术没权越过界线
关于第15届的文献展新闻，一直都环绕着当中的反犹意识。起初引发讨论的是今年一月时，一个名为“卡塞尔反对反犹主义联盟”（Bündnis gegen Antisemitismus Kassel）的团体，在它的网誌上发表指控，称ruangrupa的成员Ada Darmawan，是联名信《反对种族隔离的信》（A Letter Against Apartheid）的支持者。
该联名信指出巴勒斯坦人民一直被以色列军队及武装平民攻击，呼吁国际社会停止支持甚至制裁以色列。 而ruangrupa另一成员Farid Rakun，也被指签署了另一封反以色列的公开信《Open letter to the Fundacão Bienal Sao Paulo》。除此之外，也有其他参与人士备受反犹指控。
“卡塞尔反对反犹主义联盟”在德国不是一个正式的组织，其发起人不明，但它一直在监察文献展是否有反犹倾向。在第14届文献展时，这组织已指控其中一个演出作品《海滩上的奥斯维辛》（Auschwitz on the Beach）不够尊重犹太人承受过的苦难。
结果今届的文献展争论，上升到政治层面。“卡塞尔反对反犹主义联盟”的网誌被政客引用，而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在文献展中致辞时，亦表示“艺术不能没有争议，一个民主社会不应高傲地看待艺术家，也不应将艺术家工具化，艺术没有政治任务，政治也没权质疑艺术的质素。”
不过，他也为艺术设下了界线，并称：“当对以色列的批判去到怀疑其存在的时候，那就已经越过了界线。”
那真是反犹吗？
于是我们终于又走回文献展的现场。
在历史的幽灵驱之不散时，我尝试聆听不同朋友对于文献展的评论。 从他们的评论中，我又似乎可以回溯出他们的背景。有人觉得这次文献展消费亚洲身份，背后始终是西方视角的猎奇行为；有人认为策展人没有做好他们的工作，整个展览过于散乱重複；有人觉得这提供很好的平台，让艺术家们可以沟通并建立连结。
当然，也有人只看到其中的反犹苗头。觉得歧视某国族是正确的人，应该不是多数。但到底所谓的“反犹作品”有多反犹？让我们回到备受争论的印尼艺术团体Taring Padi的作品《人民的正义》（People's Justice），这幅作品完成于2002年，当中以色列的士兵被画成猪头。但这位领带上有着“大卫之星”（注：犹太信仰最广泛流传的现代标志）图案的士兵，并不是作品的重点。画作中有多名士兵，分别代表苏联、英国等不同国家，这支联合军队似乎是想镇压一众资产阶级，而貌似魔鬼的人就挡在中间。而在那群资产阶级人士中，有一名甚至是戴着有“SS”（纳粹亲卫队）字样的礼帽。
这的确有讽刺以色列的元素。但讽刺以色列就一定是反犹，甚至如德国总统所说，是怀疑以色列的存在吗？
欢迎来到德国，在这裡，你的言论、创作自由是得到保障的，如果你不踫到那禁区的话。
该如何观看这场文献展？
观众到底应该怎样观看这届文献展？我建议的角度是：想想为什么它要以这种形式呈现。从策展人到艺术家，他们在追求什么，从而驱使他们放弃策展人的权力，放弃高度的个人化创作，反而追求集体的行为？再想想区块链技术的盛行，想想去中心化的浪潮。想想当下的时代精神。
这种策展上的集体性，其实让许多展示变得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外判了策展行为的责任。因为所有人都是有视野局限的。西方世界的策展方式，往往把大部份论述排除在外，但ruangrupa的做法，就会吸纳更多元的想法。从这角度去想，这策展的方法就合理了。就如世界去中心化浪潮的出现，也是源于我们不再信任个体或单一的决策方法。但同时，当众声喧哗，许多想法就有机会是“政治不正确”的。这也是为什么德国总统会指责文献展的主办方，指“那责任还在，责任不能外判。”
巴勒斯坦的艺术家可能想向以色列丢石头，伊拉克的艺术家对抗的可以是美军的侵占，印民抗争者画下的资本家形象可能是华人面孔。而这些意识的作品，的确都可以在今届文献展中找到，只不过因为其他被批判的群体，没有像犹太人般能引起关注而已。当艺术要回应世界，为各种被害者发声，那我们最终可能会发现，被害者也可以是加害者。
在理想化的国度，可以通过对话而疏解部份纠结。但现实是，ruangrupa本身安排了一场名为《We need to talk! Art – Freedom – Solidarity》的讨论，主题环绕在种族歧视、反犹、恐伊斯兰的风潮下，自由创作艺术的权利，但却因为反犹的争议，这场讨论最终被取消。
但如果把沟通对象收窄，例如收到只让艺术家们互相沟通，那么这场实验的成果，就变得难以判断。也许艺术家能夠互相和解也说不定。但在这过程中，大概必然会经过和解的挣扎，而就算个人能够放下，但也不是随便可以放在公开场合展示的结论，因为艺术家无权代表一个社群下结论。
而正好因为文献展发生在德国，从二战历史触发的自由禁区，让大家突然看到自由的边界。但说到底，艺术的功能之一，就是挑战那些边界。
于是当我在文献展参观期间，我会尝试代入另一身份：他不是艺术家，不是记者，不是策展人，他只是喜欢艺术的人，甚至，连喜欢也难谈得上，只是知道这裡刚好有盛事发生，就来看看热闹而已。
他到底会怎样看这场展览呢？在我的幻想中，那大概像在参观一场盛会后的现场吧。的确有什么发生过，现场杯盘狼籍，作品仍未收走，但最重要的内容，已经被艺术家带走了。起码，今年已有千多名艺术家，可以在他们的履历上加上一笔：他们曾参展第15届的卡塞尔文献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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