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收到歪脑记者的采访邀请，美国人托马斯·罗维（Thomas Rowe）才相信自己的饭碗快不保了。2021年7月24日，中国国务院一纸《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以下简称“双减”），校外教育机构相继倒闭、裁员、停业，网课老师降息跳槽，曾经炙手可热的中国教育市场如今哀鸿遍野。“双减”中的一条——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让这股失业浪潮波及到了海外。
罗维从2021年初开始在中国平安保险集团旗下的iTutorGroup做在线外教，每天早晚打开“平安好学”的网页，在线上教授中国孩子英文。他在疫情期间从纽约州的一间大学毕业，专业是对外英语（Teaching English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但举目四望，找不到工作。原本应聘了中国珠海的一家幼儿园做英文外教，却得知中国暂停为外籍人员办理工作签证。眼看着就快支付不起房租，他得到一份在线外教工作。公司还是在中国，但可以足不出户，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多劳多得。他平均每天工作六个小时，一周工作五、六天，每小时赚14美元。虽然刚刚达到纽约州的最低工资标准，但也足够温饱。
两周前，他才从朋友那里得知了新闻，中国政府叫停课外培训。他立刻上网查询，几番研究，却十分茫然。
许多外教和罗维一样，起初对发生在中国的情况浑然不知。7月末，新东方、好未来等中国教育集团的股价受“双减”政策影响暴跌，在一个名为“在线英文教师酒吧”（Online ESL Teachers Pub）的Facebook群组中，人们还在热烈地在讨论求职和授课技巧。直到有人转载了中国官媒CCTV英文版的文章，一颗“炸弹”扔进了这个8400多人的群组里。“中国政府在管制培训行业……这对我们会有什么影响？”大家七嘴八舌。
“双减”政策出台的背景之一是中国生育率连年下跌，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成本过高，官方遂对教育机构出手。8月7日，宣称有超过7万名北美外教、80多万名付费学员的中国在线教育机构VIPKid，宣布不再提供涉境外外教的直播课程。而就在两个月前，这家公司还被路透社旗下媒体IFR报道有可能在美国进行5亿美元的IPO。接着，51talk、久趣英语等更多的中国英语教学机构也陆续宣布停止向青少年出售外教课。
罗维翻看邮箱，尚未收到公司的任何公告或通知。只能静静等待。他还在教课，要把学生已经付费的课程上完。“希望我们还能领到薪水……”Facebook群组里，人们的讨论也转换了方向。
“接受吧，海外的外国人不可能再教中国小孩英文了。”
至少有100家中国在线教育公司雇用了像罗维一样母语为英文的英语老师，仅罗维所在的公司iTutorGroup就宣称自己有超过3万名海外英语老师。这些教师大多不属于全职雇员，而是俗称的“合同工”，每小时工资在14至22美元不等，每半年续约。
在疫情刚开始的时候，这份工作曾像救命稻草一样，吸引许多英文母语者。帝姆·加斯科因（Tim Gascoigne ）是在线外教社群中的“网红”，他曾至少在五家中国公司教课，还运营着名为“网课老师伙计”（Online Teach Dude）的YouTube频道和个人网站，分享教学经验，培训其他教师，若他们被中国公司雇佣，加斯科因便可以拿到公司的介绍奖金。他对歪脑说，疫情期间，他的生意暴涨，去年的收入中，介绍奖金比起教学收入多出两倍有余。
“那时候真的是我的好时光啊！”加斯科因声音沙哑地坐在电脑屏幕前对歪脑感叹。他是加拿大人，现生活在泰国。几年来，他研究了五家中国在线教育培训公司的招聘流程，为应聘者量身打造针对不同中国公司的面试攻略。他的最大“金主”是GoGoKid——每有一个应聘者通过他的介绍成功上岗，他就可以获得100美金的奖金。生意最好时，他每月能够从GoGoKid拿到20笔奖金。在疫情前，他接触的多是一些年轻妈妈，她们需要在家照顾孩子，这份简单上手、足不出户、弹性时间的工作让她们轻松补贴家用。但在疫情期间，不同背景的人都来了。很多是像罗维这样的“疫情老师”，指望这份工作来糊口。
GoGoKid的母公司是中国科技巨头字节跳动，当GoGoKid因“双减”政策下架应用、停止运营之后，加斯科因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那么大一个公司，怎么可能呢？”
他试图让自己乐观。政策刚出台时，他在YouTube上直播，想要告诉大家情况没有那么糟糕：“停止聘用，那我们这些已经被聘用的老师呢?”“（政策针对的是）在线教育培训工作，可这些公司是以科技公司注册的。”但是，随着一家又一家公司停业，讨论的声音也越来越少。
“我所制作的内容太依赖这些中国公司了，结果现在它们都马上要不存在了，没有人再会搜索这些公司了。”他顿了顿，接着说，“接受吧，海外的外国人不可能再教中国小孩英文了。”
“我也不知道该走向哪里了，”加斯科因补充。
加斯科因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那么大一个公司，怎么可能呢？’
来自中国的资本和市场，影响着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与职业选择
从希瑟.迈耶（Heather Meyer）身上，或可窥见，来自中国的资本和市场，怎样影响着一个普通美国人的生活与职业选择。
迈耶生活在美国佐治亚州的小城钱布理（Chamblee）。2014年，她刚刚高中毕业，从朋友那里得知了一个赚外快的机会——不需要经验和资质，也不需要搬家，弹性工作时间，硬性条件是英文母语水平和稳定的网络环境，就能为一家中国公司工作。这个白人女孩性格活泼开朗，很快被录取通过。她一做就是八年。
在线英语老师一度成为美国最常见的远程工作之一，其中包含着来自中国的巨大需求。
迈耶没有做过一份朝九晚五的全职工作, 或者说她也不想有一份全职工作。除了英文老师，她还在做家政服务和钟点工保姆。母亲劝她找份更加稳定、提供养老金和医保的工作，但她却享受这种能够掌控自己时间的自由。“我能决定我什么时候吃饭，而且只要带着笔记本电脑，哪里都能办公。”
自由的代价是要在清晨和深夜保持清醒。普通上班族休息时，却是迈耶最忙碌的时候。早上5点30分左右起床，简单梳洗后，穿着睡裤，光着脚坐在屏幕前教课，一节课只有25分钟，她的所有课程会在早上9点前结束。向远在中国的学生说过晚安后，她会开始一天的生活。
八年中，她待过三家中国公司。第一家是个初创企业，缺人手，老板甚至还邀请外教们去中国上班。上班的第四年，公司开始要求所有老师有对外英语教学的资质。她通过三个月的远程学习拿到证书。后来，公司开始克扣工资，直到倒闭前两天才告知老师。第二家企业管理严格，每周都要强制参加培训。疫情时，她跳槽到总部位于北京的魔力耳朵。
虽然只有26岁，但在远程外教社群中，迈耶算得上是资深老师。她教过超过3060个学生，经验让她懂得察言观色，应对各种可能发生的危机。
目击暴力甚至受害，却无能为力
学生们不配合是常有的事，孩子们通常在放学后来上课，有些会一边上课一边吃晚饭，甚至在课堂上睡着——迈耶经常能感觉到学生们的倦意，亦领会到中国式的学业压力。那天，她有四个学生同时在线，大家一起学习单词“Pizza”（披萨）。轮到一个7岁左右的男孩发言，可是他一直沉默不语。
像往常一样，迈耶准备拿起玩具吸引他的注意力，没想到从屏幕的一边突然伸出来一个巨大的拳头，重重地打在小男孩的腮上，男孩的脸在下一秒就倒向了屏幕的另一边。紧接着，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成年男子对着男孩指手画脚。直觉告诉迈耶，应该是孩子爸爸对他的课堂表现很不满。她目击了一场家庭暴力。
男孩的面部表情没有一丝变化。“我可怜的学生要么太善于隐藏，要么就是他已经历太多的暴力了。”迈耶这样觉得，无论是哪种，她都觉得这不该是一个7岁的孩子应该承受的。
迈耶心慌了，她在屏幕前四处张望，心想：“我应该要阻止家长吗？应该冲着他吼叫吗？不行，那样我只会被开除。”
最后她对自己说，我就先不理睬吧，就当什么都没发生，等下再来想怎么解决这个事。接受公司培训时，她曾被告知，遇到任何紧急事情，先关掉学生那边的摄像头，这样其余的学生就看不见发生了什么。
但是整节课下来，她都焦虑不安，她没有再让每个学生轮流发言，只是齐声朗读。她觉得这样小男孩可能不会感到难堪。直到快下课时，她才发现自己一直眉头紧锁，犯了公司的大忌。“公司告诉我老师应该面带微笑，千万不要对学生皱眉头，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可能影响到了其他学生。”
那天，她安慰自己，“希瑟，你能做些什么呢？不幸的是，学校不会做任何事。你也不能叫警察来，你根本没办法帮这个小孩。家长才能控制小孩。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你的课堂更加有趣，确保学生开心地度过这25分钟。”
迈耶希望“快乐教育”，学习英语是为了激发孩子的好奇心与探索欲。但在“高度筛选型”的中国社会，很多家庭对英语学习有明确的、功利性的诉求——掌握多少单词量，能否发出纯正美音。从某种程度上，在线教育机构是缓解家长焦虑的工具、增加孩子课业压力的“帮凶”。
罗维观察到，所有来上课的学生总会无一例外地选择远高于自己水平的课程。他反馈给机构的顾问，“他们得不到这个水平层次的理解能力，他们甚至不能回答‘how are you’。”但学生依然选择更高阶的课程。后来他明白了，“他们只是为了公司赚钱，让家长开心，家长都希望孩子去最高的级别。”
迈耶目睹的家暴不是个例。美国教育行业媒体EdSurge曾报道在线教育的屏幕，成为“家暴”的监视窗。一些教师在进行线上课程时，发现学生被家长虐待，他们向公司报告后，在很多时候都没有结果。
更多的老师成为暴力的旁观者，甚至受害者。张艾米是在美国长大的华裔。在从事在线外教之前，她在韩国和中国当过教育机构的英文老师。她所工作的公司是VIPKid，学生可以提前预定老师，享受一对一的服务。在VIPKid的第一年，她遇到一个男孩，在课程用的PPT上用电子画笔写“傻X”。张艾米用英文说，“Come on. Don’t do that.”(“不要这样。”) 但学生继续。
下课后，她第一时间报告给公司，公司对她的经历表示抱歉，但并没有采取行动，孩子第二次还是来上她的课。
这种处理方式让她会想起自己在北京的培训机构里做外教的经历。那时，她一个人管理10多个学生，有个孩子时不时扑上去咬同学，她反馈给机构，希望他们可以采取行动。但到最后，直到张艾米委屈地哭了，学校才决定把这个学生调去了一个身高体壮的老师班上。“这就是培训中心解决问题的方式，他们并没有真的对家长和孩子负责。”
“我就把自己当成演员。”
“Why do you look Chinese?”（“为什么你看起来像中国人？”）这是张艾米经常在课堂上被问到的问题。起初，她会解释自己是在中国出生、在美国长大。“What?”（“什么？”）学生好像不能理解她的答案。后来她就直接回答，“因为我生活在美国，在美国每个人长得都不一样。”
没有金发碧眼，似乎成了她的劣势，经常被质疑她的英文是否地道。一次，有个4岁左右的孩子情绪抵触、不想上课，学生的妈妈于是坐在屏幕前打量张艾米，“你看起来是中国人，你是ABC吗？”
张艾米的父母是第一代移民，她出生在内蒙古，八岁时全家移民美国，家里保留了讲中文的传统,。一次课程结束后，学生忘记关平板电脑，她偶然听到了孩子和妈妈的对话。妈妈问孩子，“老师怎么样？”孩子答，“我测试她了，她不是中国人。我在课上说了句中文，她没听懂。”
那一刻，张艾米觉得“很伤自尊”。“为什么总是针对我的肤色？”后来她明白家长也是害怕自己被骗，“毕竟花这么多钱，（不想）雇一个会讲英文的中国人。”
她想出应对的办法。“我就把自己当成演员，既然他们非要让我们演一个不会讲中文的外教，那我就给他们演。”哪怕她可以字正腔圆地读出来孩子们的中文名，她还是会故意用美式发音。在教课时，她恪守公司的原则，确保自己不讲一句中文，“有些外教会讲一两句中文来炫耀，但对于我和自己的肤色，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这是对公司的尊重，也是保护我的原则。”
她还得采取迂回战术，才能避免陷入政治争论的陷阱。一次，有个10岁左右的孩子，问她：“为什么美国人不喜欢中国？”她这么应对：“你会看新闻，太棒啦！”孩子继续追问，她只好，“我没答案。”
每堂课快结束时，她会和学生聊聊天，她常问学生想去哪里旅游？有个学生坚定地说，“我特别喜欢俄罗斯。”张艾米说，你不想像别的孩子一样，去美国英国吗？他说，“我不喜欢。”张艾米笑着问，“俄罗斯一定很冷吧？”学生说，“对，但我就是很喜欢那里。”张艾米意识到该结束对话了，再聊下去, 不知会触到什么红线。
与大多数培训公司一样，VIPKid要求老师在课堂上不讲“有争议的政治问题”，课程也会全程录屏，此前有美国外教在课上谈论“六四事件”被解雇, 引起争议。
一些教师学会了适应规则。来自美国东海岸的非裔教师眀思美（India Means）对歪脑说，“言论自由是美国的法律，但我为中国公司做事，应该尊重他们的规则和意愿。”
“人人都知道最大的教育市场是在中国”
“双减”政策公布后，同样在VIPKid工作的加斯科因感受到了来自中国家长的恐慌。他们利用各种途径，为孩子留住英语老师。那段时间，加斯科因的微信群每天都有上千条信息，大多是家长在寻找一对一辅导。他试图帮助在线外教与中国家长在微信中建立联系，但最终还是放弃了。“跟家长的语言障碍、付款方式，这些都太难解决了。”加斯科因说。
需求端和供给端被语言、文化和互联网阻隔开了。这些为中国公司工作的在线外教像是盲人摸象一般，等待着不确定的未来。
VIPKid在一封内部邮件中向老师们承诺，公司不会倒闭，也不会停止招新，会继续努力拓展其他地区的市场。很多外教们因此松了一口气。但加斯科因质疑，公司在日本、韩国开拓市场很多年了，并没有成功过。还有一些教师转去俄罗斯和东南亚的在线教育机构，但这些公司的报酬不如中国公司。张艾米补充，“人人都知道最大的教育市场是在中国。”
加斯科因打算开发一门新的培训课程，培训老师们开启自己的私教生意，“为别的公司打工不如自己当老板。”在采访结束前，加斯科告诉记者，他接触过很多老师，在线外教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工作，他们也很爱自己的学生，“这是个真实的、以人物为中心的故事， 而不仅是一条冷冰冰的中国政策。”
截止发稿前，罗维还在等待公司的官方通知，不过他已经做好了被裁员的心理准备，同时开始海投简历。一个在中国的面试官告诉他，近期中国又恢复了对外国人的工作签证办理。罗维不敢完全相信，但又跃跃欲试，“毕竟在疫情期间，在中国工作比美国要安全得多。”最近在“双减”政策的背景下，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最近重申取消小学英文期末考试，源自美国的外语学习应用多邻国（Duolingo）也在中国下架——整个英语教育在中国的地位开始动摇。可这些罗维好像还不知道。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张艾米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