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本叫做《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的书籍引起网民热议，除因书名引人瞩目外，另一更大的原因，是这本由台湾出版的书籍在香港诚品书店遭到下架。 10月17日，香港《星岛日报》率先报道，指该香港诚品出售的书籍有大量网民批评，更引述立法会葛珮帆采访中指该书有违反香港国安法之嫌，并指已有人向国安处举报该书籍，并认为需要调查背后是否有亡我之心不死的外国势力支持。记者随后发现该书在香港诚品被全线下架。对此建制派媒体反应迅速，左派媒体跟进指这是“黄丝阵营”利用书籍向香港青少年播毒，进行仇恨中国教育的的“软对抗”，必须严厉打击。 那，撇除作者刘淇昆真的是加拿大的“外国人”以外（他出生于北京，后移居香港，现定居于温哥华），该书是否真的如香港建制派所説的，是“外国势力”的一场辱华阴谋，还是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是要还原历史真相？ 义和团残暴，不代表八国联军正义 被书名吸引，笔者特地拜读。总结来说，作者的主要立论是，因为有一群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用极端暴虐残忍的手段无差别杀害洋人和中国基督教徒，所以八国联军是一支因为人道危机而不得不兴的仁义之师。 关于义和团的暴行，书中是这样记载的：“义和团杀人之法，一刀毙命者甚少，多用乱刀齐下，将尸剁碎，其杀戮之惨，较之凌迟处死为尤甚。” “ 有保定人张登者，教民也。匪得其妇女五人，则挖坑倒裁填土，而裸其下体，入一蜡烛，取火燃之，以为笑乐。又或取妇女，裸其下体，以枪尖入其中，捩机发射，轰然一声，糜烂而死。”——残忍程度确实超越一般的认知。 学者秦晖引述季理斐、任廷旭所著的《庚子教会受难记》，指根据当年在华教会资料统计，死于义和团下的中国基督教、天主教徒达2万多人，洋教士200多，北京城犹如人间炼狱。因此作者得出结论——八国联军是以“维和部队”的角色进入北京。该书还附上北京市民搬梯子帮助八国联军入城的照片。 作者在书中写道：“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巴黎革命广场的断头台，杀人最多时每天不过50人，哪里比得上我们中华民族的壮举！ 世界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手段最凶残的排外杀戮在中国首都上演了。这样的政府、这样的暴民、这样的丧心病狂、这样的人道灾难，西方各国除了出兵救援、武力抗暴，有第二种选择吗？” 不过，这样是否就能够把八国联军定性为正义之师？ 《史记》作者司马迁说写历史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那注定了大部分历史的书写都带有本身的立场和价值观，观点与角度叙述出完全不同的故事。 翻查英文的维基百科，义和团事件被称为“Boxer Rebellion”，中文维基则中性地形容为“义和团运动”，是“朝廷支持的武装排外动乱”。这一定位与香港历史教科书所吻合。而在百度百科中，义和团事件则被形容成一场反帝爱国运动。笔者又找到中国人教版历史教科书，“恐怖分子”义和团有趣地摇身一变，成为爱国反帝国主义先锋——义和团不但“与侵略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扒铁路、毁电线，奋起阻击敌人”，还“阻止了列强瓜分中国阴谋的实现”，从而坚决维护了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 哪怕义和团是邪恶，不代表八国联军就是正义。研究历史也不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 事实上，八国联军入城后，确实有烧杀抢掠和强奸妇女等军纪问题的记载：美国已故UCLA教授Robert Edgerton 撰写《Warriors of the rising sun: a history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一书，提及一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目睹了德国和俄罗斯军队强奸并刺杀妇女。Peter Fleming的《The Siege at Peking: The Boxer Rebellion》也记载道：“八国联军中德俄两军被普遍认为在镇压义和团中最为野蛮凶悍，而且军纪较差，德军因凶悍，被冠以绰号‘匈奴’。” 费正清的《晚清剑桥史》记载：“（八国联盟）在北京期间，掠夺了宫殿、衙门和政府大楼，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文物、文史书籍（包括着名的《永乐大典》）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颐和园）的破坏（包括西山和圆明园）。嵩祝寺3000多尊镀金铜佛、1400件工艺品、4300尊铜像被洗劫一空。” 如果翻查史料，这些绝对不是“维和部队”和“正义之师”的行为，不过这些资料在本书似乎并未提及。 太平天国：一场内战，各自表述 这让笔者想起另一场发生在清朝晚期的战争，太平天国内战。在西方的研究，他们中性地将之称为Tai Ping Civil War。这是一段极具争议性的历史，然而这场造成中国人口减少了7000万的内战（编者注：复旦大学教授曹树基著作《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提出，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7省共伤亡人口7330万人。而2015年刊登于《经济学》上李楠、林矗的论文，则估算提出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人口伤亡在4693万—9511万之间），过往在历史教科书上却是正面评价为主，指其加速了清朝灭亡。孙中山更多次高度赞扬太平天国，称洪秀全就是他革命的启蒙者；不过，同期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则毫不留情地将其称作“洪杨之乱”。 历史的书写权，似乎也是当权者争夺话语权灌输思想的方式。就此，笔者特地请教香港一间大学历史系讲师Peter（化名），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同一事件的研究，为何有如此之大的差异？Peter说，要谈到研究历史首先讲究“史观”。 “简单来説，史观就是历史研究的切入点。写历史，除了如流水帐般将历史事件/资料巨细无遗地说出来之外，历史学家通常都会有角度去分析事件——究竟这件事的重要性在哪里？对社会、国家有什么影响？然后在史料上进行抽取和选材。在这样的取舍之下，哪些史料被放大，哪些被缩小，就会直接影响了该书是如何书写，从而影响到读者对这些事的了解与认知。”Peter说。 他举香港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为例子。“当时（港英时代），港英政府对中国历史（留下）的编写自由度很大，49后逃离大陆的文人，都是有反共倾向，正好成为主力军，所以香港的历史教育原本是偏向国民党史观的。小时候读军阀割据，教科书写得军阀没一个是好人，他们统治下中国社会很混乱，很糟糕。多得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北伐军统一中国，让中国走入黄金10年（1927年-1937年）。” 不过Peter强调，这绝非港英政府本身亲国民党，而是因当时书写中国历史的文人背景，自然会变成这样。钱穆就是很明显的例子，他的《国史大纲》，是香港中学A-Level课程修读中国历史必阅书籍。 那你如何定义太平天国？ “我不会说是一场伟大的‘起义’，这件事起因的确是因为满清腐败，群众起来反抗当时政权。可历史的复杂之处就在这里。当时太平天国的领袖们都有自己的私人目的，希望透过叛乱得到自己的好处，比如推翻满清取代之。洪秀全自己也是想称帝的，他的妾室有记录的便达80多个。这个不可能是‘起义’吧？‘起义’是一个Positive的字眼，有义举的意思。”Peter认为，太平天国不过和中国历史上千年来的叛乱一样，是源于朝廷腐败下的群众反抗，反抗领袖乘机去确立自己的东西，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而中国共产党对其的评价，则是“一场伟大的农民起义”，当执政者想要介入，使历史为自己所用时，便出现了这些有趣的“史观”。 对此，Peter説道：“‘农民革命’，完全是中共套入共产史观后的产物。以前中国的史书，过去的朝廷描写一场反政权的运动，从来不会用‘农民革命、起义’，他们会说内乱。但因为中共讲的是阶级革命，要强调一场‘内战’中的阶级身份，于是在历史上找例子去显示自己的正统。但这样绝对是把复杂的历史议题简单化了。因为整场的参与者不可能都是农民，领导者洪秀全就已经不是了，那为何说是农民起义呢？……中共是觉得自己是（农民起义），于是在历史上找一个‘传统’，把这个农民起义的概念发扬光大，然而在严谨的历史议题上，我们从来也不会用这个词。” 会这样做的，不仅是当今的执政者。最先将太平天国由“暴乱”正名为“革命”的，还有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他自称洪秀全第二，认可洪作为汉人反抗满清统治的标杆，以这段历史为孙讲的“驱除鞑虏，恢復中华”所用。 Peter说，这是因为民国初期的政府需要。“对孙中山，以及辛亥革命的领袖如黄兴等，他们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小时候亲身经历这场洗礼，从而启发了他们：原来反清不是不可能的。后来蒋介石也是褒扬太平天国，因为在政府建立初期，需要建立“革命者”的形象，太平天国的反抗是对的。” 然而，在当时民间的舆论对太平军的印象并不好，他们被称作长毛鬼子、贼匪、发逆，15年的内战造成中国人口锐减，至今仍是史学界研究的议题。翻看20年代民间史料对太平军的记载，也多以负面为主——“此五日间各乡被害甚惨，焚掠杀辱，无所不至，穷岩深谷无处不搜，即男女死者七千余名，被掳者八千二百余名，焚毁房屋近三万间，掠夺牛马之两万匹。” 但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帮太平天国正名，在1929年颁布《禁止诬衊太平天国案》，开始全国性宣传太平天国的正面形象，广西地区在重修县志时，更是将太平天国拔高为“太平诸杰，奋迹金田，为汉族吐气，千古同钦。”需要政府亲自作出纠正，恰恰说明太平天国在民间好感度并不高。所以综合来看，太平天国是正义之师，也是民国以来政府加强的教育，从而稳固自己政权的正统性。 一个开发社会环境，会有更多历史的讨论空间 对于《八国联军乃正义之师》一书的看法，Peter认为：“我其实同意他（作者）是误导读者和哗众取宠，无论标题还是内文，都有这个问题，我都不觉得学术界会认真看待这本书。”但他随后犹疑了一下，继续说：“但在一个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八国联军入城的原因和本身性质，未尝不可以讨论，如果真要説他的贡献，那会是这部分。但在香港目前处在的时空，这个讨论空间也不存在了。” 在这本书出版的差不多同时，有首叫做《玻璃心》的歌，歌曲中讨论“辱华”的现象，打破了Youtube播放的点击率。香港网民最近经常笑说，“人的一生逃离不开出生、死亡和辱华。”这是本书引起官媒连番批判，乃至最后全港下架一事发生时，不可忽视的时代背景。 如果这本书在10年前出版，能否引起如此大之轰动，引起大家的关注和某程度的认可？ 其实关于八国联军这段历史，有部30年前拍摄的电影《北京城55日》有一些探讨，然而影片在中国禁播多年，在豆瓣上，一个网友对电影的评价是： “这类片子要多拍。没什么屈辱的历史，有的只是咎由自取。 如果有屈辱，那就是诺大一个中国，几亿人的福祉却由一个文盲老太婆决定。 不去反省这种劣根性，就别怪历史重演。” 余英时在评价这段历史时，则是这样说：“如果没有官方正式支持，不可能有义和团事件，也不可能有‘八国联军’。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这个说法，是中国共产党修改的历史。我们中国一向有一个舆论（传统），就是你只要跟外国人一发生矛盾，你必须毫不含糊、毫不打折扣地仇外。如果你稍微说几句公道话，说外国人有外国人的道理，你不能随便不尊重外国人的习惯，那你马上就被看成‘二毛子’、‘汉奸’。” 这大概是今日的语境下，这段历史给世人最大的警示吧。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