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长达20年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定于5月15日卸任，交棒给副手黄循财，兑现了自新冠疫情爆发前就已启动的政治接班计划。 现年51岁的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是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AP）精心培养出的年轻一代政治家。 他曾在美国攻读经济学士和硕士学位，2004年取得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2005年至2008年，黄循财担任李显龙的首席私人秘书，历任新加坡教育部长、国家发展部部长、财政部长，并于2022年升任新加坡副总理。新冠疫情期间，黄循财因负责主持新加坡抗疫工作而声名鹊起。 政治工作以外，黄循财形象开明、贴近新世代，他的Instagram自我介绍是“书虫、吉他手和爱狗人士”，拥有近20万追踪者。在新加坡取得Taylor Swift东南亚演唱会的独家主办权后，黄循财发布了一段他用吉他弹奏《Love Story》的影片，大受好评。 李家交棒，“家族政治”时代有望迈向终结 新加坡总理公署早前发声明称，黄循财得到了人民行动党议员的支持。黄循财将于李显龙卸任同日的晚间8时宣誓就职，目标是带领人民行动党赢得2025年11月的新加坡国会大选。黄循财在接班消息公布后已表明就任后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内阁改组。如无意外，李显龙将会在离任后继续担任国务资政，但预料新加坡不会继续走“家族政治”的老路。 自1959年李光耀成为新加坡的首任总理后，这个东南亚国家从马来西亚半岛尖端的殖民地贸易中心顺利转型为全球金融枢纽，更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虽然李光耀在1990年交棒副手吴作栋，2004年再转交长子李显龙，但退居幕后的李光耀实际上仍掌握权威，直到2011年5月才正式退出新加坡内阁，直接影响新加坡政治达50年。李显龙主政至今也达20年，政权被牢牢掌握在李家父子手上，新加坡政治因此被称为“李氏王朝”。 然而，随着李光耀在2015年的去世，“新加坡之父”的光环效应大不如前，人民行动党在历年选举中得票率屡创新低，2020年大选中虽以93个议会席位中的83席保住了绝对多数，但得票率大跌，反对党则取得有史以来最佳成绩。 人民行动党还来不及“痛定思痛，迎头赶上”，就在2023年丑闻连环爆，引发信任危机。先是外交部长维文和内政部长尚穆根向政府租住昂贵的洋房，被质疑行为不当，媒体称“黑白洋房”事件。随后，交通部长易华仁被指控收受贿赂，并被送上法庭。易华仁因事件请辞，这是1986年以来新加坡首次有部长级官员因贪腐案而辞职。李显龙忙着为这两起涉不当利益事件“灭火”，却又爆出54岁的新加坡国会议长、第四代领导团队的核心成员陈川仁和党内另一位议员钟丽慧陷入婚外情，且两人的关系早在三年前已被李显龙等党内高层知悉。陈川仁和钟丽慧最终退党。李显龙一年中三次为党内丑闻收拾残局，他引述父亲对廉洁的要求，当年李光耀要求党员“比白更白”，希望念旧的新加坡人能对执政党保持信心。 形象备受打击下，若执政党硬推家族政治，只会进一步失去民心，加上李家不合已是公开的秘密，且第三代并无参政兴趣，李显龙在几年前已多次公开表示会在年满70岁后退位。 2022年疫情期间，李显龙于脸书发文指：“领导权不是自然继承的，必须由每一代领导人重新争取”，暗示“李家的人”不具有天然继承权。只要人民行动党这台庞大的党机器能继续运转，那么党内无论推举谁来领导国家，过程都将会比较顺利。 政治菁英集团希望淡化家族政治，从“一家”转为“一党”，以巩固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地位。这也意味着新加坡将在“有限民主”的路上继续前进，进一步政治民主化；若第四代领导人的政治权力交接平顺，星国（新加坡的别称）有望挥别李氏家族超过半个世纪的威权统治，迈入新的篇章。 市场经济与威权主义结合——李光耀和他的“新加坡模式” 自1959年脱离殖民宗主国英国而成为自治邦，“新加坡国父”、人民行动党的共同创党人李光耀便担任总理。 1965年，星国独立后，李光耀更成为“新加坡模式”的主要设计师。当时的新加坡面临许多挑战：高失业率、种族间的紧张关系、资源和水资源短缺，没有自己的独立军队，岛上的居民多为文盲。在小国寡民和资源匮乏的现实下，李光耀将新加坡的经济和政治分而治之，将外向的市场经济结合具有东方特色的威权主义和家长制政治模式。 新加坡的政体更像是一种民主与权威的混合政体，在这里，自由皆是有限度的。 无论李光耀在职或卸任后，他被形容为“给反对派以最小空间的一个独裁统治者”。严格的法制体系下，境内除医用外禁食口香糖，街头涂鸦也会受到重罚。鞭刑未被弃用，而贩毒将被判死刑。政府可以进行媒体审查以及对异见人士使用压制性法律和民事诉讼，这与西方模式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党派政治相差甚远。 李显龙交棒的消息传出后，《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发表评论文章，指出新加坡建国59年以来仅出过三名总理，而即将接棒的黄循财并非第四代领导层首选，只因时任财长的王瑞杰在2020年大选中创下最差得票率，61岁的王瑞杰在2021年以“年龄和健康问题”退出竞争。以此暗示权力的操控。文章同时预言，人民行动党仍将赢得下届大选，主要原因在于强大的政党组织、对反对党的无情打击，以及顺从的媒体。 新加坡内政部长尚穆根（“黑白洋房”事件主角之一）在脸书上回嘴，称文章中的“嘲讽”一文不名（What price your sneer?），“从治理角度出发，副总理黄循财将是新加坡59年以来的第四任总理，而辛伟诚则是英国4.9年以来的第四任首相”，以讽刺英国走马灯似的政府；“如果在新加坡，任何像约翰逊这么做的人（指英国前首相约翰逊（Boris Johnson）在任职期间接受捐赠者价值1.5万英镑的旅行费用和5万英镑的装修费）将被告上法庭”。 对于《经济学人》评论新加坡媒体“顺从”，尚穆根说：“显然，（经济学人）更喜欢英国现在的情况：一个人可控制主要媒体，政客们向其献殷勤，媒体持有者可影响谁当选、谁成为首相。在出现类似情况的澳洲，一名前总理将这样的情况形容为民主的毒瘤。” 《经济学人》的批评当然会刺痛拥戴新加坡政体的人心。在许多新加坡国民和肯定新加坡发展模式的外人眼中，新加坡的成就举世瞩目。如同尚穆根所言，新加坡本地生产总值（GDP）从英国殖民地时期的人均500美元增至如今逾8万美元。新加坡在社会治安、社会服务和社会凝聚力上的表现，更达国际先进水平。在星国发展最为澎湃的九十年代，“新加坡模式”曾是国际政治学家热烈辩论和全球执政者争相模仿和学习的热词。 一个行善的独裁者有时比民主政体更有用 作为全球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李光耀被称为“温和的独裁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新加坡学派”主张以“亚洲价值（Asian values）”对抗西方价值，认为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并不适合亚洲国家发展，而强调善治的儒家思想和选贤与能的菁英政治（meritocracy）才是亚洲国家治理的奥义。这场有关“亚洲价值”的辩论得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公开的支持。而部分学者则批评李光耀的“亚洲价值”不过是其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避难所”。 虽然经济和政治学家基本同意成熟的民主国家在经济上的整体表现优于专制国家，但学界亦发现，发展中国家若要摆脱贫穷，实现经济起飞，一个行善的独裁者比民主政体更有用。 行善的威权主义者更容易将国家融入全球经济，是因为专制领导人手中有更多的工具来获得国内精英的支持；多数情况下，领导人的话语就是法律，甚至高于法律。只要独裁者或威权统治者决心施善政，那么专制的政治体制往往在效率上高于民主政体。不论是李光耀的新加坡、皮诺切特的智利，还是邓小平的中国，都展示出威权政体这一独特的能力。 此时，领导人受到人民拥戴，不是因为选举授权，而是因为他们实现了大幅度改善民众物质生活的政绩，这成为了权力的合法性来源。李光耀声称，人民并不渴望民主，“他们想有房子、有医疗条件、有工作、有学上”。通过建立一个庞大的公屋系统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李光耀的家长制执政模式之所以能持续半个多世纪，无外乎这位“国父”为“子民”提供了安居乐业的条件。 在民主国家，政治免不了党派相争，领导人为选战所困，难以制定和实施长期的经济计划，更为了赢得选举做出近利、短视的承诺，将大量精力和资源投入在“公关”和操弄选票上。对于不少被“硬销”和移植民主政体却“水土不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成了“照妖镜”，暴露了民主国家在制度上的先天短板：低效、混乱和浪费资源，以及政客的投机、虚伪和短视。这曾经是、也依然是当今世界无可回避的现实，可能也是许多西方学者和政客对新加坡爱恨交加的矛盾感来源。 遗憾的是，就如同完美的民主体制并不存在，行善的独裁者并不常有，统治者作为人，即便抱持着“行善”的初衷，其局限性也不能保证他们能实现“行善”的效果。且这样的领导人多诞生在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等经济成功起飞、国家充分现代化之后，专制制度所伴随的控制就会使其经济的竞争优势大减，而他们的继任者也将发现，在一个民众有更多自主意识和能力的社会，要维持威权统治并不容易。 逐渐崛起的多党竞争机制引领政治民主化 李光耀在临终前曾说，要为他的政党失去权力的那一天做准备；“这一天”日渐逼近了。 新加坡民主在2011年的大选中迎来里程碑式的进展，反对党的得票率不仅是自独立以来最高的，达到了39.86％，而且赢得了国会81名议席中的6席，最大反对党工人党更赢得了一个代表选区 ，相当于取得了一个地方政府的治理权。 此后在2015年大选中，尽管人民行动党取得了压倒性胜利（69.9%的普选票和 89个议席中的83个席位），但仍未能赢回其在2011年大选中首次输给反对派的代表选区。而2015年恰是李光耀逝世和新加坡独立50周年，堪称这位“巨人”最后留存的政治影响力，也让外界认识到即便有“光环效应”加持，人民行动党也不是无敌的。 面对表现强劲的反对党，人民行动党必须做出更积极的回应。此后的几年里，人民行动党加强了社区参与并推出更多措施来处理公民投诉。 虽然人民行动党多年来始终保持一党独大的地位，但反对党的存在始终对执政党造成压力。自1980年代以来，反对党以20%至40%得票率对执政党形成有限但有力的制衡。而新加坡实行的选举制度是“赢者通吃”，有利于整体选情占优的一方。 如2015年大选，执政党就以69.86%的得票率，夺得93.26%的候选席次；2020年的大选中，执政党以61.24%的得票，得到89.25%的席次。也就是说，虽然看上去执政党的地位难以动摇，但实际上选票差距并不悬殊。假以时日，以六成选票得到九成席次的情况完全可能发生在反对党身上。因此，人民行动党若有重大执政失误，反对党即可获利——这也是黄循财上台后要预防的。 曾让中国领导人向往、借鉴的“新加坡模式” 1978年中共推行改革开放政策首年，邓小平赴新加坡学习考察时对“新加坡模式”赞不绝口。邓小平说：“他们（新加坡）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演讲中刻意强调学习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此后，大陆掀起学习新加坡的热潮，前中共领导人如江泽民、朱镕基、曾庆红和温家宝等，都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过要借镜新加坡，继承邓小平“学习新加坡，赶超新加坡”的遗训。 习近平在上台前两年曾到访新加坡。那时他向与他会面的李光耀表示：“邓小平先生生前多次提出大陆要向新加坡学习。这种学习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还需要。” 因此，在习刚上任的第一年，《纽约时报》披露，习近平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于2010年夏天进行会晤，并与江泽民达成共识，即未来大陆可能会采用新加坡治国模式。而习在2012年展开声势浩大的“打贪行动”也被认为是在模仿新加坡的廉洁政治，令外界有期待北京对新加坡的学习将不再止于经济，而是开始实施真切的政治改革。 不过，这种揣测很快被现实击沉。若要说习近平在上任前后对“新加坡模式”产生浓厚兴趣，倒不如说他想要寻找所谓的“第三条路”，构建有别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中国特色”的道路，实现他心中的“新威权主义”。在习和他的前任们，甚至许多拥护共产党的权贵、学者和官媒看来，“新加坡模式”的可贵并不在于儒家思想或“亚洲价值”，而是如何将一党专制与经济现代化成功结合，以确保：第一，继续吸引外资，在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上探索和效仿新加坡的国家资本主义，保持党对经济的控制；第二，在一的基础上，确保、永续一党对政治的绝对控制。 可惜的是，中国对新加坡模式的误读，让他们只关注威权政体的顶层设计，而看不到两国在政治体制上的根本差异。李光耀虽是独裁者，但新加坡仍是民主和威权体制的混合体。事实上，它与民主的距离远远小于它与专制的距离，更何况新加坡在取得经济成功之后，正在逐步走向政治民主化。 中国想要套用“新加坡模式”是缘木求鱼 自1965年建国起，新加坡就是民主共和国，实行多党制、普选制。作为权力重心的国会，其绝大多数成员由一人一票的选举产生；国会并非“橡皮图章”。 一党独大、多党并存，是新加坡政党体系的基本征。李光耀虽严厉打压反对派的生存空间，但建国后多使用法律手段而非直接暴力。新加坡执政党对待反对党采取限制而非消灭的态度。反对党绝非要仰人鼻息、依赖执政党生存的“卫星政党”。反对党的资金来自党员和支持者的贡献，反对党的政治活动、竞选活动，也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像某些专制国家的独立候选人，会受到政府强力部门和黑社会的骚扰威胁。 除了无法在政治上做到与新加坡同等的多党竞争和议会政治，坚持“党管一切”的中国在经济上也保证不了以市场为主导的自由经济，在公共福利上实现不了资源再分配后全民获利的房屋和医疗政策，更别提建立独立的司法系统了；光是权力交接透明化这一点，中南海历届领导人至今仍未做到。只能说，新加坡最低限度的有限民主已经是中国不可企及的天花板。 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非单靠李光耀的设计，前宗主国英国留下的法律体系是新加坡司法独立的基础。国内包含英语、汉语和马来语的多语种语境，是新加坡展开国际经贸往来的前提。李光耀治下菁英政治之所以能发挥成效，也是因为“小国寡民”的独特地理环境为城邦政治的成功提供了可能性。 在被中共误读的“新加坡模式”里，星国的一切成就仿佛都是在一党专政和不走西方民主道路的方针下达成的；这一既没有政治开明和竞争，而又廉洁高效富有的新加坡显然只存在于臆想中。而崇尚“新加坡模式”的中共官员在改革开放后多次考察新加坡、借镜新加坡，却只关注如何永续执政党的地位，无异于只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 更何况，在习近平的“中国梦”设想下，国家追求的是霸权，是复兴，而新加坡由始至终追求的是独立和自给自足，从“梦”的体量上来讲，让中国套用“新加坡模式”只能是缘木求鱼。 香港跌倒，星国吃饱？ 习近平任期进入第三任之际，今日的中国官员和学者再也不会跟风学习曾被领袖“爱过”的“新加坡模式”，而12年前中外媒体对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将带领国家走民主转型道路的揣测和讨论，如今看来更像是徒劳的幻想。毕竟，坚持为国为民的行善的独裁者可遇而不可求；更多时候，独裁者就只是想继续做独裁者而已，正如奥威尔所说：“权力不是手段，权力就是目的”。 当年曾被誉为“双城记”之一的香港已在2019年为世界上了这一课。作为英国前殖民地，香港与新加坡相似的地方太多了，独立的司法体系、强大的人才优势和贯通中西的交通枢纽位置，以及双方有限的民主制度（有人说新加坡是有民主无自由，而香港是有自由无民主），令这两个城市注定是竞争关系。 97年主权移交后，香港背靠大陆，成为中国和海外资金的中转站，继续保持着惊人的经济增长。然而，在经济上仰赖中国大陆也意味着在政治上难以抵御“阿爷”的入侵。对于秉持“底线思维”的北京来说，“受限”的民主也是不受控的，因此历年的特首选举中，香港的“鸟笼民主”不断被换到更小的鸟笼里，直至这只“金丝雀”被杀死。 专攻香港问题的中国“红三代”KOL“兔主席”曾在反送中运动时期提议北京用“新加坡模式”管理香港，基于上文的讨论，这同样是臆想下的自言自语。北京无法忍受“有限民主”，不论是“一国两制”还是“新加坡模式”，选择了终结香港“一国两制”的他们同样会放弃“新加坡模式”。 对于李显龙和新加坡来说，香港的“蒙难”可谓天降大礼。近两年，新加坡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高速成长令人侧目。星国大举吸纳中国和海外的资金、企业和人才，取代香港的金融窗口角色，香港转口贸易运输中心的地位也被新加坡取代。美中贸易战带来对中国企业的地缘政治风险，推高了新加坡的营运中心地位。光是2022年，就有逾500家中国企业将总部迁往新加坡，超过一半的亚洲家族办公室聚集在新加坡，显示新加坡取代香港，成为区域内资金、企业对外的跳板。 因此，星国传媒自然有底气将香港冠名“赶客之都”。尽管香港政府不间断地高唱着“香港回来了”，但外界似乎并不买单。仅仅五年，这两个曾并驾齐驱的城市渐行渐远。待五月李显龙正式交棒，中国与新加坡的政治发展亦是背道而驰了，沿着政治民主化道路缓慢前进的新加坡，终有一天会把“新加坡模式”这个名词抛在脑后，使其变为“时代的眼泪”。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