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到外国人说日本人很有礼貌。每次听到那句，我都心中觉得很尴尬，因为在我看来，日本人其实根本没有礼貌到让外国人夸奖的地步。下面，我们拿最近在台湾成了社会新闻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博爱座”的例子谈起吧。 我所生活的日本首都东京，至少从1990年代起，十次中有八九次，老人家上车来都不会有人主动起身让座位。我的同乡东京人，不仅对老人家不关心，对其他弱者如孕妇、小孩子也一样不关心。我在19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前后两次生产孩子。那段时间里，在东京上电车外出，连一次都没有人主动给我或在我怀抱里的娃娃让座位。一开始，我尽量去“优先席”附近站着，以便看看有没有空位子，有没有人愿意让位给我们，但是始终没有人抬起头来看附近有没有人需要座位的。而坐在“优先席”的他们，至少看样子，往往就是不属于妇孺老幼之列。 怀孕时候身体常不适，我几次都好担心万一在外出时候发生异常情况而导致了流产该怎么办。糟糕的是，对孕妇冷漠的却不仅是东京电车上的陌生通勤客，连一辈子居住东京的亲人也是一样的。我就是实在受不了听亲生母亲用东京腔说“怀孕又不是什么病”，言下之意是千万不要期待别人对你特别关怀，所以我怀孕期间也要离她远远的。记得当时我深感，在东京生孩子真是令人彻底孤独的经验。上世纪70年代的时代曲《东京沙漠》标题起得太恰当了。 于是我认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给妇孺老幼让座，主要出于对别人自然而然涌上来的关怀。那种温暖的感情，通过个人修养，以礼貌的形式表现出来，就会起身并让座了。但是在高度都市化的东京，大家感到的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尤其在经常特别拥挤到生不如死的通勤电车上，大多数人需要一心盯着手机或闭着眼睛，把自己跟周围环境彻底隔离起来，才能感觉到身体与精神的安全。 所以同样在日本，我旅行去大阪、冲绳等地方，遇到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的。在电车、巴士上或者商店、食肆里，总是马上会出现无比热情的当地欧巴桑们，主动替孕妇、小朋友找位子坐。她们万一找不到位子的话，甚至会下令让坐着的人站起来的。可见她们的权力大得很呢。 日本俚语中有个名称叫“大阪的欧巴酱”，指的就是那种为人热情、声音很大、口袋里一定有糖果随时都可以送给人的中老年女性。有意思的是，由东京主流或者说精英层男性们看来，“大阪的欧巴酱”是旁若无人、不礼貌至极的土包子。可见依东京主流的观点来看，紧紧闭着眼睛和嘴巴，保持沈默到差一点儿就会窒息的地步才是绅士该有的态度。礼貌和让座，在东京，互相根本不沾边！ 从好客到“暴走”：正在变化的人际关系？ 我的两个孩子前后生下来了以后，第一次被家族亲戚以外的陌生人抱起来，都是在国外旅行时候突如其来的事情。当年举家去台湾、北京等华语圈各地，当地普通人对待小朋友的态度跟在日本是非常不一样的。在日本尤其在东京，随便碰触人家的娃娃是大忌讳，不仅不礼貌，已在危险区域了，搞不好真会被报警的。然而，到台湾东部旅行去，在礁溪温泉的烤肉店里也好，或者在台东街边的饺子店里也好，老板一发现客人中有日本小朋友，马上抱上他们来，从店里到店外游行一圈，给常客邻居们介绍介绍来自日本的小宾客，还会免费给一根冰棒。我家的一儿一女直到20多年后的今天，对台湾的印象还是好到一百分。 曾几何时在北京的公交车上，有老人家走上来，属于晚辈的人们就自动起身让座位不在话下，有孩子上车也都会争先恐后地站起来让座的。那是中国政府还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时期，北京人看到我两只手都牵着孩子，都要异口同声地问道：都是你的？然后竖起大拇指来。中国文化对妇孺老小的关怀，其实从日常的语言运用中都看得出来。把娃娃称为贵重的宝宝。小男孩被店员哥哥们热情地称为弟弟，小女孩则是妹妹了。大家都用称呼亲人的名词儿来叫外人，让外来游客觉得非常亲切。 如今回顾起来，那梦幻一般的千禧年代，转眼之间整整20年过去了。最近听说在台北的捷运上，老先生要求年轻女子站起来让座，遭到拒绝以后，骂人并拿起拐杖来对女孩子动粗的样子，被拍摄下来上了社交网。听到这则新闻，我的第一反应是：呜呼，台湾社会变了，过去那种四海皆街坊一般亲昵的感觉显然已经消失，世界变成了大家为了争取生存而要互相战斗的荒野。 越来越多核心小家庭或者单身没孩子的生活，本身并没有好也没有坏，但是毫无疑问，逐渐影响到人们在社会上的所作所为了。日常的家庭生活中，不常跟祖父母一辈相处来往的年轻人，在电车上遇到了别人家的老人也不懂得如何对应。另一方面，在老年人当中，过着孤独生活的人占得比率直线上升。他们一有不高兴的事情就会发火，也就是成为日文所说的“暴走老人”了。在以前社会可能会互称爷爷、小妹的两个人，如今却是地下铁铁牢中彼此怒视的两只老虎了。 看华文媒体报导，台湾官方面对这次的事件，提出把“博爱座”的名称改为跟日本一样的“优先席”。其实在日本，1973年最早出现这个名词的时候，用的名称曾是从英文借来的“Silver Seats”（银发座位），到了1997年才改名为“优先席”，以便让全体妇孺老幼族群都光明正大地享受到优先坐下的权利。 “优先席”这个名称，到底比“博爱座”更好吗？很难说。不过，也许“优先席”给人以更客观、中立、抽象的感觉，叫21世纪的人们觉得相比“博爱座”的主观、偏向、具体容易接受。现在，我们活在少子高龄化的时代，社会结构已经跟四世同堂的上世纪彻底不同了，而社会结构的变化一定要带来社会文化的变化，于是需要采取改名等办法来调整人们的思考方式以及生活习惯吧。 近几年在日本的电车、站台上，经常看到有些人从书包带子挂上红色底上白色十字的塑胶牌子，表示持有人患着某种病或有残疾。那个象形符号叫做“ヘルプマーク（Help Mark）”，是从2012年起，由东京都交通局派发，告诉其他乘客们需要多点关注这标记的持有者，并希望主动让座给他们的。另外也有画了母亲抱着娃娃花样的孕妇标记（マタニティーマーク、Maternity Mark)，则是日本中央政府2006年起推广，要让世人多多关怀孕妇的。两种牌子都默默地告诉公共交通工具的乘客们：有些弱者就在你身边，他们的困难也许不容易看得出来，但是如果你注意到这符号的话，那么请你多多关怀他们啦，拜托。 日本人是非语言化的民族，对多数日本人来说，用象形符号（pictogram)来表达意思比用语言来说明，感觉上容易很多的。然而，华人文化就不一样，彼此的沟通，非得通过语言交流才能达成的。你有事情要说，为什么不直接开口讲，反而通过从书包挂下的小小塑胶牌子来替你说话呢？ 日文的“共感”与华语的“同理心” 我注意到台湾近几年流行“同理心”一词。那其实就是英文“empathy”翻译过来的中文词，跟日语的“共感”本该有相同的意思。不过，“同理心”与“共感”还是有不一样之处。“同理心”排除了主观、偏向、具体的“感”字，而用起理性、中立、客观的“理”字来了。我估计，这跟台湾社会进行各方面的多元化有密切的关系。 在一个社会迅速地推广多元化的情况下，你即使没有“共感”，也非得接受不可的事情肯定很多了。于是需要强调并动员“同理心”来的吧。你理性地将自己设于别人家的立场上，想想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想想会导致什么样的变化？作为词典里单单有“共感”的日本人，我满羡慕有“同理心”一词儿能用上的中文世界居民。有了它，展开理性讨论应该容易得多吧？ 可是，最近在台北捷运上发生的事件，以及其所引来的香港和新加坡等地方的最近情况，起了叫我梦醒的作用。那个场面，看来跟“同理心”毫无关系，也跟“共感”沾不上边儿。当然，和礼貌完全不相干。难道今天我们无论在哪儿都身处沙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