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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塑当下,形塑艺术:不断进化的中国电影审查制度

本文访问近十位电影业从业人员,他们分别位处不同岗位,亲身参与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他们将讨论自己如何看待审查,审查又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
撰文 | Mango
02/22/2022
本文共5879字,阅读时间约8分钟

在中国的流媒体平台上,一些经典影视作品的删改近日引起不少讨论。美剧《老友记》的里Ross前妻Carol是同性恋,而其表明其为同性恋的线索被尽数删去,电影《搏击俱乐部》被修改成了正能量结局……这让袁子很愤怒:“这是非常魔幻和不可想象的事情。”

《老友记》的里Ross前妻Carol是同性恋,而其表明其为同性恋的线索被尽数删去(来源:《老友记》截图)
《老友记》的里Ross前妻Carol是同性恋,而其表明其为同性恋的线索被尽数删去(来源:《老友记》截图)

 

从电影媒体行业进入视频网站工作,现在成为全职电影评论人的袁子,在电影行业工作已有十多年的经验。观察市场的变化,他只觉得越来越悲哀。“中国电影和中国的互联网时代齐头并进一起在发展,我们今天终于迎来了一个正版时代。但这是件好事么,我们这些从盗版时代来的人,反而有幸经历了那些完整的好电影的洗礼,现在的年轻人,就只能看被审查和删减过的电影么?”

 

从影迷们意识到《搏击具乐部》被修改结局开始,再到发现台湾导演杨德昌作品《海滩的一天》被删减三分之二,《老友记》的LGBTQ元素被删、地球仪被打马赛克,再到韩国电影《请回答1988》的翻译欺诈问题……最让人感觉荒谬的是,这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我们不知道在多少视频平台有多少阉割品存在,也不知掉我们自己看过哪些的哪些电影是被阉割过的。

 

在中国,谈“审查”似乎已是陈词滥调。但一个一直存在、不可忽略的议题是,在这个中国电影高歌猛进的时代里,电影影审查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随着电影产业的扩大,流媒体平台兴起,电影行业有变得更好、更多元、更包容吗?
本文访问近十位电影业从业人员,他们分别位处不同岗位,亲身参与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他们将讨论自己如何看待审查,审查又是如何影响他们的工作。

1999年电影《搏击具乐部》(来源:《搏击具乐部》截图)
1999年电影《搏击具乐部》(来源:《搏击具乐部》截图)

 

审查现在时

如果可以把过去被审查掣肘的中国电影形容为“戴着镣铐起舞”,那么现在也许可以判定,审查早已经先发制人,形塑了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
2017年3月1日,《中国电影产业促进法》颁布,这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立法,它取代了之前的《中国电影管理促进条例》。二者的区别在于,“条例”的本质是无授权即禁止,而“法律”的本质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电影法的设定,理论上意味着法律没有规定的,都可以拍。


 《电影法》 的第17条了规定了具体的电影审核办法,但关于如何取得电影公映许可证,里面只有一句话:“国务院电影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法制定完善电影审查的具体标准和程序,并向社会公布。制定完善电影审查的具体标准应当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并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而第16条列明的电影不可以拍摄的东西也非常简单粗浅。

 

第十六条 电影不得含有下列内容:

  • (一)违反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煽动抗拒或者破坏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实施;
  • (二)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泄露国家秘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尊严、荣誉和利益,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 (三)诋毁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侵害民族风俗习惯,歪曲民族历史或者民族历史人物,伤害民族感情,破坏民族团结;
  • (四)煽动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迷信;
  • (五)危害社会公德,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宣扬淫秽、赌博、吸毒,渲染暴力、恐怖,教唆犯罪或者传授犯罪方法;
  • (六)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者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 (七)侮辱、诽谤他人或者散布他人隐私,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 (八)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

 

在袁子看来,《中国电影产业法》并没有像从业者想象的那样,为电影产业做出清晰的指引,它的出现可能只是意味着,体制开始重视起电影了,对电影规管的力度会进一步加大。


紧接着到2018 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原电影业的主责机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被撤销,改由中宣部下属的国家电影局接管,以“更好发挥电影在宣传思想和文化娱乐方面的特殊重要作用”。

中國製造
作为《十四五规划》的一部分,中国的目标之一是“中国制造2025”(来源:中国政府网)

 

而2021年,《十四五规划》又具体提出了:在“十四五”期间,每年重点推出10部左右叫好又叫座的电影精品力作,每年票房过亿元国产影片达到50部左右;同时,市场规模稳居世界前列、国产影片年度票房占比保持在55%以上;到2025年,银幕总数超过10万块。


电影行业在这里上升为电影事业,而我们后来眼见的票房和银幕数增长都被写在十四五计划里,电影无疑成为了重要的宣传物料,“拍电影”、“看电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任务。

 

曾在视频网站审查部门工作的林清认为,这个过程,是中宣部制定整体的宣传策略,策略涉及到相关部门,相关部门就按照精神和要领,去制定自己的这种实行办法。林清每3到5个月要经接受一次审查培训。培训会系统指出什么不能播,什么要删改,就每一个微小的细节告诉他,什么是正能量,什么是负能量。“它要从大的战略意义上,保证一段时期的政治任务。”林清说,去年建党百年期间,他更频繁地接受了审查培训,在他看来,那段培训的目的首先是要保证建党百年庆祝活动的网络安全,其次就是要完整地服务于整个国内的媒体信息布局。

广西的一个村庄里的人民观看现场直播,庆祝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仪式
广西的一个村庄里的人民观看现场直播,庆祝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仪式(图:AFP)

 

2021年7月正式建党百年,2020年12月份就开始宣传预热,提前大半年就营造氛围。林清说,2020年12月份的主题是展示十三五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方面的成就。如果现在去查2020年12月份到2021年3月份,《共青团中央》或者《人民日报》这类媒体的新闻报道,会发现它们的重点报道都关于乡村振兴。而从3月份到6月份,媒体的主流的政治导向可能变成民生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然后变成依法治国、党史学习……每个阶段的主题都是铺陈好的,中宣部会层层传达。“你在主流媒体上能看到的,大到电影、电视剧,小到新媒体平台上的的每一条新闻,都要跟国家的战略保持一致”。

 

《长津湖》
《长津湖》电影海报(网络图片)

 

很多广为人知“主旋律商业电影”和“献礼片”也是中宣部战略布局的一个部分。从事电影发行工作超过十年的尹子真表示,这些作品,通常是中宣部下达指令,由地方电影国企牵头发起一些导向性的电影项目,然后跟其他电影公司联合制作。他透露,凭借《长津湖》、《湄公河行动》成为主旋律电影抗旗者的博纳影业,和中影关系匪浅,博纳能拥有的今天的资源和声望,不可谓与这层关系无关。

《湄公河行动》
《湄公河行动》电影海报(网络图片)

 

电影评论人宋歌观察到,对于现在中国电影从业者来说,拍电影与其说是创作,不如说是如何完成上边下达的任务,写好一篇命题作文。《我和我的祖国》系列如是。他又以今年春节档文牧野的《奇迹·笨小孩》为例,指出电影其中一张正式海报是以三座不同时代的最高建筑为主角,这恰好点了题,“深圳”才是故事的主角,奇迹的创造者不是人,而是改革开放所确立的深圳奇迹和中国奇迹。

《奇迹·笨小孩》
《奇迹·笨小孩》电影海报(网络图片)

 

袁子认为,在这种情形下,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完全不是市场规律主导,首先在电影类型方面,中宣部就已画地为牢,框定了电影类型。

 

“中国是没有恐怖片的。”袁子说。荒诞、讽刺的,惊悚、恐怖是通过率最低的题材,这是业界的潜规则,跟鬼有关的电影更明令禁止。政治、军事、司法、反腐、公安、民族等类题材比较敏感,但这是自由裁量权最大的一个题材,审查主要考量电影的政治核心理念价值观。


中国电影市场最常见的,也就是最容易过审的是喜剧、都市、爱情、历史、传记等,通过率一般在60%到80%。


小康脱贫、党史改革开放史,扫黑除恶,或者体育拼搏,职场奋斗类的红色题材通过率通常是百分之百。所以在市场中,除了“头部”、“爆款”主旋律类型片,还有一大批“应试作文”类影视作品,比如去年突然冒出的一系列影视剧:《扫黑风暴》、《扫黑决战》、《扫黑英雄》等,宣传意味昭然若揭,这不只是影视从业者的生存之道。

《扫黑风暴》
《扫黑风暴》宣传海报(来源:腾讯视频)

 

另外一个趋势是,目前的审查不只限于影视作品开发和放映阶段,审查同时要介入电影宣传。经历了撤档风波的《少年的你》,在上映前的三四天才获得放映供应许可证。尹子真说,当时在来不及快递电影拷贝的情况下,片方只能靠发行方人肉坐飞机去各地影院送拷贝,而《少年的你》还被要求不能大规模宣传,不能做路演点映。所以电影前期几乎是0宣传,后期靠演员打开了口碑和市场。

《少年的你》
《少年的你》宣传海报(网络图片)

 

翻拍韩国电影曾经是一个风向。韩国电影翻拍作品中,不乏2015年《重返二十岁》这样的佳作。但在2016年的萨德导弹危机之后,我们还是能看到翻拍自韩国电影的中国电影,比如2019年的《小小的愿望》和今年的《门锁》,“但这些电影不能再在宣传中提及翻拍自韩国片”。

 

在视频网站做宣发工作的于梦,要面对更精细化的宣传审查,她说监管部门会详细规定哪些电影不能出现在首页首屏,比如涉及暴力色情或者封建迷信的内容,用户是无法在首页精选页面看到推荐的,“你只能往下滑,到第二屏或第三屏才能到看到这些电影。”

如果可以把过去被审查掣肘的中国电影形容为“戴着镣铐起舞”,那么现在也许可以判定,审查早已经先发制人,形塑了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

审查其实就是自我审查

如果一部国产电影要在国内的电影院公映,首先要经过剧本备案立项,拍摄完成之后再送审,内容审通过之后就理论上就已经拿到了“龙标”——就是所谓的电影公映许可证,最后通过技术审核环节,拿到纸质版的公映许可证,才可以上映。尹子真说,过去技术审核环节通常是走个形式,“最快你上午内容审核通过,下午就能过技术审,拿到纸质版的证件”,但随着《一秒钟》、《八佰》这些出现“技术原因”未能如期上映的电影越来越多,审查变得越来越难估量。

“龙标”(电影公映许可证)
“龙标”(电影公映许可证)

 

中宣部接管电影业务之后,整个组织架构发生变化,电影从业者也在适应新的制度。制片人魏薇透露,中宣部刚刚接手电影审查的时候,业内也有考量,认为中宣部的级别更高,制约相对少,决策上可能会果断一点。但她离开上一家公司已经超过一年,她曾参与主控的电影既没有拿到龙标也没有收到修改意见。魏薇说,“之前还能跟广电的人说上话,问一问。现在只能等……”

 

网络电影和电视剧的审查权目前还是归属于广电,2014 年原广电总局曾出台措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试行国产电影属地审查的通知》,这条规定列明,在网大和电视剧的范畴里,除“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的影交给中央审核,其余的电影审查工作则归属于地方主管机关。

 

但是这更增加了审查的不确定性,“可能这个片子在广东能过审,在北京就是过不了。”《电影法》的规定写明审查必须组织专家评审,各省市一级政府广电总局会招揽一些专家评审,但是因为国内电影资源基本只集中在北京上海,很难说他们的艺术欣赏能力可以去完成电影审查工作。袁子说,“总体上,中国电影都是靠‘人’在审查,电影会被交给哪些人审查, 只能看运气。”

 

如果把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和美国的分级制度做一个简单的对比,美国电影分级制度是指好莱坞通过第三方机构美国电影协会(MPAA)制订并执行的电影业自律制度,MPAA从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订立五个级别G、PG、PG-13、R、NC-17。这个制度成熟而且可执行的地方在于,它会有一个精细的量化标准,甚至血浆的浓度、脏话的数量都会被划归在分级的细则中。但这个中国电影分级里是没有的,中国电影没有标准,它只有一个尺度,“尺度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大的,而这个权力最后还是掌握在人手里。”袁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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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电影协会(MPAA)的G级别(网络图片)

 
从事网络电影编剧工作的京京所在的制作公司有自己的政审部门。这也是行业的趋势,在送审之前先自我审查,同时政审部门的主管也必须积极了解和传达审查部门的最新指令,以培养创作者们对审查的“敏感”。京京说,可能之前不能写高中生恋爱,现在不能把国家公职人员做偶像化处理……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都要内化在自己的创作里。但即便如此,还是“防不胜防”,京京说自己和公司都觉得伟光正的东西,常常会被莫名其妙打回来重写。京京在剧本里写男生帮女生买卫生巾的情节,被审查部门认为太过低俗;写男生壁咚女生,被认为不尊重女性;写一个女孩喜欢塔罗占卜,被批宣扬封建迷信——京京说,不同的审查者会就个人喜好给出审查意见,但你不能提出异议。


具体到审查意见这一项,审查部门是不会白纸黑字的写出来的,通常需要片方自己去沟通和记录。尹子真说,很多情况下,只有血腥、暴力、情色镜头会给出明确的删改指示,内容和情节上有他们认为不妥的地方,可能不会直接说,而是问你,你觉得哪不合适,你自己好好想想 ——最后还是要演变成自我审查。

 

领导说了算

曾从事电影宣发的张宁觉得避开房间里的大象谈审查根本不现实,他认为,中国的电影审查还是中国式官僚体制中的一环。

 

张宁解释:“以前跟一些北京那负责审片的老师有联系,他们本身不是成名成家的大导演、大编剧,但他们也知道自己的局限性,对那些比他们更有风格、表达比他们更前卫的电影他们可能‘审’不了,所以也希望尽量给这些电影一点空间。但是在审查小组里,一群人看片,最后还是要以领导为主,领导说有问题,他们也没有话语权。”

 

整个电影审查制度,都是同样的情况——“领导说了算”

 

《红海行动》
《红海行动》宣传海报(网络图片)

 

业内人士表示,近年来热门的主旋律影视剧背后都各有势力,《红海行动》是海军在支持,《人民的名义》背后是最高检……《红海行动》曾因为过多的暴力场景,在香港的分级为“三级”;而《人民的名义》中没有一个正面的警察形象,那么这些影视作品为什么能过审?他们是如何通过审查的?可以想见这背后的权力角力。

《人民的名义》
《人民的名义》宣传海报(网络图片)

 

《战狼2》也是在上映前一个月才拿到龙标。迟迟未获得的龙标的原因,业内有未经证实的传言指,是吴京为了制造“最后一秒的救援”的悬念,导致片中的海军姗姗来迟,海军方面认为这是对海军的污名化处理,才迟迟未能过审。审查的权力似乎既不掌握在广电,也不掌握在中宣部手里,因为所有规则随时都可以被更高级的权力僭越。

《战狼2》
《战狼2》宣传海报(网络图片)

 

不只是监管的各方存在权力角力,片方和监管方也可能被牵扯在这种关系里。博纳在主旋律市场里赚得盆满钵满,除了财大气粗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成了主旋律代言人,审查方不会也不敢为难他们——“就跟我们现在的体制一样,只要上级说了ok下级是没有什么话可说的”。张宁说。电影从业者们甚至也在利用这一点,张宁指出很多片子会主动把中影的名字加在出品方里,可能实际上中影并没有实际“做事”,但这样做只是为了“过审”


而在更大的电影市场里,这种机制让市场变得动荡不安。当被问及中国电影产业会走向何处,电影从业者们又该何去何从的时候,大家都很迷茫。

 

张宁过去在一家主力做印度电影的出品公司工作,他们曾全权代理演员阿米尔·汗的作品在中国的电影发行。《摔交吧,爸爸》之后,买下了《地球上的星星》的改编权,准备邀请黄渤主演,但是片子还没拍。随着2020 年中印关系恶化,这家公司倒闭了,他失去了工作。尹子真所在的公司也2018年的税务风波后结业,他上次参与发行的电影一直没有得到审查部门的回应,他没有拿到钱。尹子真入行十年,已经辗转在五六家公司工作过,他目前属于无业状态。


袁子说只要电影还在,他愿意继续努力。“电影是非常美好的,哪怕去电影院看《战狼》也好,或者看《红海行动》也好,我们总是最先享受的电影最好的那一面。你出了电影院之后,你才会考虑现在,考虑到它是如何被审查的,考虑到会带给年轻人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作为一个电影从业人员的时候,我能尽力的部分,也就是电影最美好的那一部分。”

 

(本文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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