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陈冠中在经济起飞、政治社会进步的年代长了一对翅膀，顺着流金的潮流在中、港、台三地追逐事业。 “我这一代人是十分幸运的，赶上了时代。没有经历过战争和父辈的流离失所。”陈冠中多次的迁移，是自主且自由的，也是出于一种想去见识世界的欲望。现在，陈冠中已活到人生第71个年头，转换过事业上不同的跑道，也见证世界换了好几个样子。 访问当天，他提着装有三瓶酒的黑色塑胶袋走进台北双城街的文青咖啡室。 “以前这里都是美军酒吧。”台北的巷弄里，留有陈冠中青年时代的记忆，但这次他在台只逗留数天。他笑言，此行以工作为主，因为文集《又一个时代》即将出版，要处理不少前期工作，不敢通知朋友，怕来不及叙旧，就要回北京去。 流金的年代：他创办了杂志，也踏入了电影行业 陈冠中1952年在上海出生，4岁随母亲和姊姊来港。懵懂之际，他就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迁移。他最早关于迁移的记忆，是在广州火车站的一张露天长椅。坐上往香港的火车前，他就在长椅上度过了一个晚上。小学时候，他入读德信小学，中学考入了九龙华仁书院。那时香港只有两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大学，入学竞争很大。中七预科后，陈冠中成功入读香港大学，成为香港的少数精英。 他是1974年毕业的。 70年代，外资银行纷纷到香港成立总公司，“商界”渐渐形成，成为了大学毕业生在公务员和老师之外的另一种出路，陈冠中在社会科学院的同学毕业后纷纷加入美国银行实习。然而，陈冠中对三个选项都没有兴趣，他毅然选择到美国波士顿进修新闻学。一年后，他回到香港，加入英文小报担任了记者九个月，就萌生了要办杂志的年头。 于是在1976年，他创办了香港《号外》杂志，并任总编辑。 办了杂志一阵子，他又改变发展航道，踏入电影行业。 70年代也是香港电影的转捩点。那时候，香港电影市场开始百花齐放，其中武侠和功夫电影是代表，李小龙等人参与的作品在国际打响名堂。踏入80年代，电视技术进步、经济前景不俗，“港产片”成为了华人文化的代表，杜琪峰、徐克、陈可辛、吴宇森、许鞍华等导演产出丰富题材的电影，被称为“香港新浪潮”，也获得了星马台等亚洲市场的青睐。 “那些年的机遇很多，毕业不担心找不到工作，而是工作找上你的，更重要的是，可以转工、可以转行。电影行业在扩充，很需要人，导演就叫我去写剧本。” 于是，1984年的时候，陈冠中完成了他的第一个剧本《等待黎明》，由德宝电影公司开拍，监制是洪金宝和岑建勋，演员有周润发、万梓良、叶童。未几，他又从编剧的工作转去做策划、监制岗位。 “之前写剧本只会和导演谈，不会叫你去片场，一直觉得入不了行，但做了策划后，前后很多人招呼你，当你是领导。做到这样我都觉得神奇，是奇迹，为何我会有机会做这些事情呢？” 从中国到台北，再到北京去写作 “当时一直都想留在香港，没想过要去其他地方。”90年代，中国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香港资本涌入中国大陆投资文化产业，例如流行音乐、有线电视和杂志刊物。于是，陈冠中自动请缨去开发大陆市场。1992年，他入股香港填词人刘卓辉创办的“大地唱片公司”，那也正是邓小平南巡的一年。唱片公司当时出品了不少民谣，其中一首是艾敬的《我的1997》，道出了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的连结。 什么时候有了香港 香港人又是怎么样 他可以来沈阳 我不能去香港 香港 香港 那个香港 小侯说应该出去闯一闯 香港 香港 怎么那么香 听说那是老崔的重要市场 让我去那花花世界吧 给我盖上大红章 “大陆需要资本，所以很愿意和香港人合作，香港有很大的优势。”他在中国大陆发展事业时，住在宽敞的公寓，有一个大客厅、一张大饭桌，也请了有餐馆工作经验的阿姨每晚到家里煮饭。陈冠中的家里常常打开大门，开了数支白兰地，就请朋友上来，“他们很兴奋，很多人来，上至中央级官员、到演员都有，例如葛优都有来过我家。就是这么有优势。”然而，中国大陆的人才在吸收了香港的技术、资本和知识之后，市场渐渐成熟起来，“需要香港人帮忙的时间很快就过去”，而陈冠中已搭过了时代的便车。 在对岸，1987年解严的台湾的于90年代初走入了民主化进程 。1994年，台北举行市长选举，是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后，首次进行的大型首长选举。 “因应华文世界的变化，发展到哪里就走到哪里。”那年，陈冠中去了台湾开发有线电视市场。 “社会自由了，有线电视就做时政评论，名嘴出来吵架，全部都成了受欢迎的电视节目。” 这次，陈冠中一去便是六年，亦深深爱上了台北这个地方，爱到写下了一篇〈现在让我们捧台北〉。就算是台北人读了，也未敢自诩台北的好，反问他：“我们的城市真的有这么好吗？ ”他就答：“台北是华文城市最宜居的城市。”陈冠中说：“台北实在太舒服，但还不是国际城市，一年入境人次只有百多万，香港已经上千万，变相在台北感觉很安静，世界都忘记了这个地方。”惬意的台北让陈冠中的岁月静好，但当时世界的焦点正落在中国。“咦，我发现那场大戏在中国，是否每天都要在台北叹世界呢？是否要每天舒服地喝咖啡呢？” 他不想错过“中国崛起”这场精彩绝伦的大戏。这场大戏，从1990年代一直演到2000年代末，部分人的中国真的富了起来。此时，50多岁的陈冠中不再追逐事业的成就，于是移居到北京，立志专心执笔写作。 屈指一算，这次已是陈冠中第四次迁居。“上一代做不到，飞机、长途电话都很贵，很难维系到根，但科技进步，我们和下一代其实都能够兼顾到。要我守住一个地方，我不满足；要经常飞来飞去，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我也很不满足。”即使后来陈冠中背上长了一双翅膀到处飞，但他的“根”依然扎根在香港。“我完全没有想过‘根’在上海，上海对我来说只是另一个城市。只有香港，我有很完整的时期在香港，所以去到哪里也不重要，香港是我的乡。” 从“香港三部曲”到“中国三部曲” 陈冠中2000年在北京定居。早在第一部长篇小说《盛世》在2009年面世之前，他分别在1978年已经发表过《太阳膏的梦》 、1998年在台湾完成中篇《什么都没有发生》，而2003年就出版短篇《金发茶餐厅》。这三篇被整合为“香港三部曲”，作品从小人物的故事描绘了资本主义、消费物质主义、没有民族的情感包袱以及充满政治冷感的香港。在陈冠中看来，那飞黄腾达的外表里面，覆盖着一个空洞的文化废墟。 虽然陈冠中书写多年，但要从写作评论文章、短中篇小说，改而撰写长篇小说，过程也不是得心应手。“在北京前九年都挺焦虑的，从非虚构到长篇小说，付出的心血是多于写一篇文章。文章可以几天写完，但小说要一年，身体的承受力也不一样，每天都要坐在那边写。” 在出版《盛世》后，他在2013年受藏族政策的启发，写下了《裸命》，再隔两年，他又完成了《建丰二年──新中国乌有史》，被称为“中国三部曲”。这些作品，提到了鲜花着锦的中国盛世背后的谎言与欺骗、藏人自焚的控诉、架空历史框架下对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想像。这种虚实的交错是陈冠中的策略。“讲故事的小说的确也说不过现实，现实的事情如果是小说先写出来，读者也不相信，觉得是太离谱，很多作家也谈及过，例如很出名的科幻作家韩松都说过，现实比科幻还更科幻。” 半真半假情节与题材，激活了对于中国好坏参半的想像，但也触碰到中国当局的神经。这些书籍在中国大陆境内不能出版，成为了“禁书”。 “《盛世》因为可以在网上流传，所以就很多人看到，之后那数本，因为连名字也不能写，就真的没有什么人知道，是成功封锁到这地步。” 铁皮屋的大象：北京二十多年里的变化 “在大陆基本上登不了文章。我是看着中国建高楼，也看着他倒下。”在北京生活了23年，他见证过中国开放的日子，例如2000年后出现的《南方周末报》系、北京的《经济观察报》等媒体。 “这段时间从开始到结束就只有约十年。” 陈冠中用了一个比喻，或者就能概括北京在这二十多年里的变化。 “有一间铁皮屋里住了一只大笨象。起初，没有人能够忽视这大笨象，就连呼吸也很困难。后来，铁皮屋扩建，大笨象并没有变小，但相对地空间变大，让许多人能做想做的事情，而不用再理会大笨象。 “然而，近十年来大笨象变得更大，屋内空间再度变小。虽然尚未回到30年前的压迫状况，但许多人仍感到不安和不舒适。现在，有些人可以在其他空间活动，也有人选择帮助大笨象，但那些不帮忙的人的空间却很少。如果大笨象再变大一点、空间再变小一点，人们又会再次落入同样困境。大笨象正在慢慢膨胀。” 即使如此，他仍然选择留在北京。“在这么多控制之下，北京仍然是所有人集中的地方，铁皮屋的空间也可以自己去寻找。” 对他来说，在北京的生活并没有异常。“在家中写作、社交也没有问题，饭桌上也可以聊天。我也是经常做嘉宾的人，尤其是疫情期间都没有境外人，需要一个香港人做嘉宾，我可以去颁奖礼、参与研讨会。”静观社会变迁，他也做好了最坏打算。“例如如果上不到Google，看不到Gmail，一个那么小的原因，我或者都会离开北京。” 过去，陈冠中的小说和文集都靠香港的出版社出版。2020年，陈冠中在香港出版了小说《北京零公里》，写的都是北京不同时空、不同人物的历史。同年，《港区国安法》落实，随后有一些媒体被取缔、公民团体解散，香港的出版自由进一受遭到限制。 今年四月，他出版了文集《又一个时代》，收录十篇近年与政治、历史、经济、传媒相关的评论文章，题材包括中国当代艺术的关键字、中美世界大战的想像、记者要报导真相的寄语等。这次，他找了香港文化人在台湾成立的“2046出版社”出版。书在台湾制作，但会在香港和台湾的书籍市场售出。“我已经不想再在香港出书，因为有可能是出版不了。无谓明知道出不了，还是继续写。” 他也注意到阅读长文章的读者越来越少，可以刊登文章的媒体也越来越少，杂志的审查问题愈来愈严重，于是写作的冲动也因而减少。故此，他希望能集中撰写长篇的虚构和非虚构书籍，减少撰写在媒体上刊登的评论文章。“我不太想自我审查，到这个年纪，又不是为了什么利益，为何还要避开？ ” 历史并没有终结，面对年轻一代的失语 反反覆覆，陈冠中转换了好几个身分，时代的巨轮也转了几圈。曾经用来解释世界发展的理论，都成了历史交错下的短暂意外。 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曾经出版一本著作《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福山提出在苏联垮台和共产主义解体后，将会迎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动荡的二十世纪会否迎来一个历史的终结？民主社会和资本主义会否是人类最终的选择？书籍引起了争议和讨论，然而，后全球化的年代里，中美争霸、民主倒退又证明了这个假设最终并不成立，而陈冠中亦曾经跟着世界的大潮流，经历了一个乐观的时刻。“最近20年，我才认清这些框架都是有问题，也开始质疑自己的想法，不断重新组织、解释这个世界。 ” 俄乌战争、中美政治的对立、中国不会再走向开放、台湾面对的蓝绿之争等议题，陈冠中预示，即将会有一场“完美的风暴”又把世界卷进漩涡之中。他提出，科技进步快速、生态危机愈来愈严重、资本的后遗症等三个因素，正是这场风暴形成的养分。在抵抗这些压力的过程中，国家倾向保护自己，而大国之间的角力等等，一切都与地缘政治有关。 他形容，世界已经走向“失控”的状态，仿佛要改变也来不及，只能在悲观中以理智看待。 “你看，世界潮流好像在逆转一样。以前我们的世界总有做对了的地方，但现在哪里是好地方呢？我也不知道。” 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陈冠中有两个儿子，儿子也生了孩子，他成为了爷爷。作为一个爷爷，即使读过万卷书、走过万里路，然而面对年轻一代，他坦承自己已经失语。 “个人来说，我是不懂得如何教育下一代。我没有任何建议可以给予他们。但千万不要认为我们那一代比较厉害，不要认为年青那一代不行，我一点也不觉得是这回事，我碰到的年青人都很bright。” 有一代人或会顺着时代走，但也有另一代人会创造时代。也许，这些都是这场完美风暴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