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n, Jiyan, Azadi”（女性，生命，自由）这一句库尔德语，是过去60日里，伊朗人反复呐喊的口号。 伊朗22岁库尔德族女子阿米尼（Mahsa Amini）九月中被指违反“头巾令”被捕后猝死，对于伊朗执法部门来说，阿米尼来自少数族群，怎会料到她的死触发全国大规模示威，甚至有可能推动重大变革的发生。 在伊朗这样一个政教合一、神权至上的国家，长久以来，许多女性未曾放弃对女权和衣着自主权的追求、对压迫说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朗人权律师伊巴迪（Shirin Ebadi）是其中一人。头巾风波令伊朗女性权益再受国际社会注视，歪脑透过专访伊巴迪，盼探讨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女性在这43年来藏在头巾下的故事，以及这场示威浪潮背后，她们的抗争之路是如何迫成的。 伊斯兰革命之后，女性在生活上迎来的巨变 “这场示威活动在蔓延开来，不管政府怎样强硬打压，群众都没有打算停下来。我期盼伊朗人的诉求能够实现——一个民主和世俗的国家。”电脑视像萤幕的另一端，流亡伦敦的75岁伊朗律师伊巴迪说。她没戴头巾，留着一头整齐棕色短发。 翻查多年前的报道，伊巴迪也曾捲入拒戴头巾的风波。2003年，当伊巴迪踏上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台宣读得奖感言，她化了妆，穿了一身香槟色的裙子套装，但头上没有头巾，露出头发。不少人认为这是她为自由而战的无声呐喊，她当时受访说：“我希望伊朗女性可以自由（选择）戴或不戴头巾。”伊朗的强硬派随即警告伊巴迪，要为不戴头巾在国外公开露面、与男士握手的行为付上代价。 关于佩戴头巾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演变不断修改，伊斯兰革命前后，伊朗女性的服饰和发型大有不同。 巴列维王朝时代，父与子两代国王都推动妇女解放，西化程度相当高，在1925至1941年间统治伊朗的第一代国王Reza Shah Pahlavi进行一系列西化改革，革除旧风俗，于1936年颁布Kashf-e hijab禁令，禁止女性在公共场合穿戴面纱，包括头巾与罩衫（chador），并授权警察强行将其摘除，许多传统女性留家不敢出门。Mohammad Reza Pahlavi继其父成为巴列维王朝第二代国王后，继续推行现代化政策，在他统治期间（1941-1979年在位），女性还可以在外参与社交活动、上大学、在酒吧喝酒以及在全国选举中投票，但农村地区依然保守。 伊斯兰革命前的最后几年里，年轻人之间流行戴头巾，她们把头巾视为反对君主制和社会西化的表达方式。到了1979年，流亡多年的伊斯兰教士霍梅尼重归故土，发动伊斯兰革命推翻王权，建立了神权国度。 从那时开始，伊朗女性的生活发生巨变。 1983年，伊朗立法规定所有九岁以上的女性在公众场所需戴上覆盖头和颈的头巾，用头巾遮住头发，最初规定违者须处于最高74下鞭刑，后来以入狱和罚款取代鞭刑，而道德警察的出现，就是执行服装仪容规定。 说到近年情况，温和派总统鲁哈尼（Hassan Rouhani）在2013年上台后，作风开明，在他执政的八年任期内，戴头巾的执法相对宽松，不过强硬保守派的莱西（Ebrahim Raisi）在2021年大选胜出后，进一步收紧头巾令，道德警察经常出动，在街上监管或拘捕没戴好头巾的女性。今年8月，莱西签署更严格的《头巾与贞洁法》，订立额外罚则，任何女性一旦在网上发布不戴头巾的照片，可能会被剥夺半年至一年的社会权利。有关政策是利用人脸辨识技术，试图把不戴头巾进出公共场所的女子找出来。 伊巴迪告诉记者，自伊斯兰革命以来，女性公然抗命、反对戴头巾的声音一直存在，但过往她们得不到男性和政党的普遍支持。直到这一回头巾风波，阿米尼的遭遇在广大社会引起共鸣，令更多人意识到“这（头巾令）是一个多麽大的错误，人权侵犯的事例持续增加，加上国内贫穷、贪腐情况严峻，现在就连男性和政党也上街抗议。” 她是伊朗首批女法官之一，后来被迫流亡英国 示威一开始，民众要求当局对阿米尼的离奇死亡给出一个交代，官方最初声称阿米尼死于心脏病发，但目击者指她曾在警车内被殴，法医验尸报告认定她死于脑部缺氧引起的多重器官衰竭，可能与她八岁时接受脑瘤手术有关，而非头部、重要器官和四肢受到重击。死者家属驳斥官方调查结果，要求重查死因。 和许多示威者一样，伊巴迪拒绝接受伊朗官方说法。她公开说过，希望捐助阿米尼的家人渡过难关。身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伊朗人和穆斯林女性，伊巴迪为伊朗妇女和儿童权益奔走半生，为遭受暴力侵害的女性发声。 伊巴迪生于1947年，来自什叶派家庭，她出生后翌年，举家从历史古都哈马丹（Hamadan）搬到首都德黑兰，在当地接受教育。她毕业于德黑兰大学，取得法律系博士学位，是伊朗首批女法官之一，1975年担任德黑兰市法院院长。伊巴迪述说：“我的父亲是法律系教授，他同样是一位女权主义者，我从父母身上学会男女平等主义，因为我和我的兄弟并没有被差别对待，我的女权意识就在那时候萌生的。” 然而，1979年伊斯兰革命发生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当局下令开除女性法官，失去法官职位的她倾心写作，多花时间照顾两个女儿，她于1992年取得开业执照，重返法律界，展开人权律师的生涯。 除了争取妇女权益，她还协助起草反虐待儿童身体的法例，甚至为那些批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体制的异见人士辩护。在1988至1998这十年间，超过80名作家、翻译员、诗人和政治家被杀，伊朗出现了众多的失踪人口。即使伊巴迪发现自己的名字在伊朗政府的杀戮名单里，她仍继续手上的工作。 2003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颁发和平奖予伊巴迪，以表彰这位伊朗女性为民主和人权，特别是为妇女和儿童的权益所作出的努力。 她在获得国际殊荣后，持续收到死亡威胁，其家人亦成为攻击目标。她成立的人权捍卫者中心（Defenders of Human Rights Center），致力支援政治犯家属，但在2008年被伊朗当局搜查并强行关闭，当局以“欠缴税款”为名没收了她的资产和诺贝尔奖牌。 自2009年六月开始，她便被迫流亡英国。 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逃离不了的宗教束缚 伊巴迪忆述，在成长阶段父母给予她很大的自由度，没有禁止她做任何事情，但在日常生活中，还是有衣着的限制，尤其是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政权通过了一系列法律来限制女性的权利。 她举例说：“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离婚须由男方接受及批准，而且可以用任何藉口，女人则没有权利提出离婚；女性若没有丈夫的许可不得出境旅行；根据伊朗法律，女人的生命只值男人生命的一半，如果我和姐夫一起发生车祸，法院判给他的赔偿金会是我的两倍；在法庭上，两名女性证人相当于一名男性证人。” 女性就业是另一难题，伊巴迪指伊朗女性可以接受教育，不过国内的失业率很高，女性失业率往往是男性的三倍，原因是每当政府机构有职位招聘时，通常限定男性优先。 就着生活上所受到的压迫问题，记者访问过一些伊朗女性。25岁伊朗女生Donna在六年前移居英国，她在德黑兰出生和长大，从小就喜欢运动，会打篮球、跑步和练体操，随着慢慢长大，才意识到女性所受的限制那麽多：她不被允许在户外打篮球，即使交到男朋友，都不能名正言顺地在街上牵手。根据伊朗法律，公开牵手、接吻和拥抱均属违法行为，男女社交活动严格区分。Donna说：“我希望能亲吻我的男朋友，牵着他的手，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去爬山，一起吃饭。” 年约二十岁、化名Sepideh的伊朗女生则表示，她七岁开始要戴头巾和长度到膝盖的衬衫才能上学，她并不习惯这样穿搭，“在学校，老师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不是我们直系亲属的人看到我们的头发，我们就犯了罪。”从前走在街上，她总是担心会因为露出头发，或者衣服不够宽松、脚踝露太多而惹上麻烦，怕会遭到道德警察逮捕。 在伊朗，女性不能做的事还有很多，例如不得以歌手身分唱歌或发行唱片，也不准跳舞，Sepideh认为伊朗人若要改变自己的处境，唯一途径就是革命，“这正是女性正在做的事，她们已经受够了43年。” 种种迹象都反映出目前伊朗体制下两性的不平等，长久以来压抑在女性心里的烦恼与痛苦，迟迟未解决。 伊巴迪在一个访问中说过，伊朗女性若要改变现状，最大的障碍是宪法，因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是建立于歧视之上，“只要宪法得以维持，我们就永远无法在伊朗得到平等权利。”宪法规定，所有法律必须符合伊斯兰教法，并由12人组成的“宪法监护委员会”负责审查议会通过的决议和提案，否决他们认为是违反伊斯兰教义的立法，委员会其中六名宗教人士由最高领袖直接任命。 伊巴迪认为，在这样的体制内，社会出现不平等和歧视并不令人惊讶：“这就是为甚麽我们偶尔会看到，当一项拟议法例可让女性受益时，它不获宪法监护委员会通过，因为它不符合伊斯兰法律。因此，目前的宪法架构永远不会为平等和消除歧视留出空间。” 民众现在的诉求不再是反头巾，而是想推翻政权 如今，伊朗人求变的心在示威现场看得见。从反头巾到反政府，示威人潮中有女性示威者除下头巾挥舞，甚至剪发剃头，陆续有更多人加入队伍，他们不分性别、种族与宗派立场团结起来。 眼看头巾风波如雪球越滚越大，伊朗当局一度限制部分地区的通讯和互联网。儘管如此，伊巴迪表示人们还是找到方法突破网络封锁，大量关于示威的影片传遍世界各地，那一张张脸孔、一幕幕暴力执法的画面，让她心疼不已。 伊巴迪透露，她与身处伊朗的示威者有联络，从他们口中得知示威规模不断扩大，而当局使用武力或暴力执法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政府的安全部队一直守候在医院，医院迫满了受伤求医的示威者，安全部队叫停治疗并拘捕示威者。安全部队曾在医院的急症室使用催泪气体，因为院方不准他们带走示威者，结果（部分）医生加入示威。” 伊巴迪补充说，救护车也成了安全部队捉人的工具，警察又强行进入高中，逮捕抗议学生，“暴力程度非常高，当中还包括（执法部门）针对青少年的暴力行为。” 美国有线新闻网络（CNN）有进行相关报道。CNN引述一名医生透露，卧底警察经常进出他工作的医院急症室，专找受伤示威者，他尽最大努力隐瞒，很多时候只提供病人的假名，或者干脆拒绝帮忙。另有前线急救员向伊朗新闻网站IranWire证实，救护车已被“控制”，如果伤者情况不严重，送上救护车后，可能被转移到警局或革命卫队辖下民兵组织巴斯基（Basij）的基地；如果伤势严重到要住院，伤者则会送往由革命卫队或警队管辖的医院。 根据伊朗人权行动者新闻通讯社（HRANA）11月9日公布的数据，这场示威中至少有328人被安全部队杀害，其中包括50名儿童。数据显示，迄今有14,825人被捕。美国人权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上月指出，伊朗安全部队在全国多个城市非法使用过度或致命的武力来对付示威者，包括霰弹枪、突击步枪和手枪。另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有数十名安全部队人员死亡。 “一方面，看到年轻一代如此勇敢地对抗独裁者，我感到乐观和充满希望。另一方面，看到年轻人被逮捕或杀害，我非常难过。”伊巴迪如此说。 从2009年的绿色革命、2017年抗通胀、到2019年抗燃料价格上涨，不少分析认为，当前的示威与过往不同的是，这场由女性和Z世代主导的运动，蔓延到伊朗几乎每一个城市，像库姆（Qom）和马什哈德（Mashhad）这样传统和保守的城市，都出现了反政府示威，涵盖社会各阶层。伊巴迪提到伊朗的少数民族都参与其中，包括库尔德人、俾路支人、阿拉伯人等，“我唯一一次看到这麽团结地反政府，是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时候。” 示威持续近两个月，未见平息迹象，伊巴迪留意到示威者的诉求在扩大，更希望政府有一个彻底的改变：“民众的诉求不再是反头巾。阿米尼被杀是导火线，现在人们不想要伊斯兰共和国，想推翻政权。” 被问到会否担心示威在政府暴力镇压下血腥收场，伊巴迪称，当局对示威者的回应极其暴力，但她对国家的未来仍然感到乐观，深信当大多数人的诉求一致，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代价时，哪怕是入狱甚至死亡，他们终将会取得胜利。